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

        我不是谦虚，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张岳公（张群）他总骂我，说这首诗最没意思。

        如果我这一生重新来过？我九十岁了，还来什么？明年兴许就完蛋了。

        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了！

        现在我自个儿想我自个儿，可以说我失败。

        我年轻时候，做事完全凭我自己，我也没有跟人商量，有时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两次我是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还相当的信任，他是我的秘书长，这个人对我也很负责，我从来没跟谁计较过，全凭我自己。

        现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轻时就是骄傲了。怎么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郭松龄倒戈是个很难度过的事情；我父亲的死，是我最难度过的。这都是大事，内忧外患，我都给对付了，那我也度过了。后来跟中央的合作，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过了这些难关，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时候蒋先生差不多等于把北方势力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些个省，我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呀。

        所以，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骄傲了，我没跟人家考虑好了。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说句话，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

        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蒋先生是原谅我了，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到南京，我真是都准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还敢说这句话，当你面说，假如国家要用（得）着我，虽然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我不推辞！好事我不干，假设那个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今天虽然九十了，我还是想。可是为私人事情，我也不帮谁私人忙，也不帮谁，我就是过去，我也不是帮蒋先生忙，也不是帮谁私人的忙，我完全是问心无愧！

        西安事变的时候，（有人）说我放了蒋公是为了给蒋夫人一个生日礼物。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呐，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不讲。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西安这事，至死我不说出去的，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你问我，我不能不说。

        别人说“扩大会议”的时候，我是帮蒋先生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张，我认为他那么做是不对的。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

        所以呀，蒋先生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这样子吵的！

        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先生大骂我呀，我跟他这样吵呀，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后来也很安慰我几句。

        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最近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

        蒋先生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情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个派头。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时候，我也说这句话，我当时在西安，我也说过这个话，不晓得西安现在还有人在不在，不过最近死了一个人，还有我的处长都在那儿。我当时就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既然这样答应了。

        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当时我没跟他讲，现在我可以说，他后来也真是做到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意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我现在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我是跟周恩来见面了，我跟你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

        这个人，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你看周恩来说没？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周恩来了。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保证，那我们共产党呀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我们很希望这样，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我说我去说服。我自个太自骄了，我说我去说服蒋先生，我可能把他说服了，我负责任，我说我给你保证，如果你们这个条件是真的，都是这样，不变。他说好。

        我说这样子，我跟蒋先生去说说，我这方面我负责任，你那说的话可算话，大家说话说了算。那也许我上了他们的当也不一定，这话别这么讲，但是周恩来我们俩说得很确实，他说，如果你真能做到这，我们立刻执行计划。不过，他说，他要求两个条件：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还给我们留着，让我们的后方家眷在这儿待着；一个，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给消灭。这是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交给中央改编。我们当时订的是这样计划。

        那么后来等抗战时候，我跟蒋先生还请求带兵呢，蒋先生的秘书长跟我讲，他说那就是蒋先生怕你呀，你知道那是拿你当个灵芝啊，当个宝贝，这边拿着你，那边也拿着你，怕你跑到那边去。

        那个时候我们想这样，说好了，阎锡山、东北军、共产党都联合，三方面军队这么摆着，作战的时候这么摆着，我们绝对跟你，服从你指挥，跟你作战、合作，都说好了。

        我为什么跑到阎锡山那儿去呢？西安事变之前，那时候，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我就说中央呀——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出来我也不怕了，中央煳里煳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和戴（笠）先生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说你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务”不了了。

        阎锡山这个家伙是老谋深算的，他没有什么感情，讲什么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说，西安事变，阎锡山拍了一个电报寄给我，电报里面说叫我杀掉蒋介石。我没收过这种电报，我不知道，换句话说，我记得没这事，反正我没看到。

        我那个时候，你知道西安事变以后，那时候我忙得了不得，应付着各方面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好几天晚上没睡觉，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四面八方的。

        所以后来回到洛阳，我就倒头睡觉了，累得很，太困了。

        还有人说阎锡山扯我的后腿，我很生气，好像本来是大家相同的，后来又怪我不对。这事儿我不知道，那政治这个事是不一定的，他自个要留个地步，不能那么讲，明白吗？说这话是不懂这个政治。

        还有，我告诉你，我还晓得，什么事都得想揭穿了！

        钱大钧，好是好，但是他继续做我的参谋长，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则）这个话不能那么说。晏道刚也不是喜欢不喜欢，钱大钧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简单说，我那个参谋长，就是蒋先生派来的一个间谍一样，这个晏道刚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老实人，钱大钧比他油条。

        所以蒋先生对晏道刚很气，他（晏）并没事前发现我的事情，那事儿他没留心，他虽然在这儿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也没有那么注意，他没那么多心，就说，他是老实人么。

        那特务就净胡扯淡，正经事儿他也不知道。CC里做得更糟糕，后来他们那些个玩意儿我都看见了，胡说八道，根本没那回事情，他报告的事情都没有那回事情，那报告的什么玩意儿？根本花那个钱那真冤枉透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央就吃这亏吃大了，所以对各省都没好感，对哪个省都没好感的原因，就是他们（特务）在里头搞的，中央就信那套，其实人家并没那个事儿。

        我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东三省，我从来不干那些事，我做事儿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权给你。我向来这样做事。

        所以人啊，我这个基督徒，你怎么待人，人也怎么还你，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你用这法待人，人家开始不知道，慢慢知道了，嗯！人么，当然人家也是人。

        我现在九十岁，你记住我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做事情，我告诉你要紧的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错了，但是我会听。我对你们真心。

        张学思抗战的时候（一九三七年）到溪口去看我，他本来是黄埔的学生，是蒋先生的学生，黄埔十一期的。

        那次是这样，不是谈话，那时候我身边都有特务。那谈话也没谈正经事，他谈他是共产党。我看书，他说你不要看那些没用的书，那不是正经书。那个时候，他很厉害，他说明他是共产党，他在学校就是，就搞。所以我说，国民党过去是大失败，他们同学好多是共产党。他在军官学校的时候他就是共产党，他们叫unist Party）呀还是什么CY。

        他毕业的时候，本来我是把他推荐到胡宗南的军队，那么他是没去，他没去，就跑到东北军去了。他大概上东北军要搞什么，后来他在里头鼓捣得很厉害，东北军后来有好多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比如现在那个最厉害的吕正操、万毅。

        张学思后来被害死了，就说他是东北帮的首领，那时候就是这个“四人帮”说他是东北帮，就是因为这个。

        在我的兄弟之中，我最喜欢这个弟弟，你要知道，我从前说过这句话，我宁给好汉牵马坠瞪，我不给懒汉当祖宗。你懂我这句话？我这个弟弟有骨头，有骨气。我那二弟弟我骂他色大胆小。这个家伙真有骨气，我的弟弟之中他最有骨气。

        他不但是骂我，我那个三弟，就是他三哥，他俩是同母的，我的三弟在北戴河喜欢一个女人，是一个中国一半外国一半（的混血女人）。你说那个时候找外国人啊，我母亲就非常地气，我的第四个母亲，我父亲的第四个太太，生他们两个兄弟的，就拿鞭子打他，让他跪下，打我这三弟弟，大打一顿。我的四弟弟在那块儿看，等两人回去了，我三弟弟就哭，就骂我这四弟弟，说你没手足之情，妈妈那么打我，你就不说一句？你不讲情呵，你连一句话都没讲，那么打我呀，你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讲。他说我不讲话更好，怎么的呢？我要讲的话，我就让她再打你。

        这个骨气的家伙，本来我预备让他在海军、在东北做，他很喜欢海军，他浮水浮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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