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驱逐瞻对藏官后情形如何？

        瞻对设县后，第一个举措就是改名怀柔县，这其实很是名实不符。有清一代，对瞻对，先后数次强力征讨，战后，又没有什么真正于民生有利的怀柔革新之举。设县后，却发现河北省已经有了一个怀柔县，为避同名的麻烦，又将县名改为瞻化。

        瞻是旧地名中的一个字，“化”，全然是个汉字，组合起来，其意思是十分明白的。但如何“化”来，却是一篇复杂的头绪繁多的大文章。

        整个民国年间，甘孜德格一带的康区北部变化频仍，地不当要道的瞻化没有什么大事，就不大见于官方史料的记载了。1992年编修的《新龙县志》，对民国时期记载也相当简略，如下：

        “民国元年，1912年8月，改怀柔县为瞻化县。

        “民国二年，1913年，驻县军队开采甲斯孔、麦科沙金矿。

        “民国五年，1916年8月设上瞻、下瞻、河东、河西四个总保。”

        最后一条因为关涉民国初期社会组织情形，值得细说一下。在藏官统治瞻对的三十余年中，西藏方面除派来少量驻军和有限的几位官员外，还是依靠地方豪强施行统治。其方法是百户人家左右划为一个行政单位，委派一名当地有影响有势力的头人征收赋税，催办差役，并负责地方治安。这些头人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到藏官驻瞻对衙门轮流当差，一面保证衙门安全，一面向下传递驻瞻藏官的种种命令。民国后，除了县政府有一名知事主持和少量驻军，政令施行还是依靠当地有势力的豪强。主要措施就是将全县划为四个行政区，行政首脑叫作总保。这四名总保都委任当地有势力有威信者出任。

        如此地方上绵延千百年弱肉强食的局面并未获改观，很多时候，老百姓仍然不能安居乐业，从事农牧生产。“民国七年，1918年8月，麦科哇西麦巴与然勒阿戈两部落发生纠纷，哇西麦巴头人麦巴龙洛率五百户，畜三万余集体迁逃阿坝今红原一带。”

        “民国十一年，1922年，川边镇守使署改四总为区，即河东区、河西区、上瞻区、下瞻区。并以区为保，各委保长管理。”出任保长，依然是当地豪强。

        “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改瞻对县知事为县长。张楷任第一任县长。”

        关于此时瞻化县的各方面情形，任乃强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当时当地的详尽记录，可以使我们一窥民国后瞻化一县的具体社会状况。1924年，任先生受刘文辉主持的川康边防指挥部之邀，以边务视察员身份，以一年时间对原川边土司地面新设各县进行考察。所到各县，绘制实在测绘地图一幅，编写视察报告一篇。其调查报告第七号，即为《瞻化县视察报告》。

        先说生产。任乃强先生以治藏区史地著称于世，却毕业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所以，所过之处，特别留意当地生产状况。视察报告说，瞻对地方地处雅砻江河谷，地质与气候条件适合许多植物生长。他说，瞻化当地人“顽固守旧，饱则酣嬉，饥则劫掠，从无趋时厚生之志，故地利不能尽也。诚使诸夷向化，劝农得人，则此县产业，有可改善者三事”。

        第一是“为治果园”，如梨、胡桃、葡萄、苹果等类。“以瞻化地候土宜言，并极相宜。目前瞻化竟无果种，此可叹也”。

        第二条关于牧业。略过。

        第三条，“为增加农产品。瞻化山地，甚宜马铃薯。河谷宜果、瓜、葱、薤、菘、蓝之属。凡康区所能种者，瞻对无不宜。然马铃薯及葱，购自道孚，余物购自甘孜，始得入口。昔番人简陋，糌粑、酥油、牛肉外，一无所需。农作简单，固无不可；近年诸番渐染汉习，口腹之欲日侈，则增加农产品，实满足人生第一要义也”。

        不只生产极其落后，商业也极不发达。

        任先生报告中说：“瞻化县治，仅民户五十家，又无喇嘛寺在其附近，故无商业。民户少则货品滞销，无喇嘛寺则小贩无从借贷资本也。前数年此处扎有汉军，各种小贩亦较多。近则仅存茶布店二家，营业亦甚寥寥。此处各村落，概无商店，亦无市集。……每年仅恃绒坝岔（其地在甘孜）之挑担行商，游走各村，贸易日常用品。又有汉商一二家，游走各乡，零购麝香等山货而已。”

        手工业，“瞻化亦无工业，县治仅有铁匠一家，兼铸金银饰品，成器拙劣”。

        在此条件下，当地人“自奉甚俭。虽大富贵人家，被一布面羊裘，饮食亦酥茶、糌粑、牛肉而已。除茶叶外，甚少使用外来货品，无治生增财之欲。男子闲放终岁，急则劫人。得余一日用，则沽酒沉醉以为常。女子理家政，善织羊毛。少有积蓄，则布施喇嘛”。

