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全在打箭炉停留时，听说附近惠远寺旁泰宁地方河流中富有沙金，雍正初年抚边大将军年羹尧出兵驱逐入侵西藏的准噶尔人，途经泰宁时就曾在那里招夫开采，所得颇丰，便与打箭炉同知刘廷恕会商“招工开厂”，采淘黄金。同时，四川总督也催令打箭炉开办金矿。凤全到巴塘开始垦殖时，打箭炉厅派员到泰宁踏勘金矿。此举招致惠远寺堪布不满，便以开矿破坏风水为名煽动当地民众阻止。都司卢鸣扬前往开导，被击毙。骚乱进一扩大，乱民烧毁民房三百余间。清廷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军进剿。

        这座惠远寺本是清朝雍正年间所建的皇家寺院，这时却率民反对朝廷新政。

        雍正年间，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藏区秩序十分混乱。雍正七年，为保障从里塘地方选出的七世达赖喇嘛的安全，清政府专门拨出库银，建成该寺。寺院占地五百亩，修建僧舍一千余间。寺庙建成后，雍正皇帝钦定寺名，亲书匾额曰“惠远寺”，并迎请七世达赖喇嘛来该寺暂时居住。七世达赖喇嘛驻锡该寺达七年之久（1728—1735）。西藏安定后，雍正皇帝才特派其御弟，时任理藩院主事的果亲王，和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将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到拉萨。行前，七世达赖喇嘛要求惠远寺由他继续管理，得到朝廷允准。七世达赖遂留下堪布一名，喇嘛七十多人礼佛诵经。清廷又从明正土司辖下划百姓数十户为寺院差民。此外，清政府每年支付白银七百七拾两，作为该寺的香火钱。以后历任惠远寺堪布都由西藏方面委派。

        我们的瞻对故事，也与该寺发生过关联。乾隆年间，清代第二次用兵瞻对，战败的瞻对土司班滚潜逃多年后，就出现在这个寺院。并由该寺堪布代为向清廷表示悔罪，乞罪免死，得到允准。

        五年前，我从德格到康定，因公路翻修，阻于道孚县境的八美镇。我得暇前往几公里外的惠远寺。那一天，风和日丽，草地青碧，寺院安静无声，大殿后方的蓝空中停着白云团团。我在寺门前读碑，是雍正年间该寺落成时的御赐碑文。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碑上字迹已经模糊漫漶。然后，又驱车到对面小山冈上，在一片白桦林中享受阴凉。小山前，一片沃野平畴，麦子正在熟黄。麦地中央是一个宁静村庄，十一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眼前这个村庄。可惜这位达赖喇嘛活到十八岁，刚到亲政年纪就神秘暴亡。历史没有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想，假如这位出生于皇寺所辖村庄中的达赖喇嘛得以亲政，会如何行事，影响所及，西藏乃至川属土司地界，又会有怎样的情形。

        清廷以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始，其势力得以深入西藏以致藏区全境，接下来，维持对藏区的统治，也以扶持格鲁派为主要手段，开始阶段自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两百余年，世界大势与社会状况都发生巨大变化时，后继者毫无觉察，只知陈袭旧规，却因教派势力的雄强而渐渐失去对藏区的有效控制。惠远寺此案，就是一个例子。寺院反对采矿，自有其行事与情感逻辑。但对清廷来说，自家修建的寺庙，使着自家每年颁给的香火钱，而倡民作乱，反对自家开矿，当然是清廷治藏政策失当的一个小小的，但却是十分清晰的佐证。

        而驻藏区清军，纪律松弛，鱼肉乡里，骚扰百姓已非一日，进剿泰宁，战胜后也在惠远寺大肆抢掠。所以，乱平后清廷一面下旨赏助战有功的明正土司以总兵头衔，一面将“纵兵抢掠之靖边营管带已革知县穆秉文发新疆充当苦差”。

        泰宁金矿乱平后，又查得这事不但关涉远寺堪布，还有驻瞻对藏官在背后唆使，这不得不引起清廷的警惕。噶厦政府控制瞻对一地，但其影响所及却远远大于瞻对。此时清廷担心英军入侵后，失去西藏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瞻对。更有理由担心，到了那时，瞻对于四周的土司地面，怕是会有更大更坏的影响。于是，为稳固川边，下旨四川总督锡良、驻藏大臣有泰和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三位地方大员：“西藏地方危急，请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对收回内属。”

        凤全行动迅速，当即派员前往瞻对考察民情，了解当地头人、百姓和藏官对于改土归流的态度。调查结论是当地头人和百姓都情愿回归川属，藏官则表示去留只听从噶厦政府命令。也就是说，没有噶厦政府的命令，他们绝不会撤离瞻对，而噶厦政府是绝对不会下此命令的。想当年清兵征瞻对，藏军大败，清军完胜，噶厦政府都从清廷手中收回了瞻对，重新派官统治。现在清廷危机四现，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噶厦政府岂会甘心将此地拱手送还？

        见此情形，凤全便敦请四川总督锡良，希望他派兵强行收回瞻对。锡良却并不急着动兵，只是告诉凤全，正在筹集二十万两银子，准备偿付藏军当年出兵收复瞻对的军费。

        凤全又致书驻藏大臣有泰，请他在拉萨就近多做工作，说服噶厦政府放弃瞻对。

        殊不知有泰此时在拉萨正焦头烂额，面对英国军队入侵，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等种种复杂局面无所措手，哪里还有心管瞻对的事情。所以，有泰回复凤全说，他赞同垦荒练兵，以此威慑西藏，却不赞成收回瞻对，“以大局而论，示以天威则可，失此大信则万万不能”。

        凤全并不因为驻藏大臣有泰是正职，而自己只是帮办而屈从听命，致信有泰时针锋相对，说收回瞻对不存在失不失信的问题，因为瞻对划归西藏，原是为偿还兵费，藏官“岁收瞻民赋税九千余两，迄今三十余年”，早超过应收军费了。所以，“瞻对应收不应收，惟问贵大臣。西藏自主之权能终保不能终保？若能终保，则瞻对之收回可缓议也”。也就是说，他和朝廷此时力主收回瞻对，是因英兵已抵西藏，“一经立约，枝节横生，再议收回瞻对，噬脐之悔无及也。瞻对四旁皆川边土司，赏还达赖，譬如幅帛抽心，不成片断，一旦有事，不惟门户不清，亦且防守无据”。

        结论自然是：“藏亡而瞻对亦亡。”

        泰宁金矿事件后，四川总督锡良上奏，说到金矿事件的原因，将此事件看成与朝廷欲在瞻对改土归流有关：“瞻对改土归流，泰宁寺（即惠远寺）喇嘛煽乱，枪毙弁兵。”

        朝廷下旨却奇怪，不让四川总督办理，而是“著凤全就近剿办”。对凤全来说，手里的新军还没有练成，朝廷又不派兵，如何就近剿办。

        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是他去剿办别人，而是他的改革必然触动到旧制度的命门，人家要起而反抗，来办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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