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俄国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那个时候就很想要施展一下子，不是旁的施展，不是扩张，就是想要把东北的地位提高了，那就必须跟外国人打胜一下子。

        我们本来跟俄国打仗，刚开始打胜了，俄国把他们的军队换了，换了加伦，后来他来了。那打得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是一个姓韩的当旅长，整个全灭呀，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

        我那个二弟弟（张学铭），我最不喜欢他，他总是觉得我起来得很快。我就骂我的二弟弟，我亲弟弟，他当天津市长，是我最生气的事情。

        我在这个地方发表点秘密，你们两个人都好写东西啊。这是我到现在，平生最抱歉、最难过的一件事情，这完全是吴铁城干的。

        就是因为天津市长、北京市长、青岛市长这三个市长，我本来都有内定的人，甚至天津市长我已经内定，是臧启芳。后来臧启芳为这件事情很不高兴，以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本来臧启芳他自己都知道了，我跟臧启芳都谈过了。

        这个吴铁城啊，他送我人情，但吴铁城有坏意，我（也）不能说他有坏意。他是一方面送我人情，一方面吴铁城在东北做工作啊，要拉拢他们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一个是我弟弟，一个是周大文，周大文是我玩儿的一个朋友，是给我父亲管电报的。我那时候有个秘密的姨太太住在他家，是这么样一个朋友，你知道了？那么这个胡若愚呢，是我那时候到北京在一块玩儿的朋友。我绝对不想让他们参加政治上的事情。可是吴铁城就保荐他们三个了，中央就直接任命了。

        本来那时候，就连主席什么都是我自个儿说了算，不但不能说是保举，简直就等于我委任一样，反正中央承认了。

        那么中央就忽然发表这事，我非常的气，就想给蒋先生打个电报，给顶回去。

        我有这个权呐，有这个力量啊。我再三考虑呀，我想我这要顶回去，他们三个没关系，吴铁城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老先生当然要火了呀，吴铁城这一下子就完蛋了。

        我再三考虑，就没顶。

        我平生这是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吴铁城干的事，因为我跟吴铁城也是好朋友啊。你怎么干这么一件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子呢？

        我想他有两层意义，一个是送我这个人情，看看我和他们都很好的，他就保举了。二一样，他也拉拢这三个，而且他们这三个人也都会点儿外头的。那吴铁城拉他们，也许就能知道一些内幕的消息啊什么的，知道得多，以后好使用他们三个人。

        我为这个事情非常难过，到现在我心里头还难过。

        这事儿和张岳公没关系，那时候他不在东北，走开了。就吴铁城在东北，住在那儿，长住。张岳公这个人呐，做事儿慎重得很呐，那个人可是稳得很。这吴铁城就不稳。后来我想想，假如这件事我当初真火了，要那么一干呐，他们三个是小事，他们三个算不了什么，可是吴铁城这下子完了，吴铁城的前途就完了。

        吴铁城不是蒋先生的人，是胡汉民的。那么吴铁城也把中央这秘密的事告诉我好多，那时候我对中央的事儿不详细呵，那吴铁城告诉我谁是谁，张岳公是怎么样，谁谁怎么样，谁的背景什么样。所以我说我要（真）这么一下子，就把吴铁城送下来了。所以我就没法子了，我为这件事非常难过。

        我的部下也为这件事很误会我，人家不知道是吴铁城搞的，以为是我的意思啊。当时那主席呀什么的都是我下命令，说谁就是谁。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扩大会议”完了，北方的事老先生都交给我了，整个儿交给我了。山西的事什么事儿都交给我了，我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怎么处置就答应我怎么处置，没有说不的那个字。我连跟中央商量都不（用）商量，就是我打个电话给中央就是了，那就是那儿样的。换句话说，那北方整个儿就在手里。

        所以，大家都要来想着几个省主席的位置呀。

        北京的那个市长位置，我好多个军长都惦记着呢，王树常就是我的军长嘛，第四军军长，他出任主席。那个于学忠也是我的军长，出任北京的警备司令。等到那察哈尔的都统，是我的一个旅长啊，旅长出去当察哈尔的主席。所以这个天津市的市长，好多部下都想这个位置。怎么出来（周大文）这么一个人呢？那儿谁都知道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译电员呐。

        北平的市长，我还没想是谁呢，脑子还没想呢。

        天津原应是臧启芳出任，臧启芳原来教我念过几天书，可因为东北大学闹事情，我对臧启芳很不器重，几乎要把他们都枪决了。我这人要发脾气，说枪决人家就枪决人家。

        东北大学学生闹风潮，哪儿是学生闹风潮啊，其实是他们几个教授闹风潮。为什么呢？教授想着一件事儿，没想到手儿，他们就鼓动学生闹风潮。我凶得很呐，就到学校去。后来，我那个秘书长老爷给我下一跪，他说你可千万别干这事儿，他说那可不能。

        我想把他们几个都枪决了，我没看过学生闹风潮，当教授的也鼓动学生闹风潮的。你不知道，我这人年轻的时候凶得很。

        我到东北大学跟学生们说，我这个东北大学的校长，不是运动来的，是你们把我请来的，我今天也有权，你们闹吧。你要再闹啊，我说我有两个手段：一个是我把东北大学解散关门，我告诉你们个明白，你们随便，你们自己决定；第二呀，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闹，我可派军队来啊，军队把你们包围了，我要使用武装力量。你们自个儿决定。那学生立刻就老实了，都服气了。

        当时我要把臧启芳他们四个人都枪决，我那个秘书长就给我下跪，他说，你不能啊。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不是，我知道你发脾气，你真干呐！你不要发脾气，你饶了他们吧。后来我把臧启芳从东北大学就调到哈尔滨当处长去了，是中东路的一个处长，很好的一个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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