        社会生产生活状况如此，新设不久的县知事又如何管理这个地方？

        “然瞻对征服未久，西康吏治已坏。历任官吏，言行阒茸（低劣、卑贱），渐为诸番所轻。渐复纵肆不受约束。官吏多欲无刚，因循日甚，延至近年，已成千疮百孔之局矣。”局面到了什么程度呢？任先生记有一位叫张绰的县知事，在瞻化任一县之长三年，却弄得自己时常担心断炊，“诸事委之四瞻头人，划诺而已”。

        但这样的官还算是好官，因为这个县官“悉夷情”，了解当地民情风习，“能以小惠结诸夷酋欢，亦不曾枉取民财，故虽威令不行，而夷无间语。其长在官守无伤，其弊在官权日替，此固近世边吏之通病，未足责张一人也”。这是说，不贪不腐，不欺压百姓，已是好官了。至于说，在其位却不能有所作为，这是普遍现象，不只是瞻化一县的官长而已。

        不过，任先生到瞻化时，这位县知事已经离任。新任知事张楷，“豪宕有干才，在边日久，亦悉夷情，而驾驭手腕，超越前张知事百倍，莅瞻数月，百废俱举”。

        首先，命令此前委任为总保的四位当地豪酋“轮值县署候差”，其意自然是让他们明白权力所来，树立政府权威。

        其次，以前因官吏因循无能，更加当地民风强悍，应缴粮税历年都不能征齐，张楷到任后，除一个叫大盖的地方因案件纠缠未缴外，“余皆于十月以前一律扫纳”。当时瞻化全县4区48村4578户，年征粮1300余石，对牧民征收牲税折藏银6492元。民国十六年，又新增两项税收。屠税年收入300藏银，酒税年收200藏银。

        再次，“县署旧虽养有土兵，全属徒手，张至饬各区总保借快枪五支，子弹百粒，发土兵使用，军容整然”。

        更重要的是，“大小案件不假头人办理，虽其间亦有不能办动者，尚无委曲迁就、堕损官威之迹”。

        也就是说，以前那些县官，并不亲自办理境内大小案件，以致政府形同虚设。原因其来有自。“昔藏官管理瞻对日，择各村豪强枭杰者，予以代本名义……藏官鱼肉百姓，全借代本力。代本亦借藏官威势，钳制其村民。瞻对村落散漫，民性慓狡，欲以一官管理之，非此法不能有效也。”

        民国以还，“设治以来，仍选四区中代本之尤有势力名望者，任为总保，使管诸百姓。废代本名义，另委村长。然各代本势力养成，非空言所能剥，村长供其役使而已。只因无名分接近官府，初不能不屈身总保之下。积之既久，前各代本或变为总保之小头人，或因渐得接近官府，遂与总保抗立……官府反或为其所制也。”

        文化教育方面，更处于艰难的初创时期。

        民国后，在瞻化设立国民学校一所，但仅有县治所在地的汉人子弟数人就读。

        张楷知事到任后，召集四区区长和一些头人商讨兴学办法。那个时代，民风未开的当地百姓不愿上学读书，尤其把上学认汉字读汉书视为苦差，情愿雇人代为上学。张楷因势利导，商定每区每月缴藏银五十元，县政府用此钱雇人读书。具体做法是，把收上来的这笔钱，变为上学学生的津贴，每月发粮一斗。用这个因地制宜的办法，招到学生六十余名，分为高级、初级两班。任先生记叙：“校地为县治之关帝庙，曾经培修，尚称合用，建设筹备员陈焕章为校长。教员悉由县署聘请，员额并足，教授合法。全体夷汉各生，皆识汉字，勉通汉语。中有数夷生，成绩反在汉生之上，此北道各县所未有也。”

        与此相映照，是寺庙众多，“瞻化每村有一喇嘛寺，全县共四十余座（小寺不计）”。

        瞻化一县此种情形，也可视为川边地区大多数改土归流后新设的那些县的大概情形。一些喇嘛寺实力强劲，孱弱的县政府更难控制。瞻化县知事张楷是一员能干官吏，到任后便能将十余年积欠的应缴粮税全部征齐，但还有一个叫大盖的地方，因有案件未了，不能清除积欠。

        这件案件，就与当地的大盖喇嘛寺有关。关于这个案件的情形，任乃强先生所著《西康札记》中有两篇文章与此案相关。一篇叫《瞻对娃凶杀案》，这个“娃”，不是我们寻常话语中的小孩子，而是什么地方人的意思。“瞻对娃”，就是瞻对人。另一篇叫《大盖夷禀》。

