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时，贡布郎加对“清大人”的蔑视似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与其他敢于对抗朝命作乱的地方豪酋大异其趣的是，他也不把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放在眼里。

        所以这么说，直到今天，在习惯性的非此即彼的政治思维中，藏区地面一旦有事，就必是离弃中央而心向拉萨，这也是今天所谓大藏区说法的一个心理根源。部分藏人内部自然有这样的狂想，外界也将此视为所有藏人必然的选择。但我们假想中的必然，未必就是真正的现实。贡布郎加这个例子，或许能将这种迷思来一次小小的破除。

        至今，新龙县地面上还有很多贡布郎加有趣的言论在流传。

        他讥讽西藏地方政府军队穿着黄军服的带兵官是“布色则吉马”——“牛粪上的黄包虫”。他说，用根草棍轻捅一下，这种虫就会把脚飞快地缩回去，喻指藏军贪生怕死，没有战斗力。

        他说：“印度王子是人，清朝皇帝也是人，瞻对的我也是人！”此话已经流露出他更大的野心。

        他更著名的话是：“我们瞻对很多人跑到西藏去朝佛，山高路远，千辛万苦，我们为什么不把拉萨大昭寺中的释迦牟尼佛搬到我们的地方来，使瞻对人在当地就可以修成佛？”

        藏文史料中明确记载：贡布郎加授意属下德格头人勒乌玛致信拉萨的达赖喇嘛和摄政王：“拉萨的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共有的菩萨，不应当仅让你们供在拉萨，我们要迎请到瞻对来。如若不然，我瞻对的兵马如菜籽一样多，武器如针一样锋利。”

        并且随信还寄了菜籽、针和狗屎三样实物。瞻对人都懂得这三样东西的寓意，菜籽表示兵多，针表示武器锐利，狗屎则表示如果说话不算数，贡布郎加和我勒乌玛就如同狗屎。

        当然，也有另外的说法，说贡布郎加对于达赖佛爷怎会如此不敬，那封信是被人使了奸计，冒用他的名义发往西藏的。使此奸计的正是原德格土司手下的玉隆头人。贡布郎加刚刚发兵征讨时，镇守德格东大门的他便投顺了贡布郎加。此后，他一直趋奉在德格的新头人勒乌玛左右言听计从，心里却无时不在意图恢复德格土司的霸业。当他看到贡布郎加志得意满，勒乌玛等一干部众都渐渐萌生攻打西藏之地的想法时，认为这正是促使其走向败亡的大好机会，便赶紧用计添油加火。

        传说此人先假冒噶厦政府的名义给贡布郎加写信。

        信中说，德格土司、霍尔五土司、里塘土司都是西藏各大寺庙的施主，其所属地区是西藏三大寺喇嘛的主要来源地之一，绝不容许你贡布郎加任意征服。现在勒令你立即撤兵，恢复各土司的统治。

        这封假信到了勒乌玛手中，他拆看后，大骂噶厦政府无视贡布郎加的实力与威严，并即刻让这位昔日的玉隆头人代为复信。这正中玉隆头人下怀，便提笔写下前面已经提到的那封信。信中还声称，“噶厦政府及其所属百姓，只有向我们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我就要出动大军开赴西藏。那时候我们会强行迎走释迦牟尼佛像，将三大寺的大殿作为马厩，大昭寺前的石碑作为拴马桩。我还要使印度的王子害怕，清朝的皇帝发抖，你们那些‘金包虫’更要丧魂落魄。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我做不到，我勒乌玛可以充当你们的家狗。”

        大昭寺前的石碑就是至今犹存的唐朝与吐蕃的会盟碑。

        有僧人留下的藏文文书说，其实，那时早就有僧人对此不详之事做了预言。这个预言说，“坏人勒乌玛当官，会将狗头放在盘中。”

        西藏方面当时如何反应，我不掌握相关资料。

        但查清代史料，却有新任驻藏大臣景纹行进到打箭炉，便因进藏大道被瞻对兵马阻断，不得前行的记载。这时，天下又换了皇帝和年号，时在同治二年，即公元1863年。

        “景纹行抵炉城，土目构衅撤站，阻滞不能前进。”

        清廷所以要换景纹新任驻藏大臣，是因为西藏地面也并不安定。“西藏喇嘛启衅”，驻藏大臣满庆处置失当，同治皇帝才派出新的驻藏大臣接替满庆，“于抵西藏后，将喇嘛启衅情由切实查明，秉公办理。倘满庆有办理偏私受贿情事，即行据实参奏，候旨惩办，以服众心”。

        但景纹在路上去不了啊。

        此时，贡布郎加得了里塘后，又向东面的明正土司境内发起了进攻。这一来，不但里塘一带驿道上的台站，连各土司中一向倾心内附的明正土司也穷于应付贡布郎加的进攻，无心保障其境内的台站正常运行了。对此情形，景纹也是清楚的，他在奏报中说，“中瞻对贡布郎加带领番众于土司所属各处滋扰，明正土司甲木参与贡布郎加等构怨，动即撤站，往来各差多有阻滞”。

        同治皇帝似乎对此时川边藏区的严重形势并不确切知道，下来的旨令也是官样文章：“前据骆秉章奏该野酋扰及明正边界，当经谕令该督等剀切开导，并饬土司兵弁严扼边隘。”

