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二零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七七页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冯、张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乘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国七年）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堰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王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炮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的“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地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的“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钜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第二次直奉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的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的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零）、“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燮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馀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人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的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封为各地军政长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地盘便是“热河特别区”。第五军副军长阙朝玺乃奉命率两个奉军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队，出任热河都统，驻节承德。

        第二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则是直隶省（今河北）。第二军军长直隶人（满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隶督办，驻节天津。所辖奉军及改编后的地方部队凡六万余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块地皮，便是山东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军副军长、山东人张宗昌，乃衣锦还乡出任山东督办。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贫困，“跑关东”（山东人去东北谋生的习惯语）谋生。曾在海参威卖过烧饼，在东三省当过“胡子”，并学会了一些下等俄语。嗣后经过招安当兵等一系列行伍过程，终于能在直皖各系军中逐渐升迁，最后回东北投老少帅，至此竟做了山东督办。他所统率的除少数正规奉军之外，也改编了大批直鲁两省地方部队，号称“直鲁军”及少数“白俄军”。盛时竟拥众十万以上。虽然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并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银子。

        一九二五年初，张作霖以张宗昌凶猛善战，又在长江流域有作战经验，乃予以“苏鲁皖剿匪司令”名义，嘱其挟前“淞沪护军使”、因战败而投奉的卢永祥，挥军南下。张、卢于一九二五年初击破直系齐燮元军进占南京。卢永祥并于南京一带网罗一些淞沪旧部增组“宣抚军”，仍以张宗昌为总司令，率军循沪宁路东进。一路取常州、夺无锡、占苏州，终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占领上海；再循沪杭线南进，与直系另一悍将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于沪杭之间。奉系势力发展至此，可说是臻于极盛了。然奉军此次南进远及苏杭这块天堂地区，张宗昌实居首功。

        因此当张宗昌得胜班师之际，论功行赏，张作霖乃授意段执政将山东督军郑士琦他调，遗缺就由张宗昌这位民国史上的“标准军阀”递补了。张宗昌督鲁一督三年，直至“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发之后，才被北伐军赶出山东。最后被白崇禧在滦东缴械，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鲁扫墓，误入韩复（上矩下木）的圈套，终被枪杀。

        一九二五年四月张宗昌北返督鲁时，张作霖乃派心腹智囊总参议杨宇霆任“江苏督办”，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并统率长江下游的奉军。

        奉军既占苏、皖，则奉系此时所夺地盘已扩及八省三市—关外：黑吉奉热（热河是省级特别区）；关内：冀鲁苏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区划上虽直属冀苏二省，其实际影响力较其母省容有过之。

        以中比西，则此时的奉系地盘较中古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欧之英法、德、奥、意、荷、比、西八大列强疆土之总合犹有过之。

        奉系此时拥有精兵三十七万人，陆海空军俱全，训练、装备、补给皆举国无双。奉张父子之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就在这奉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民国史上最大的国耻之一“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在上海爆发了。一时举国沸腾。学运民运的目标都集中于“打倒帝国主义”，而上海的各国租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正当这华洋对峙，双方于春申街头摩拳擦掌的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奉老帅之命，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军精锐两千余人，进驻上海。这时被中国工运学运吓惨了的英法租界当局，见奉军入沪，竟联衔向少帅要求派军人驻租界加以“保护”。

        此次中国军队进入租界，不论各方解释如何，也是中国租界史上的创举。这时的少帅，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将，风华正茂，其为人也，又面如冠玉、潇洒风流。周旋于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之中，真是如鱼得水。

        在一次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女公子（顾维钧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级宴会上，他这个“小把戏”也结识了其后名播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没有他夫人于凤至的这位“结拜姊妹”的不时翼护，则汉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此是后话。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黩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的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佈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自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郭松龄（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盖奉系在本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创建了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材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二零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一九一九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的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郭松龄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的冲激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持，和国际共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以及冯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联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十一月中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十一月廿二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郛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持，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混水摸鱼。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

        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轫，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阙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二零年代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统帅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的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作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慨焉！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勐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二零零～二零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麾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二一五页）。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十二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佈“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阙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鹉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与天安门喋血

        冯玉祥原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主要军阀。他游击全国，四处依附、四处“倒戈”，竟成为民初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当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了。这一下他忽然搞到个全国第一号大地盘——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无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个老军阀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资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戏真唱，不愿做冯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冯既指挥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喽啰。因而这位“作假作了一辈子”的“倒戈将军”对段执政呈请“辞职”又“辞职”；而段执政对他则“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戏。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这台假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张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龄已兵败身死。死敌奉军已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几至身败名裂的吴佩孚，又信誓旦旦必报此仇。玉祥处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蒋，北靠苏联了。汪蒋对他自然是欢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茨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索性公开化了。

