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光绪年间，危机重重的大清国回光返照，那因循怠惰成为习惯的官僚系统中，出现了一些心忧国运，殚精竭虑，希图有所作为的地方大员。

        新上任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便是其中一位。

        丁宝桢就任四川总督后，充分注意到无论是噶厦政府直辖的西藏，还是川属土司地面，无论地理还是文化，都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西藏面临危机，四川也不得安定，所以到任不久便上奏说，“川省与藏卫唇齿相依，不能稍分畛域”。因此，西藏和川藏问题，“实与海防相为表里”，“颇有更重于海疆者”。

        有此认识，丁宝桢上任伊始便下手整顿川属各土司事务。那时川属各土司地界，战乱频繁，究其祸源，从来就是各土司势力此消彼长时，互相争夺地盘，并不是后来基于国家民族层面的清晰诉求而实施反抗。为消弭此种冲突，丁宝桢派员会同各土司勘定边界，立碑标记。光绪十年，丁宝桢有一折上奏，就是为勘定边界有功的官员请赏：“瞻对、里塘划界立案，请将出力道员丁士彬等奖励。”

        多年来，我频繁出入当年的各土司地面，曾寻访过何处有无当年标出各土司边界的石碑或碑文，都不可得。不想，今年去新龙访瞻对旧事时路过甘孜县，即当年的霍尔五土司地面，县里领导请我吃四川火锅，并请了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和文化局长作陪，饭间自然聊起土司时代旧事。文化局长说，前些年他们局新修宿舍，于院中挖出石碑一通，请成都大学的博士看过，说是土司间的界碑。我大为兴奋，马上提出要看此碑。

        第二天早上，我便被引到县文化局。在一个单元门里，楼梯拐角下，那石碑横着靠在墙边。拂去尘土，上面碑文清晰可见。当即伏在地上读过，正是当年丁宝桢主政四川时，勘定各土司边界时所立界碑。

        我问他们得到此碑的经过。说是20世纪50年代，县文化馆的人在新龙与甘孜交界处的山梁上发现，便移到山下，存放在文化馆。“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把石碑无字的一面刻上毛主席语录，立在院中，后来荒草蔓生，人事更迭，这石碑再无人过问，倒下后埋在土中多年，前些年修建楼房，才又重见天日。

        石碑上文字申明，此次“划清界址，分立界碑”，“如有彼此越界滋事，即惟所辖之番官、土司是问，以息纷争”。

        因此知道，丁宝桢任内勘定各土司边界，以防纷争不是虚文。

        丁宝桢任上，还在四川设立机器局，制造新式枪炮，并以西洋方法编组与训练新军。英国人从缅甸进入云南，从哲孟雄威胁西藏时，他便调派新练成的军队三千人进驻里塘、巴塘。在这个位置上，南下可以攻防云南，西进可以驰援西藏。丁宝桢自信这样的军队，只要朝廷一声令下，“足成一战，不致甘心让人”。

        可惜天不假年，疾病缠身的丁宝桢力渐不支。史载，病逝之前，他还写成《叩谢天恩遗折》，其中念念不忘的还是西南边疆，“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议，将来必肇兵端”。他认为，不久的将来，和英人在西藏必有一战，因为“外洋和约，万不足恃”。最后，他还恳请清政府千万不要裁撤四川等地编练的新式军队，制造新式枪炮、壮大武备的机器局也要继续开办。

        后人感叹，这样的能臣天不假年，“后任庸碌之辈，无一能逮其志者。非独西藏之不幸，亦中国之大不幸也”。

        其实，清廷“大局已败，大厦将倾”，纵有一二能臣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了。

        文硕和前任一味压制藏方向外敌妥协不同，他一到任，就积极支持噶厦政府备战。京城里因此下旨斥责他“不识大局”，命令他“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要义”。从实际情形上讲，清中央政府的说法也不无道理，藏人想以一己之力抗御英国人，勇气可嘉，但真正打起来，“强弱殊势”，唯一的结局就是失败。那时再丧土失地，“将来难于转圜”。不是不想打，而是打不过啊！

        但文硕在西藏，感动于西藏军民抗英保土的决心与勇气，上奏抗辩不能让藏军从隆吐山撤离。

        公元1888年2月，失去清廷支持的藏军仍独立与英军开战。其间，支持西藏兵民抗英的文硕以“不顾大局”的罪名，被朝廷下旨革职。换上服从旨意的升泰接任驻藏大臣，坚决贯彻清廷“严束藏兵，不准妄动”的旨意，在此情形下，以原始武装的藏军于当年8月，屡败屡战，在付出了一千多军民的牺牲后，终败于隆吐山之役。

        结果是签订《中英会议印藏条约》和《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无非是割地通商。

        条约签订了，但还赖藏方执行，但他们总是以种种方式抗不遵行。你随便割他的地，他怎么遵行？他不想通商，你一定要前去强开商埠，他怎么会遵行？整个中世纪，藏传佛教各派不同时期执政西藏政教大权，靠的就是地理与人文上的重门深锁，现在有人想用强力撞开这个大门，掌权者当然会感到危机来临，怎么会遵从？前面所引荣赫鹏的话，就是针对此时的情势而言。

        从此，西藏方面慑于英国人声威的同时，对清廷驻藏官员日益怨恨又轻视，对中央政府日渐离心，噶厦政府的僧俗官员也就越来越难以节制了。

        清廷在这重重危机前，也较前更重视西藏或藏区问题。光绪年间甚至在科举考试中，把西藏问题列入了策试内容。

        光绪十六年，“策试天下贡土夏曾佑等三百八人于保和殿”，策试内容就是关于历朝与西藏茶马互市的政策：“茶税之征起于唐代，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独开茶税在于何时？茶官之设在于何时？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茶马之法始于唐，宋有茶马司专官，元明因之。宋之三税法、贴射法何法为便？明之茶马司批验茶引所设于何地？远番重茶，以资其生，茶市之通济及海外，能极言其利弊欤？”

        这个策试题今天也可以用来考考那些热衷于开发茶马古道为旅游资源的官员和商人，不要求他们作出正确答案，能读懂这题目就阿弥陀佛了。

        光绪十八年，策试题又是关于藏区或西藏，这回是关于藏区行政沿革及地理。

        “西藏屏蔽川滇，为古吐蕃地，何时始通朝贡？地分四部，由中国入藏有三路，幅员广狭奚若？试详言之。元置吐蕃宣慰司及碉门等处宣抚司，复置乌斯藏郡县，以八思巴领之，其沿革若何？唐时吐蕃建牙何地？阿耨达当今何山？其相近大山有几？雅鲁藏布江为藏中巨川，而澜沧江、潞江之属亦发源藏境，能究竟其原委欤？”

        这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问问在藏区行政、维稳、建设的各级干部官员。今天，很多汉藏官员都是学士、硕士、博士，但有多少人能读懂这道考题？又有多少能得出正确答案？

        或可反驳，说这不过是死的知识，但死的知识都不能知晓，更何况藏区那多样的文化，多变的现实？无识而言治，难免虚因故事，欺下罔上。

        说回当时，光绪年间这种对西藏和整个藏区问题的重视，实在是来得晚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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