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是“胜利还都”

        林文孙少校黯然地飞越驼峰，回到前途茫茫的祖国——这时已是四六年的初春，国共谈判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文孙被暂时送到一座设在成都郊外的军医院内。这座临时搭起的医院之脏、之乱、之挤，和驼峰那边的军医院相比，简直判若天壤，使他内心隐隐作痛。

        最令文孙难以忍受的，则是他看到报章杂志上所载，国共两党和第三方面的政客争权夺位的言行。文孙想想同古、仁安羌、野人山和史迪威公路诸战役的惨烈情况，又回忆到他所敬佩的戴安澜师长和可爱的小马马志强，和亲眼目睹的血肉模糊的千万条死尸……再想想自己的遭遇……真的，这千万个纵横沙场的死尸，就是为这群哗啦哗啦的党棍官僚，制造祸国殃民的机会吗？文孙茫然了。

        这时医院中因人数太多，也发出通知，凡愿出院、复员退役的，一律发饷三月遣散。至于如何取道还乡，则无明文规定。文孙正在踌躇之时，忽然收到通知，嘱往军需处请领三个月“中校薪饷”“自动退役”。

        这样文孙才知道，自己因伤又晋升一级，但是他迄未收到“国防部人事处”的正式派令。

        脏乱的病院既无可留恋，退役就退役吧！文孙思乡情切，想到父母妹妹和未婚妻，恨不得插翼东飞。

        他从病院扶杖迁入一个悬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牌子的小客栈；再由小客栈而进入成都市区，一人在街头徘徊，想乘舟或搭车东下。谁知蜀道之难，固然难如上青天，而巴峡巫峡，千里江陵，结伴还乡，出蜀之难亦难如上青天。按时人估计，“下江人”如无特殊身份者，要想出川，恐怕还得再等两年！

        文孙流浪街头，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谁知苍天有眼，一次在成都街头，忽有一群美国小兵向他问路：“如何到‘快活林’饭馆消夜？”文孙流利的英语，使这些大兵哥一见如故——他们乃约文孙一道来个“荷兰式”的消夜。文孙问起才知道他们是“美国十四航空队”的运输兵。当他们知道“林中校”急于东下，一位名叫卡尔曼的上士问文孙何不搭他的飞机东下，明天就走？

        得来全不费工夫，文孙真喜出望外。第二天上午十时文孙依约赶到成都机场，向卫兵说明来意；那美国大兵乃向那几架装货待发的运输机一指。其后亦无人查问，文孙便走向一架飞机。当他扶杖挣扎上机时，机上下来两个美国小伙计，便把他架上去了。上机一问，才知此机果然直飞南京大校场。文孙问卡尔曼上士在何处，机中谁也不知道“卡尔曼”是老几。那两位扶他的小伙计则自我介绍：一个叫“毕尔”，一个叫“斯迪夫”。他们和“温斯顿”颇谈得来。

        就这样文孙便糊里糊涂、嘻嘻哈哈地飞到南京大校场机场。斯迪夫又找到一部吉普车，把“温斯顿”送到市中心的“新街口”，才“拜拜”而去。

        林文孙中校也算是“胜利还都”了。

        

“活着回来，就不错啦！”

        一九四六年初春时的南京虽然显得有点残破，但毕竟是抗日新胜，国共和谈也得到似乎完满的结果，人心充满希望。加以高官富商的挥霍，市面也逐渐恢复繁荣。六朝金粉，看来居然余韵犹存。

        文孙扶着个伤兵拐杖，在新街口踯躅些时，也无心欣赏街景，乃挤上开往下关的“小火车”；再由下关挤上轮船，由轮船换民船——循他中学时代暑假返乡的老路，便在柳和集的柳荫之下，颠颠簸簸地上岸了。

        林文孙这个“林三少”，八年前在柳和集是无人不识的。可是这次返乡时，人家只把他当成一个过路的伤兵了。这伤兵左肩挂着个帆布袋，右腋下夹着个木拐杖，缓缓地向当年的林家庄方向走去。