        俄人援冯既然公开了，则日本援张，英人援吴，也就更加积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角逐史。这次北洋军阀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阵线也是十分明朗的。因此在二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沿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舰炮战。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全部卷入中国内战了。日本人就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更联合援引“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碟”。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国主义呢？同时他也为讨好奉张，并暗防赤俄，乃劝令冯部停止布雷。冯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劝告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却是段之向帝国主义低头，大大地违反了全国的民意。这时“五卅惨案”的血犹未干，而帝国主义气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这时“国共合作”情意方浓。国民党（也就是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下活动，正如火燎原。“五四运动”当年的激进分子，这时多半是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声呼啸，则学运工运便一哄而起。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碟”。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国民党（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入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枪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帐之极了。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插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未几鲍亦偕大批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仁、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入国民党了。

        在“近代中国”这座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零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青年共产党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上矩下木）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地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围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的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五、六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踞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省。

        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上矩下木）等部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危在旦夕。久踞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借机重主中枢也。张之伐冯者，入关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张、吴、阎、冯，四大军阀，各怀异志，各军将领，谋利求禄，各为其主。把整个华北打得烟雾弥漫、血肉模煳。可怜千万生灵，被这批军阀弄得尸填沟壑，家破人亡，惨不忍睹。这时华南两广的国民党也正在东征西讨，枪声遍地；汪蒋二人为争领导权，正彼此勾心斗角。湖南的赵恒惕、唐生智更打得头破血流。驱汪以后的国民革命军，也于此时乘湘乱而北伐。一时中华大地，南北东西，都炮声隆隆。这时的中国，哪里还是个国家啊？！

        在这华北四大军阀混战之时，四人之中以吴佩孚比较空虚。他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众叛亲离，兵力无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阳，绵延千里，一字长蛇阵的战线，进攻退守均属不易，随时有斩头、除尾和断腰的危险。事实上当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见苏锡麟自述，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八二页），计划北上讨冯时，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无力抗吴，乃投向两广，这便引起了革命军的“北伐”，吴佩孚也就首尾受敌了。

        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冯玉祥字焕章）加入国民党，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王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入国民党”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

        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陲，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要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们，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操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亲往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颁佈动员令，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廿六日与廿九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的“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南口战场仓促南下的吴佩孚本人。吴帅曾手刃退却的旅团长数人，挂其头于电线杆，亦不能阻止吴军败卒的“反冲锋”。

        两桥之败，使吴军丧失了全部精锐，也丧失了再战的士气。纵横中原的吴大帅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还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归田了。

        吴佩孚既败，革命军乃兼程入赣入闽。在碧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连串的决战之后，也消灭了孙传芳这位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多少年来都是奉张父子的死敌，双方鏖战不停，有胜有败，从无已时。孰知不出数月，这两大死敌竟为蒋介石所彻底击败。这在奉系看来，正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老少帅两父子，便要以援孙援吴为借口，挥军南下，重掌苏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盘了。

        此时孙传芳率其残部两面受敌，自知非依附奉军，绝难自保，乃于十一月下旬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乞援请罪。与少帅约为弟兄；以父礼事老帅。并领衔遍约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商震、刘镇华、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国军”，以对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而以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军）、阎锡山（晋军）副之。

        实至名归，张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电就职。十二月廿七日遂移节北京。作霖此次入京，显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扈从之盛、戒备之严，均前所未有。专车至前门站抵步时，自前门经正阳门、天安门、西长安街至张氏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街均用黄沙铺地、净水拂洒，俨然是前清帝王的銮仗。此时笔者先父与诸叔均随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况。诸叔均为在学青年，归来绘影绘声为我辈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国军”、“革命军”短兵相接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无限便利：

        第一，他于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初便名正言顺地发重兵南下。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于三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孙传芳军撤往江北。当革命军在白崇禧、何应钦、程潜等指挥之下，于同时进入沪杭宁三角地区时，“安国军”和“革命军”就短兵相接了。

        “安国军”西路则由张学良于二、三月间指挥奉军主力率重炮七十馀尊，循京汉线南下，进占郑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队不听命归附者，则予以缴械。吴佩孚两面受敌，不得已西窜四川，依附杨森，京汉线上的奉军与革命军也就要正面接触了。

