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传霖征瞻对,又收德格,雄心勃勃,风头正健。便引起同为一方大员的成都将军恭寿的不满。成都将军一职,是因为川属土司地面向来多事,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之战后专门设置。其职责明文规定:成都将军不管内地州县营汛,专门负责川属各族土司,尤其是川属藏区各土司军政事务。成都将军设置以来,都由满、蒙大员担任。但清廷贵族集团,统治愈久,腐败愈深。以致后来出任成将军的满、蒙贵族,越来越名不副实,不能胜任其实际职权。琦善之后,瞻对或川属土司地面有事,都是由四川总督刘秉璋、丁宝桢、骆秉章和鹿传霖等出面主持。总督们处理藏区事务时,有时与成都将军通通声气,有时便索性自行处理,只在上奏时署上成都将军的名衔,这差不多已成惯例。那些成都将军住在成都满城之中,吃喝玩乐,也自乐得清闲。
可是,鹿传霖挥兵瞻对,大获全胜,风头正旺,使得时任成都将军的恭寿越来越不满意。查骞所著《边藏风土记》载:“时成都将军恭寿庸且懦,鹿传霖藐之。此次夷务改流诸大计,鹿未尝筹商恭寿同一会衔。恭寿意不解,幕僚咸不平。”
这是说,鹿传霖看不起恭寿,上奏在瞻对德格等地改土归流的设想时,并未与恭寿协商,却署上了他的名衔。恭寿不舒服,他手下的幕僚帮闲们更不高兴。
尤其在得知清廷同意德格改流后,恭寿便发作了,责怪鹿传霖“何以事前并不商知,竟将奴才衔名列入折内,事后始行移知,从来无此办法”。自己也向清廷上了一道《密陈德格改流川边动折》。其实是封告状信。说“张继急于邀功”,鹿传霖“不查虚实”,并因此明确反对改土归流,“各路土司闻之,难免不疑虑生心,潜萌异志,利未必得而害恐滋甚”。
一向怠惰的恭寿,身为成都将军,瞻对一境动荡多年,未见他有什么动作,这回却积极起来,连上奏折,控告鹿传霖对德格土司家族纷争处置失当。
驻藏大臣文海也站在了恭寿一边,上奏说,“鹿传霖饬令将该土司母子解省审办,道路传闻,莫不骇异,以致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
鹿传霖抱负宏大,建功心切,举措上可能真有失当之处。但从川藏长远安定稳固着眼,他的做法顺应大势,无疑是符合历史前进规律的正确之举。
变,各土司失去世袭数百年的尊贵地位与土地人民,自然要感到“不安”。又岂止是感到“不安”!
不变,有清一代,从盛世到衰微,两百多年间,各土司地面又何尝安静过一天。如果不变就能求得安定,也就没有这本书中老套故事一再重演了。
变,“不安”后尚可期待社会进步,长治久安。
不变,无非陈陈相因,继续那些剿抚的老故事,一任土司地面自外于日新月异的世界大势之外,整个世界步向文明,而土司属民仍在蒙昧穷困之中,民何以堪,情何以堪!
清廷通过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虽稍有振作,但终究还是以皇家一族之私,面对任何改革的要求,都瞻前顾后,权衡再三,这也是“大局”。为了这个大局,还是反对变革的保守声音更对上面的胃口,更容易在中央引起共鸣。恭寿与文海之流几道奏折下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进剿瞻对胜利后一年,清廷下旨将鹿传霖革去总督职务,召回京城。不只收瞻对归川的计划被中止,在德格、章谷、朱倭三土司地面改土归流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同年十一月,清廷下旨:“前据达赖喇嘛在理藩院呈请赏还地方,并览该署督经次所奏各节,是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尚属可信。朝廷轸念番僧,岂肯以迹近疑似,遽议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对地方,仍著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受。”
鹿传霖不但被罢官,连征剿瞻对都成错误了——“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自然是师出无名了。至此,清朝六征瞻对,数这次最干净利落。大获全胜的原因也很简单,经过洋务运动,清军有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攻瞻之战中最厉害的,就是炸药。但最顺利漂亮的战事,却导致最荒唐的结果。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
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一步步走向覆灭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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