        他举目四望但见青山如旧，绿水长流，但那四周古木参天、楼阁巍峨的林家庄，却神秘地从地面上消失了。不但那些合抱的古木、榆、柏、松、栗等大树，一棵不存，连那庄前广袤数十亩的翠竹，也一竿无余。没有这些东西，文孙感到这地方太陌生。

        这伤兵摸到池塘边，却见一排半茅半瓦的矮屋——那似乎是当年的“低仓房”，有几户人家。文孙问两个幼童：“林家在哪里？”幼童摇头不知。一位老大娘却自屋内走出，告诉伤兵说在“老马房后面”。文孙掉转头，自一摊摊猪粪的泥场上，转向“老马房”——这儿他还有点认得。

        老马房前的主屋“演武厅”不见了。后面的马棚，却被加上一面墙，变成住宅。当文孙走近这座矮房时，只见一位白发老人坐在门外一只小摇椅之上，摇呀摇地抽着旱烟。文孙看他似乎是爸爸，乃高兴地努力走向前去；还未即叫出，那老人已站起来问道：“同志，你是哪里来的？”

        文孙赶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眼泪潸潸而下，但却笑着说：“爸，我是文孙！”

        “你是文孙，小三！？”爸爸几乎将信将疑，老人细看哭泣的“小三”，自己眼角也显得湿湿的。

        “爸爸，我是小三！”小三抱住老人的两臂，又哭又笑地说。

        “小三，你怎么搞成这样子？”老人也流下眼泪。他又回头向屋内大叫：“妈妈，小三回来了。”

        屋内顿时有两位妇女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跑了出来，文孙一看前面跑来的是妈妈，乃一下把拐杖和帆布袋丢在地下，近上去和妈妈拥抱起来，号啕大哭，把那小女孩，也吓得哭起来。

        “宝宝，”妈也哭成个泪老人，气喘吁吁地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说了又哭，哭了又说。

        “周嫂，”爸爸向那中年妇人说，“你去烧点水，给少爷洗脸！”

        周嫂去了。老人又转过脸来向他母子说：“别哭了。活着回来，就不错啦！”

        

死讯

        八年抗战把中国的历史扭转了方向。它也扭转了一个抗战青年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抗战开始之日，林文孙这位青年还是个浑浑噩噩、不知人世艰难的“浊世佳公子”——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日子过得多么满足惬意！八年之后，百劫归来，他已变成个身负重创、步履艰难、囚头垢面、未老先衰的伤兵。瞻念前程，何择何从，也没个主意。

        八年前他离家之日，林家庄还是个楼阁巍峨、庭院深邃、古木参天、花香四溢的地主大庄园。八年之后，那儿却变成一片荒烟蔓草、瓦砾遍地、狐居鼠宿的义冢孤丘。

        但是正如俗语所说，“金窝、银窝，不如狗窝”。林文孙总算又回到父母身边。爸爸说：“活着回来，就不错啦！”文孙也的确为此而感到幸福和满足——今后的打算，也正如八年前未婚妻劝他的：“夫妻恩恩爱爱，当个小学教员，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

        小莹那时这番话，对那位糊糊涂涂的林三少爷来说，未免太消极了一点。三少听了，口头赞成，耳朵上只是一阵风。如今百战归来，当年“为妻的忠告”，倒为腹中颇有哲学的林伤兵所梦想的归宿——这是未老先衰的征兆呢？还是九死一生的醒觉？

        一阵冲动的“感情”过去了。爸爸在饭桌上也谈到“今后打算”的“理智”。文孙说他想找个“中学教职”，然后和未婚妻叶维莹结婚。

        “你说那个姓叶的丫头吗？”爸爸惊奇地问，又接着说，“她是共产党派来做你工作的呢。”

        “爸，”文孙郑重地说，“叶维莹不是共产党派的——她思想左倾倒是真的。”

