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噶厦政府对于各土司反抗清廷的战事，都乐得作壁上观。更因为与各土司同种同教的原因，抱有同情，甚至暗中相助的事例也自有之。但这一回，这个贡布郎加与之前的土司大不相同，不但对西藏的宗教领袖缺少应有的尊重，而且早就口吐狂言，要征服西藏。在康区得势后，并没有挥兵东向出掠汉地，而意图将兵锋转指西藏。这在噶厦政府中自然引起震动。结果便是与清廷合议，出兵会攻瞻对。

        这一回，行事迟缓的双方会攻瞻对的具体方案很快出台。

        这个方案是四路进兵。

        “派委番员征兵借饷，并约会三十九族调集各处土兵防剿瞻逆西、北两面。”也就是说，西、北两路由西藏地方政府军队和在西藏青海间游牧的三十九族负责。三十九族，不是说那里还有三十九个不同民族，这个族是部落的意思。甘孜州学者得荣·泽仁邓珠著《藏族通史·吉祥宝瓶》说，有清一代，噶厦政府直接控制的地方，下属行政区名为“宗”，约略相当于县。四川、甘肃、云南等地藏区，是土司制。另外在四川、青海、西藏境内也有未明确建制者，那些部落便称之为“族”，是部落之谓，而非今天通行的民族的意思。

        东、南两路“必须由川省派员调集土兵”。这里的土兵来源，来自原川属土司地面，“明正土司及大小金川等处”。

        藏军尚未出动，已提出要求：“至藏中调集各处土兵已有一万三百余名之多，止能备办四个月口粮，该处库款既竭，火药、铅弹尤缺，亟须川中接济。”

        皇帝下旨：“速拨饷银四五万两并火药三四万斤。”因为川藏大道已被贡布郎加阻断，这些饷银火药又怎么送到藏军手中？绕道。这个道绕起来，真是非常遥远，“由会理州绕道滇省之维西厅至藏巴交界之南墩，或至察木多所属之擦瓦冈地区，相继前进”。用今天的话来说，从四川盆地南下，穿越今天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从会理这个地方过金沙江，到达云南省境内，然后西北行，到今天云南省所属香格里拉地方，再折而沿金沙江峡谷北行，先到西藏和川属巴塘土司交界地南墩，继续溯江而上，至察木多，即今天西藏自治区昌都地方。那时，噶厦政府设有昌都基巧，管理与川属土司地面相接的藏东各宗事务。

        得到饷银弹药的藏军大举出动，往剿瞻对。

        六月间，皇帝接报，藏军已经抵达巴塘。也就是说，马上就可以向贡布郎加占据的里塘发动进攻，打通川藏大道了。同时，皇帝也得到另外的消息，四川总督骆秉章奏：“藏中所派土兵已到巴塘，甫经入境即肆抢掠，将火药局侧民房及桥梁并行拆毁，递送公文塘兵皆被剥衣夺食，又因需索夫马围攻巴塘土司住寨，开放枪炮伤毙人命，且防剿甚不得力。”

        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位驻藏大臣派出的叫李玉圃的监军。其实，这个监军一定有名无实，并不能真正节制藏兵。但皇帝拿藏军无可如何，只好迁怒这位汉官，传令驻藏大臣，先是要将其依法严办，后又改为命其“来京质对”。

        其实，这时征不征瞻对，清朝地方大员们也有争议。四川总督骆秉章就比较消极。他认为土司之间相互构衅争雄，“本系蛮触相争，无烦劳师远征，惟有派员开导，使之敛兵归巢”。

        骆秉章总督真是太天真了。

        但我们也知道，封建官僚体制的运行机制，一个天真人要做个县官恐怕都困难，哪里还能做到总督这般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只不过，这时四川本省，前有石达开一支太平军入川，刚刚平定不久，相继又有本地民变发生，本身财政已经支绌，现在又要进兵藏边，还要替藏军支付粮饷，力不能逮，心中自是十二分的不情不愿。

        同治皇帝见出征瞻对的藏兵未对贡布郎加开战，却先在巴塘捣乱，怕藏兵即便战胜了，瞻对地面恐怕同样不得安宁，又改变了心思，于七月初下了新的谕令：“本日已谕令将土兵撤回，保守藏地。如瞻对夷酋入境，即为剿办，不得滋扰内地。”也就是说，要藏兵撤回噶厦政府实际控制的地面，只有当瞻对兵马攻入西藏地面，才能防守作战，而土司地面属于“内地”，就不请他们代劳了。

        之后，四川总督骆秉章还派出道员史致康等去瞻对“前往开导”。

        小半年后的十一月，似乎同治皇帝并未得到瞻对前线来自川、藏两方面大员的情况报告。便找来军机大臣等商议：“迄今数月之久，土兵曾否撤回？瞻对情形如何？道员史致康等前往开导，能否遵命解散？未据该将军等复奏。”