        在奉军（包括“直鲁军”）于东西两线代替了孙吴两军之后，乃与北伐的“革命军”两面作战。在沪宁，以及津浦线上的张宗昌，虽不战而走。在西线上的张学良、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夺战，却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两军相遇于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一线。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大王深许奉军重炮为其“铁军”北伐中第一号劲敌。然大王也告诉我说：“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张说：“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

        总之驻马店和郾城之战，奉军吃了败仗。当张发奎乘胜攻入郑州张学良的司令部时，在学良办公桌上发现有敌将“留交张发奎将军”一封亲笔信。大意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向华（张发奎字）莞尔纳之。去岁汉公与我谈及，也证实有此“留函”。这也可看出他们那时内战双方的心境。

        五零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的第二项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挟天子、令诸侯”了。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调整，再作点姿态以赢得列强驻华“公使团”的承认（这是那时军阀政府的必要条件），他就可正位做“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国民党“清共”运动蓄势待发之时，张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团”的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搜查之后，逮捕了国共两党地下领袖六十余人。略经审判，竟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二十余人判处“绞刑”，并将所搜得的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的巨帙，公诸世界，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张作霖便正位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在原“劝进”人士继续劝进之下，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且出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诏告世界。

        张作霖以中国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总统旧例驾莅“天坛”祭天。正当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喃喃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咸认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为当时卸任总理的顾维钧先生六零年代初在纽约告我者，当非虚语。

        在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之后，北方的军阀中国，尚能粗安，而同一时期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则天翻地覆。

        原来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占领武汉取得相当胜利之后，党中部分军政领袖便认为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权力过重，为防止军人独裁，应设法加以抑制，乃发生了“倒蒋”的暗潮。迨革命军于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沪宁以后，此一暗潮则逐渐蜕变成国共之争。盖共产党原亦在“倒蒋”阵营之中，而上海一带之金融界所谓“江浙财团”者，则由于社会性质上之反共，乃转而“拥蒋”。致使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势成水火。而共产党乃成为左派之左派；蒋氏则成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势所难免。迨汪精卫于四月初自苏联归来——汪蒋原有“中山舰事件”之宿怨，至此旧恨新仇，一时俱发。加以苏联之第三国际及上海的江浙财团各自暗中助阵，乃演成“宁汉分立”。蒋氏在右翼军头桂系将领公开协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发动“四一二事变”之“清共运动”。一时人头磙磙，国共合作期中之“跨党”菁英，一时俱尽。即上海一地跨党分子之死难者即不下万人。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亦几遭不测。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绩，至此全付东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汉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国民党，为争夺上海财源，亦继之以“分共”（见陈公博自述）。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广州公社”。

        党纲解纽，则枪杆至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吾见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龙潭血战、李宗仁讨唐、张发奎讨桂、李济琛讨张、“铁军”自杀、汪精卫逃亡……一连串数不尽的事变。国共两党皆自顾不暇，“北伐”也就无形中断了。北伐中断，也使北京的张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帅。

        阎锡山估计错误、傅作义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虽自戕太过，毕竟改组未几、党员年轻，腐化未透而冲劲犹存。它经过半年的折腾，至一九二八年初蒋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虽失去勐将张发奎、唐生智、贺龙和叶挺，但是却增加两支北洋军——冯玉祥和阎锡山。

        玉祥于一九二六年自苏联返国后，乃整饬旧部国民一二三军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于九月十七日“誓师”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义，效忠国民党，旋即率部入陕。一九二七年夏当奉军战败撤出河南，武汉部队亦自郑州班师企图“东征”蒋介石之时，冯军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冯氏与汪精卫、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接防郑州。旋即奉蒋总司令电召，于六月十九日东去徐州与蒋中正、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斯时宁汉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班师，无暇北顾，陇海西段乃重入冯军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北伐军改组时，冯已拥众四十万，虎踞中原，乃受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遵命北上讨奉。

        至于阎锡山，他原为安国军中劝进分子之一，并荣任安国军副司令，然见北伐军势盛，阎亦于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赵戴文往南昌见蒋，愿加入革命军。惟迟至一九二七年春，阎氏仍不敢表态，以南蒋北张，胜负莫卜也。迨张学良败于郾城，撤出郑州，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阎锡山迫不及待，乃易帜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遣勐将商震北入绥远，进据张家口。傅作义东进直隶，占领涿州。阎氏原来腹案是配合北伐军，抄奉军后路，先入关者为王，乘机占领北京，而国民党内讧，革命军两路班师，回长江两岸，另打内战，则非阎氏始料所及也。