        “她不是共产党？”爸又反问，“她还是个共产党头头哩。我们的房子，就是她指使‘贫农团’拆掉的……”

        “爸，不会的，小莹不会的！”文孙说得有点急促而惊异。

        “不会的？”爸又说，“战区还通缉过她——我也被连累上呢！”

        “不会的，不会的……”文孙将信将疑，但还坚持“不会的”。他又问小莹在什么地方。

        “她死了呢！三啊。”妈从厨房取汤出来，也插句嘴。

        “死啦？……”文孙不免一怔。“年纪轻轻，怎么死啦？”文孙问着，两泪盈眶。

        “她舅舅朱光直，还来向我要去五十块钱，买棺材安葬呢。”爸说。

        “她死在舅舅家？”文孙眼泪直流。

        “她死在共产党山寨里，她舅舅抬回来的。”妈又插句嘴。

        “死在共产党里？……怎么死的？”

        “他们共产党，男女混杂，共产共妻！哪知道她怎么死的哩？”爸说着叹口长气。

        那晚文孙发高烧，胸前伤口又流血，爸在房内来回踱方步。妈则坐在文孙床沿上，不时流着眼泪——二老也都一夜未睡。

        

无墓之哭

        “小莹之死”使文孙把人生的意义，看得更淡，连个小学教员也不想当了。身上热度减退了之后，健康稍为改善，文孙自轿行叫了一顶轿子，到县城去，想看看小莹的舅舅朱光直，再到小莹墓上哭奠一番。

        当他去百合药铺讯问时，才知朱朝奉已死，遗孀住在后街。文孙按址找到了“舅妈”，她住在一个草棚内像个乞丐，彼此都不认识了。解释清楚之后，舅妈先要文孙买点东西给她吃了，然后带文孙到北门外去“扫墓”——“也上上舅舅的坟”，因为朱朝奉也葬在那儿。

        舅妈老了，眼睛不灵，脚也跛了，不良于行。文孙是个伤兵，也得扶杖而走，但他还得搀着舅妈，缓缓向北门外走去。沿途舅妈又吩咐文孙买点香烛纸马。文孙自己也买了些小莹生前喜欢吃的糖果点心。二人相扶，慢慢走出北门外义冢上去。

        这义冢在一座丘陵之上，占地百余亩。新坟旧坟，相重相叠，不下数千冢。冢间除一些矮小的野树点缀其间之外，则是一片荒草。暴露的白木棺材，随处皆是。人骨骷髅也累累狼藉地上。有些掩埋不周的新葬处，则发出隐隐恶臭。

        舅妈在出城之前，似乎很有做向导的信心，可是一入荒丘，她就完全迷失了方向。她东指西指，已不辨南北。慢说找不到小莹的孤坟，连舅舅葬在何处，她也茫然了。

        二人在荒草残坟之间，踏来踏去——孤冢三千，卿藏何处？文孙环顾四周，知道小莹埋身之地就近在咫尺。“但是，莹妹，”文孙默念，泪从颊下，“你究竟在何处？……莹啊，文孙回来了……死而有知，指点一下嘛……”

        文孙默念之下，且哭且找，找了数百处，痕迹全无，最后情难自持，乃瘫坐于一具枯棺之上，抱头放声痛哭。在这百亩荒坟之间，四顾除三两只野狗之外，无一个人影。文孙情不自禁，又扶杖起立，四向大声哭喊：“莹啊——莹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时舅妈也哭跪于地下，拍地哀号、大叫其“老头子，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带受苦的人一道去？”……