        大盖喇嘛寺是瞻化境内的第一大寺，寺中有一个叫乌金夺吉的大喇嘛，向来与住持该寺的喇嘛阿登赤乃关系不好。这个不服寺院住持的乌金夺吉喇嘛还有一个哥哥叫作阿噶，性情恶劣，一向横行乡里。此前，也在这大盖寺出家，后还俗，也经常到庙欺凌住持，寺院住持自然怀恨在心。某一日，大喇嘛正为信众摸顶赐福，突然同一寺院的二三十个喇嘛一拥而上，将其乱刀杀死。那时，阿噶和其母亲也正跪受其弟摸顶，不及反抗就被五花大绑，并被立刻枪决，其母亲也被囚禁起来。两兄弟死后，寺院不罢休，又派人远赴麦科牧场，将其另一个弟弟枪杀，并将三兄弟的财产牛马全部抄掠为寺院的财产。案件发生地，在上瞻总保的管辖范围。但到案发半月后，总保才向县署报告。张楷知事传案首阿登赤乃到县问讯，这位喇嘛拒不前来，反而上“夷禀”到县，历数阿噶兄弟多年横行不法的罪行，说自己这样做是为民除害，请求奖励。张楷不允，再传不到，只好派人到当地断案。这断案也不是按照民国法律，杀人偿命，而是照当地习惯性，赔偿“命价”，即杀一人命，赔多少钱。县署派员断案的结果是：“判放出家属，三人命价三千藏银，缴凶枪三支，县署外罚银一百秤。”喇嘛寺不服判决。县署便威胁要调兵镇伏。

        当此之时，任先生作为视察员正好到达瞻化，行经大盖喇嘛寺所在地方，他们把视察员也当成握有事权的政府官员，“该寺僧侣来诉：‘命价赔到千元一人，瞻对向来没这规矩’”。他们还向任先生又上了一道“夷禀”，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就是一篇奇文，多谢任先生将其记录下来，让我们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奇异的风貌。

        该“夷禀”译为汉文是这样：

        “自赵帅（赵尔丰）到瞻化以来，各地杀死人命，命价高矮大小有例，阿色牛厂卡加家杀死七人，赔命价五秤，罚款一秤，以铜器作抵；拉日麻杀死六人，命价每人五秤，完全以铜器作抵；墨巴杀死热噜代本又要约共九人，每人赔命价四秤，完全以铜器货物作抵，罚款未缴分文；朱倭杀死七人，命价四秤，罚款五百元，以铜器货物作抵；马营长的兵杀死三人，罚款命价，每人三秤，均已货物作抵；前任张监督任内，杀毙土兵泽翁，命价二秤，以货物作抵；投李旅长的扎松工布被杀，又杀死家属老少五命，命价罚款分文未与；今监督任内，谷日杀死二人，命价罚款，分文未得；康立村日加马家杀死一人，带伤一人，命价罚款，分文未得；日须牛厂甲家儿子被杀，命价未赔。以上命案甚多，并未派兵去打。大盖喇嘛寺所杀原是匪人，为地方除害，不唯不奖赏，反要出兵来打，实不公平！”

        秤，藏银的一个计量单位，相当于藏银五十两。需要说明的是，藏银并不是真正的纯银，而是一种含有大量白铜的银铜合金，不及纯银值钱。

        从这“夷禀”中可以看出，不只当地人互相仇杀，政府军士兵也杀人。当地人互相仇杀，不能施以国法，以当地习惯方式处理还情有可原，但政府军士兵犯了命案，不依国法处理，那就难以理解了。瞻化的“化”，意思就是化野蛮为文明，结果去“化”别人的文明人，为了方便行事，却被野蛮所化。而且，政府军士兵处罚偏轻，所以“夷禀”中敢于大呼不公！

        不久，任先生又接到大盖寺所上的又一件“夷禀”，述说他们杀阿噶三兄弟是为地方除害的理由：

        “第一条，喇嘛乌金夺吉不该将茂古喇嘛郎卡独吉大马斫死。其在格拖喇嘛寺毒死坑博白马一喜，掌教喇嘛麦浪、札巴嘉恩兄弟，被他将鼻子割了，这几人一命抵一命。第二条，其兄阿噶在大盖寺当札巴时，麦科神庙及塔子被毁了，大盖寺会首为此罚了他四百八十元；又抢大盖寺会首七百元；竹庆寺会首泽翁等因闻阿噶要治死他，又送了五百元；又有老陕在寺，被他偷去麝香，房主被罚了一千多元；又抢去札巴阿泽四百元；又到东谷去抢人快枪一支，大盖喇嘛寺为此事赔了五百元；又抢劫宗堆坝马寺，又赔了一千八百元；又偷人麝香，喇嘛寺赔了二百元；初十又抢喇嘛寺会首名下二百四十六元；又欠铁棒喇嘛十一元。大盖寺阿噶偷人抢人欠账，共赔去七千七百元，应以家财作抵。第三条，此外甲该家阿噶弟兄所为不法之事，喇嘛寺已拿得有凭据者，凡有私造义兴茶票印版与私宰银元截抽中段之器具共二件。甲该家实系为非作歹之人。我们处死盗匪，不加奖励，反要处罚，请求委员大人做主！”

        此案件后来如何处置，未见记载。

        不久后，川藏之间，因为地方细故又发生激烈战事。战事初起，藏军节节胜利，瞻化一县又被藏军攻战，县府首脑张楷也被藏军俘虏，押往昌都关押。这案件恐怕也就不了了之。

        我不惮烦琐，抄录这些史料，自是因为这些材料可作民国初年瞻化一地社会状况的生动说明。更是因为，这样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思。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必是文明战胜野蛮。所以，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立时土崩瓦解。再一种迷思，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而民风纯善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善良天真的，是见今日社会物欲横流，生活在别处，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而故意捏造虚伪幻象，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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