        张学良斯时虽败于革命军，而晋军则远非其敌手。学良乃回师围傅作义于涿州；邀击商震于察绥之间。商震败绩，奉军尾追入晋。阎老西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时救援无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义坚守涿州为三晋屏障。涿州不失则山西可保无恙。学良乃调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时弹下如雨，全城尽毁。古人所谓“负户而汲，掘鼠煮筋”，莫过于此。守城晋军与涿州居民，伤亡几尽，而作义坚守不降。奉军积愤乃至动用毒瓦斯炮弹，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义一守三阅月，实是今之所无，古之鲜有。作义一战成名，中外舆论均为之喝采。迨弹尽援绝，最后接受奉军和平条件时，国内政局已面目全非——蒋总司令复职，二次北伐正整军待发。未几阎锡山便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司令”，与白崇禧、冯玉祥两军比翼前进。奉张以寡敌众，力有不胜，老少帅便要考虑退路了。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春继续北伐时，原分四路出师直指京津。何应钦率“第一军团”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济南为日军所阻，引发“济南惨案”之外，“直鲁联军”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隶（旋改名“河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则于津浦、平汉两铁路之间自新乡向北推进。白崇禧则率“第四集团军”之一部（原唐生智旧部，经桂系收编者），循津浦线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则循年前旧路，东出娘子关，北出大同，拊奉军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围。在此军力悬殊，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奉张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逊位让贤，回师东北，再作打算了。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诉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绝对不能再打了。至于后来的涿州之围，也实在是晋阎投机所惹出来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结果。

        在学良力劝之下，老帅也迫于现实，他父子乃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决定全师出关。可是他父子这一决策，却忽视了那把他们家乡早已视作禁脔的日本帝国主义了。

        当时日本田中内阁对我东北的侵略设计，则为增建五条有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铁路。为此“五路建设权”，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约，而张是个爱国的硬汉子，对日本这项要求，始终“软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

        可是日本在华的“关东驻屯军”对我东北的阴谋那就更进一步了——他们要设立个傀儡政权，使东北永远脱离中国。如果张作霖不是个适当的傀儡，那就杀张而另选之。所以张作霖出关之前，媒体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张作霖做“大辽帝国皇帝”的传闻。不幸的是我们这对父子档老少帅，都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终不把日本阴谋看得太严重，并有一种“谅他不敢”的煳涂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当老帅于六月三日在北京专车返奉时，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专列，堂而皇之，浩浩荡荡地开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杀他，那就是插标卖首了。果然于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三十分，皇姑屯一声爆炸，张老帅就应声殉国了。

        张作霖之死，不用说在近代中国也写完军阀混战史的最后一页。笔者作此长文的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变前三四年之间，最复杂的军阀混战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读者对军阀故事略知始末，也可为“九一八事变”铺陈点历史的背景，以乞教于方家。

        拙篇若有余事足记者，则是对“军阀”这一万恶名词，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谓“军阀”者，固不可一概而论。盖我国近代史的发展，从中古社会走向现在社会，实有其极显著的“阶段性”。舜犹人也，各阶段的英雄豪杰，都是各该阶段的特殊产品。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通性，各阶段亦各有其贤与不肖。非此阶段人物多属圣贤，而彼阶段（如军阀时代）所产者，尽属不肖也。治史者“秉笔直书”，绝不可先有成见而一竿打翻一条船也。

        再者，各民族国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国者），均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于“通性”。我国所特有的“国家强于社会”和“中央集权”的帝王专政制度，自秦汉以降，虽算不得是个“好”制度，然亦不失为农业社会中“有效用”（Funal）的制度，故能一拖两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则失其“效用”。以故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寻找另一个“有效用”的新制度，为长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会”至民初“国民党”，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实为“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制”等等之美国模式也。一切以美国为师。然廿世纪初年（甚至中期以后）之中国，却无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因此“总统”也，“国会”也，搞了十来年，至张作霖组织“军政府”，即证明早年“美国模式”在中国的彻底破产。“军阀政治”（ariordism）者，此一美国模式破产之并发症也。

        孙中山先生，圣之时者也。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以后，见列宁革命成功之新验而“顿悟”，而“大彻大悟”。他深知“中国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自此我们寻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转向“俄国模式”了。

        长话短说，中山逝世后的六十年来，“中国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遗教，“以俄为师”之结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发展，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各阶段有各阶段的贡献，各阶段亦有各阶段的极限，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也。“以俄为师”，一重要“阶段”也；但是也只是一个“重要阶段”而已。此一“阶段”一过，若吾人但知墨守“旧师”、“先师”，而不谙“出师”、“求师”之道，则在下一“阶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阶段”的革命对象了。

        然“出师”之后，何择何从？今后“求师”之山门又在何方？事属“未来”，治史者则不愿多言矣！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九日于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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