        他二人一个哭爱人，一个哭老头子，各自尽情痛哭，彼此不相顾。哭了足足有两个钟头之久，心头才稍觉宽舒。

        最后舅妈在一块断碑之上，铺开祭品，摊开纸箔，烧起来，二人又哭拜一番。这时天色已晚，不雨长阴的天气，也洒下三两滴微雨。文孙才搀着舅妈，送她回草棚去。

        文孙留给舅妈两千元“关金券”，舅妈也交给文孙一件小莹遗物——一个小梳头盒和一个小木梳。文孙认识那是小莹演戏时化装的用具。文孙收下了，便独自走回街中，顺便往八年前他和小莹谈情说爱的“张家花园”一看。只见围墙已倒了数处，园内除那棵大柳树枝叶尚茂之外，一切景物全非。他二人当年的“洞房”，那个坚实的防空洞，却住了些乞丐；洞上的“一览亭”，也不见了。睹物思人，这位当年的林三公子，今日的伤兵，不禁悲从中来，一时颇有出世之心——人生竟是如此的空虚吗？

        文孙沿街彳亍，看到一家小旅舍，乃投宿其中。只希望倦极而眠，魂梦之中，小莹能再度出现，携手话旧。可是他却失眠通宵。只一次，似乎蒙眬入梦，果见小莹踉跄走来；文孙忙抢上去，一把把她抱住，小莹抬头一笑，原来却是莉莉，文孙一惊便醒了——全身冷汗，再也不能入睡了。

        靠在床上苦思数小时，还是披衣坐起，燃起菜油灯。在微弱灯光下，在自己的怀中日记里，写下一首纪念小莹的小词——那就是田军和李兰她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那阕“一抔知何处，抆泪向黄昏”的悼亡词《临江仙》。

        这一晚正是他二人订婚的第八周年啊。

        

喜听慈亲唤乳名

        经过在义冢上几个小时的放声痛哭，文孙回家之后，心境安宁多了——因为这样发泄内心的痛苦，全世界上只有“北门义冢”这一处了。

        文孙在家中住了个把月之后，在妈妈的悉心调护之下，健康逐渐恢复，伤兵拐杖也可不用了。住在这马房之内，文孙也有说不尽的怀旧之心，因为这马房里最后一位住客——“老打圈”，原是小莹最爱的良马。他二人每次送“老打圈”回房，小莹都依依不忍离去。因为“老打圈”爱上女主人，女主人也爱它，说它有灵性，文孙曾戏劝小莹住在马房里。如今人马俱杳，唯房独存，所以文孙对此房有特殊感情，住在里面心安理得。不过一家四口加周嫂，住三间马房，未免太狭隘了些。爸爸乃叫胡小茅匠在屋侧向阳之处，又增搭一茅草“披厦”，装上玻璃窗。窗外万顷水田飞白鹭，茅舍远近，炊烟袅袅，看来也颇赏心悦目。

        林家马房外原是个百年有名的大花园，有异草奇花数十种之多。抗战被毁，名花无人照顾，多已变成野花。但是春深草长，仍是香满荒园。茶余饭后，文孙偶陪二老，散步其间，亦颇有田园之乐。有时敲针作钓钩，文孙携幼妹去大堰塘垂钓，亦每有鲜鳞佐膳。

        地球如停止转动，人世如驻颜有术，则田家之趣，天伦之乐，也可说是还乡游子复何求了，何况是烽烟遍地的乱世！

        妈把文孙的床铺搬入此窗明几净的新披厦，要他好好养息。爸爸也购回些线装书，并订了一份上海《大公报》。文孙如今身边既无一本专业书籍，每日读书阅报，有时也就和一些爸爸的朋友，谈诗论文，伤时忧国一番——此时华北烽烟再起，马歇尔元帅调停无功，尤为众心所系。老辈吟诗感叹，文孙亦颇喜诗文，赋闲乡居，也跟老辈写了些诗文寄慨。

        四十年后，他还记得其中一首七律。诗曰：

        又向田园策杖行，使君归与白鸥盟。

        惭肩破笈还乡里，喜听慈亲唤乳名。

        诗兴已因时乱减，病余翻觉此身轻。

        遥看烽燧忘春意，窗外丛枝漫着英。

        如果天下承平，归隐渔樵，不是人间之至乐吗？此诗亦写实也。

        