        骆秉章是此时的四川总督。

        贡布郎加的兵马正向明正土司大举进攻，岂是可以“剀切开导”的。而明正土司兵正节节败退，好在其辖地宽广，有回旋余地，可以退往腹地纵深继续战斗，但此时又如何可以令“土司兵弁严扼边隘”。

        在明正土司宽广的地面上，瞻对兵马渐渐陷于困境，这个困境也是前几次进剿瞻对的清军时常遭遇的。由于不熟悉路线地形，瞻对兵马常遭伏击，付出越来越大的伤亡。因此远征的首领便向贡布郎加报告说：“敌人已退到‘树子抓人’、‘石头吃饭’的地方了，请求进军办法。”

        所谓“树子抓人”，是指部队已进入原始森林地带，由于当地树木茂密，藤蔓牵绊，荆棘丛生，使瞻对兵马行进十分不便。至于“石头吃饭”，是指他们到达的地方，人们在野外，支上三块石头就可架锅熬茶做饭。茶烧好了，饭做好了，按习俗先在支锅的三块石头上各撒一点茶和食物，表示敬神。贡布郎加的部属用这样两句话向他报告，意思是他们到了一个非常不适应的地方，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贡布郎加只好罢兵撤退。

        贡布郎加又派兵对里塘以西的巴塘土司地面发起进攻，因遭到顽强抵抗，也无功而返。

        据当地史料说，瞻对兵马进兵巴塘失败又是因为作战地区天花流行。其实，更重要的是，贡布郎加弄出如此巨大的动静，不只引起清廷中枢的重视，也让西藏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开始配合动作，以遏止贡布郎加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同治二年三月，皇帝接到了驻藏大臣满庆的奏报：“瞻对夷酋贡布郎加纠合德格土司扰及霍尔章谷等土司地方，不日由巴塘、江卡即到乍丫、官觉等处。其子东登工布纠众围困里塘正土司官寨，大路桥梁俱被拆毁，拆阅文报，捆缚通事。”从这奏报来看，满庆这样的驻藏大员并不真正清楚已经轰轰烈烈闹腾了十多年的瞻对和康巴藏区的事实真相。因为他早就征服了霍尔章谷等土司地盘，然后又占据了德格土司地面，而不是纠合德格土司“扰及”霍尔章谷等土司地方。或者，他们清楚事情的严重，但本着大事化小的一贯原则，故意轻描淡写，但被人断了川藏大道，这个后果却无从掩饰，只好将贡布郎加兵马破坏进藏大道上的桥梁，并擅自拆阅来往的官家文报，还把翻译——通事扣押控制的事情具实上报。

        贡布郎加进攻巴塘，更是引起西藏地方政府的警惕。如果巴塘不保，噶厦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在他兵锋威胁之下了。所以，满庆奏报同治皇帝：“现经达赖喇嘛等已派往番员多带土兵前往乍丫、官觉、江卡等处分投堵御隘口，并饬三十九族酌带土兵一千五百人驰赴巴塘驻扎，及令戴本期美多吉驰赴江卡，以为声援。”

        解释一个词，“戴本”，西藏地方军队官职名，也是一级军事单位，今通常写作“代本”，每代本有兵五百名。从古以来，汉文文书用汉字写藏语官职、人名、地名的对音，直到今天，也没有统一规范，所以，同一藏语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人笔下出现多种译法，以致造成不通藏语和不懂得西藏文史人的误会。比如德格土司，清代的奏报中就有德尔格特、德尔格、德尔格忒等不同写法。贡布郎加的名字，更有工布朗结、贡布郎杰、贡布朗阶等不同写法。

        同治皇帝下旨：“该酋贡布郎加任意滋扰，亟宜及早办理。”

        贡布郎加道光年间起事，经琦善两度用土、汉官兵进剿失败，贡布郎加再起事，又经过咸丰一朝，到同治年间，已是三朝旧事，这时再来谋划剿办，只是亡羊补牢，实在算不得什么“及早办理”。

        但办理起来，困难太大。这时，清朝已不复康、雍、乾三朝时的盛世景象。一方有事，立即就能调粮派饷，集合大军，前往镇压。同治皇帝此时下旨办理，同时也深知，“川省兵饷不敷分拨”，好在还有“土兵尚属可用”，也就是还有藏区各土司及噶厦政府军队可以调用。

        皇帝还不忘总结贡布郎加造反造到如此规模的原因：“该逆前于道光年间滋事，前任川督琦善带兵往办，并未力攻，仅以敷衍了事，以致该酋毫无畏惧，将附近各土司任意蚕食。”

        皇帝这一边，与驻藏大臣和四川总督驿报往还，准备着再剿瞻对，但贡布郎加并不以为意，继续四出动兵扰乱。

        同治三年四月间，皇帝又接到奏报：“该酋贡布郎加复令期美工布大股逆贼行抵三坝地方，劫去粮员行李，抢夺由藏发出折报公文，其格吉地方现有告急夷信。……现在川藏商贾不通，兵饷转运维艰，汉番均有饥馑之虞。设若巴塘再为吞并，则江卡亦难坚守。”

        江卡不保，那就意味贡布郎加可以直接进攻噶厦政府控制的地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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