        但藏兵一经出动，西路到达巴塘的同时，北路也向德格发动了进攻。

        这时清廷早已进入多事之秋，中央政府的威权降低到极点，企图号令四方时，早已不能令行禁止了。同治四年初，皇帝自己就列数当时国内大的动乱：一是“上年石达开巨逆窜川省”；二是“甘省回氛急切”；三是“新疆贼势蔓延”，清军四处弹压扑火，再也无力用兵瞻对。但同治皇帝也深知一旦藏军深入川属土司地界，恐怕将来会有更大麻烦。他唯一良好的愿望，就是藏军退回西藏本境，而靠川省各土司土兵进剿平定瞻对之乱。

        皇帝还与军机大臣等回忆起各土司兵在他上位后立下的功劳，“咸丰年间向荣督师江南，曾檄调四川屯兵，临阵冲锋向称骁勇。嗣以南方水土不服，该屯兵等均多物故”。这是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川属大、小金川，杂谷和瓦寺土司属下土兵，奉调远赴浙江定海、镇海前线力战英军，付出惨重伤亡，加上气候不适，数千远征官兵，大多未能再回故乡。其中最靠近内地的瓦寺土司境内曾有一座巨大的坟茔，当地人称“辫子坟”，其来历就是当地土兵远征浙江参加抗英之战时，战死病死者，只能割下他们的发辫，带回家集中安葬。这个地名至今犹存。

        皇帝还想起，石达开窜扰川省，“为各土司兵诱入绝地，官军卒获歼擒”。他是想用这些早经内属的土司兵来平定瞻对。

        但是和他的祖先乾隆皇帝大不相同的是，同治皇帝本人似乎对这些土司及其土兵的情形所知无多。所以，对军机大臣等提出很多个关于这些土兵的问题。

        先问，远征浙江与参与平定石达开的，“是否即系此种？”也就是说，他们是同一个地面上同一种族的土兵吗？

        再问：“如调派千名出关剿贼，一应军装器械需要费如何？其按月支放口粮，较之内地兵勇赢绌奚似？”其实，清朝征用川省土司兵助战官军，非止一例。而且，口粮饷银军械等支项早有成例，翻翻前朝档案就可一目了然。

        同治皇帝不仅想他们参与平定瞻对，而且，还想调这些土兵远赴甘肃新疆帮助平乱。所以，他还问：“又此兵调赴他省是否同于雇募？须先给身价银两若干？”

        川内助剿作乱土司不下十余战，出到省外，远征西藏、贵州、江渐等省也有多次，这些成例都有前朝档案详细记载，但这样的问题，皇帝不查旧档，却去问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总督。要“骆秉章查明从前檄调屯兵成案及现在应如何办理情形，详细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这边，还在商量着如何出动川属各土司兵进剿瞻对。

        那边，藏兵却不听皇帝在本境驻防的命令，早东渡金沙江，不止西路占了巴塘，北路也早发兵深入川属土司境内，到了道坞地方。在瞻对北面，从西向东一路排开，先是德格土司，然后是孔萨、麻书、朱倭等霍尔五土司。霍尔五土司，最东面是炉霍章谷，过了此地，才是道坞——今写作道孚，此处距打箭炉不过几百里地了，四川总督骆秉章上奏：“藏兵已至道坞，将近明正土司地方，声言欲攻瞻对老巢，其为藉图需索、骚扰内地已属无疑。”

        皇帝再下旨，重申前令，要藏军撤回西藏。因为四川总督骆秉章报告：“瞻对已与明正土司具结息争，现未出巢。”这固然是一方面的事实，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骆秉章却隐匿未报，那就是贡布郎加与明正土司停战媾和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他的人马正与万余藏军在西北两线激烈交战，再也无力东顾了。过去，浅尝辄止接触这段历史，那些书写都是粗线条的，说是川、藏两方联合进剿瞻对，现在深入历史细部，才看到当时的真实情形。过于粗疏的历史，总是把复杂的情形简单化。因袭相沿，以致造成后来思维和决策中一厢情愿的简单化。

        后来，还是已经被阻于川省地面一年有余不能到任的驻藏大臣景纹在奏折中说明实情：“瞻酋侵占各土司边界，扰塞川藏大道，久为边患。今经被害难夷约会藏兵，收复土司各地，围攻瞻酋老巢，剿办正在得手，碍难遽行撤回。”

        皇帝接到此奏报，已是同治四年的七月间了。这时，藏军出兵瞻对已经一年有余。

        所以皇帝又下旨动问：“骆秉章前奏瞻对已与明正土司具结息争，景纹又称藏兵攻打瞻匪正在得手，不日可以剿灭，所奏情形互异。”所以，皇帝特别想知道真相：“现在瞻对究竟是否尚在构兵？”

        其实，这时候藏军已经快要攻下瞻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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