“古董参议”的愤慨

        在恬静乡居的环境里，文孙住久了亦渐有所感，原来每次吃饭，二老都把肉食捡给文孙和小妹；二老自己，尤其是妈妈，简直整月素食。这样文孙才看出家中经济拮据，肉食维艰。

        “爸爸，”文孙一次问老人道，“你和妈抗战八年怎样过来的呢？”

        “做个‘古董参议’嘛。”老人微笑回答。据说抗战期间的“司令长官”和“总司令”，都是“儒将”，酷爱古董。他们知道林家多的是古董；林家主人破落堪悯，也需要他们保护。双方情投意合，一方捐古董、一方下聘书，这样林伯章就做了七整年的“古董参议”。直至日本投降，林参议再没古董可献，战区也不要人民来“参议”——参议头衔裁撤，林“参议”只好回老马房做林员外了。

        “那时有人骂我热衷，”林前参议感慨地说，“用无价之宝的古董，换有名无实的参议。其实我们老‘京议员’，还稀罕什么省级‘参议’？只是找个名义抵挡抵挡那些横行霸道的乡镇干部，领点干薪过活罢了。”

        文孙很奇怪，他爸爸有良田千顷，为什么还要靠一份议的“干薪”过活呢？

        老人说，抗战期间苛捐杂税多着呢，什么“汤粮”、“豫粮”、“省级公粮”、“县级公粮”、“大户余粮”、“保安公粮”、“教育公粮”……没止没尽的。那些混账乡镇干部，自己是暴发户地主，却为自己免粮免税，把一切税捐，都派在传统大户人家头上。

        “我的百顷良田收一百年，也不够完他三两年之粮，”爸爸气愤地说，“你看这些东西混账不混账！？”

        老人又说，交不了粮，他们就抓人。老人躲在省府招待处，他们就抓“佃户”——在农忙时抓佃户；佃户被抓，老婆孩子就来哭诉，没止没尽的。一次林参议火了，自己具备一件“捐献文书”，把家中所有的田契拿出，一起送给省府“田粮处”，把田地一齐捐献作“抗战军费”。谁知这些田契却被原封打回，说是“积欠未清，碍难接受”云云。

        “你看国民党这些官僚党棍，有没有丝毫天理国法、人情良心？”爸爸气得把胡子直吹，又说，“以前我们当议员，总说袁世凯不如西太后；现在看来，蒋介石也不如袁世凯！”

        “抗战后政府不是把欠税豁免了吗？”小三好奇地问。

        “这是蒋介石，”爸爸说，“但是共产党又来了嘛！它鼓动佃农打倒地主，抗租抗税。我们的田，去年一粒米也未收到。”

        “按理呢，耕者有其田，他们抗租抗税，也未可厚非。”文孙这位大学出身的地主儿子，态度倒颇为开明。

        老人并举出个实例来，说，文孙的表姨父周道谨，交通大学毕业，一直住在上海。抗战胜利前夕，他怕美军在上海登陆、轰炸，乃举家溜回家乡无为避难，一回乡便被抓到了。话也没有问一声，便当着表姨妈面，用铅丝把表姨父勒死了。

        “除了有几亩地之外，你表姨父犯了什么罪呢？”爸爸气愤地说，“这年头，不成个世界啊！”老人更是感叹不置。

        这是文孙第一次听到表姨父被杀的消息。表姨父以前一直是文孙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是上海交大毕业的，而进上海交大则是小学时代文孙就有的“雄心壮志”。他这次为表姨父之惨死，也不禁欷歔流涕。

        

谢区长的威仪

        “爸，我们现在靠什么收入过活呢？”文孙听了上面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免又补问一句。

        “我们靠卖田嘛。”老人说。

        “爸，你不是说地主收不到租米吗？”

        “我们收不到，”爸说，“他们乡镇长收得到嘛——他们有枪，有‘保安队’。”

        “贫农团不是抗租吗？”

        “抗我们的租！抗他们的租，他们就活埋掉他……”

        “保安队为什么不能保障我们收租人的利益呢？”

