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左金右间）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去年我曾看过一部叫做《少帅传奇》的电影。那显然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部电影里的传奇故事比起少帅传记里的真实故事来，恐怕还要逊色呢。少帅实际生活的传奇性，似乎要比传奇电影里的传奇更富于传奇性！

        张学良本来就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家庭里。他父亲“老帅”张作霖便已很够传奇了，他由一个东三省的“胡子”，那个比小说书上的“梁山英雄”更富戏剧性的真实的草莽英雄，在满清时代由落草剪径，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发财，而出长方面。他所长的“方面”，竟比西欧英法德奥诸列强的联合版图还要大得很多！

        既有方面之权，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终成短期的中华之主，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当时中国正统的国家元首。学良便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胡子”的儿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诞生的，嗣后跟随乃父，水涨船高，竟然做了军阀时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太子。

        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兵败之后，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足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应为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福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惶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业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可是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

        这一故事是顾氏在海牙做国际法庭法官，返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和我一道午餐聊天时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国际法庭大法官，那时没有向我捏造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

        张学良自己在其所撰写的所谓中，也曾说明他昔日从政的缺失，是在识蒋之前一辈子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帅”做了多少年的少帅，而这少帅却是从一个花花公子开始的。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花”的花花公子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在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论倜傥风流、挥金如土，上开飞机、下驾汽车，左拥右抱、女伴如云，而莺莺燕燕之间，中西兼备——连法西斯霸主墨索里尼之千金，亦在少帅腻友之列，则少帅实非小说书上任何风流小生所能望其项背了。

        汉卿、汉卿，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高干子弟，生活糜烂不堪的，也是成队成群了，但是哪个能和你相比？老实说，汉卿吃喝玩乐的记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安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份，而汉卿你却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花花公子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花花公子，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漫说是像张学良这种大头头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赵一荻，我们历史家也替您喝采！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馀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少帅的崛起，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踞一方，足为西欧各国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正的历史家，自有清楚的交待，读者可细玩之。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蟠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界史中，安禄山、石敬塘、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二十九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火气全无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等。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欲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性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词；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基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蒋公不为已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不过话说回头，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始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一统，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蒋公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若说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便可把共产党完全消灭，以后纵使贪污腐化，你倾我轧，仍然可以安享其锦绣河山，荣华富贵，把人民当阿斗，恐怕也是痴人说梦吧！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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