        “他要保障我们，我们就不会卖田，他们也就没得便宜可捡了。”爸慨叹地说。

        爸爸说，这些新地主阶级的乡镇长，都希望老地主破产，他们可以捡便宜田好买。祖父分给文孙那份“水旱无忧的长房长孙田”，便是被一位狡猾的谢乡长，“连骗带抢，软硬兼施，买去的”。

        “爸，你说我那初中同学谢正彦吗？”

        “正是那东西，”爸说，“混账至极。”

        “谢正彦？……”文孙想起那白胖胖的小家伙。

        “他强买我田之后，”爸说，“他又有点怕了，又问我要不要赎。”

        “他怕什么呢？”

        “他听说你在新六军当团长嘛。”

        “哪来这谣言呢？”文孙笑了。

        “你从成都来信，说在新六军任中校，中校不是团长嘛？”爸说，“我把你来信给他看了，他就问我要不要赎田……说不定他心里打算还想靠靠你呢！至少不能欺侮你爸爸。”爸说着大笑起来。文孙也觉得好笑。

        天下事，真无巧不成书。就在他父子谈起谢正彦的翌日，谢忽然带了两个卫兵（挂着带刺刀的盒子炮），骑了匹枣红马，另带一担礼品，专程来林家拜访，真使林氏全家受宠若惊。

        这时正彦已经知道文孙不是什么“团长”——团长云云只是林文孙爸爸“放的空气”。不过林文孙纵使不是团长，一员新六军的中校，也是值得巴结的，何况是老同学。

        谢正彦现已升任西山东区“区长”，直辖几个“乡”，包括柳和集。他穿一套藏青色哔叽新西装，大红领带、金袖扣、金戒指、宝石胸针、亚米加金手表，显得珠光宝气。只是全新黑皮鞋上，满是灰尘，有点不调和——乡间土路灰尘大，不得已也。

        老友重逢，二人相谈甚欢，谢区长招呼卫兵自礼品筐中取出两瓶“五加皮”，一条“强盗牌”。文孙不收，正彦强迫他为“老伯”收下，放在桌上。

        “林文孙兄，恭喜你荣任团长。”正彦说。

        “哪有那话，”文孙尴尬地说，“我在新六军任中校联络官，担任与盟军联络。现在抗战胜利，用不着联络，也退役了。”

        “那你当盟军联络官，一定是蒋夫人选派的；将来还要东山再起，前途无限。”

        “哪里，”文孙连忙否认说，“我是在学校读书被征调去的。”

        正彦又问如今退役在家，作何打算呢？文孙反问他，听说母校“县中”缺一数理教员，不知确否？正彦说，纵使不确，他以“地方官”身份也可“保荐”。新校长岂敢不买账？

        二人又谈了些同学间往事。正彦颇为文孙可惜。他认为三八年文孙如不去后方升学，准可跟他一样，进“省干训班”；今日至少也可做个“乡长”，甚或县府“科长”，何至冷落到做“数理教员”呢？“老婆孩子都养不活！”

        不过正彦又说，现在“干训班”还在招生，文孙可以一试，他也可介绍。只是级别上吃点亏，将来他可运用“关系”，为文孙谋个“主任区员”，或“副乡长”，“总比教书匠强些”！

        文孙谢谢他的关心。

        正彦又取出打火机和“加立克”，问文孙是否抽烟。文孙说，既不抽烟又不喝酒。

        “林文孙兄啊，”谢区长喷一口烟说，“我最初以为你又抽烟又喝酒，所以我才带了两份礼。你既不抽烟，又不喝酒，老伯用不了那么多，那我就收回一份吧。”

        “谢谢你，谢区长，”文孙说，“我父亲也不喝酒，只抽旱烟；礼物您都带回去吧。”

        “那，哪里讲得过去。”正彦说着取出个小童军刀，把一条“强盗牌”香烟划成两半，招呼卫兵连一瓶“五加皮”，又收回礼品筐中去了——文孙看那筐中还有两条“金华火腿”，和别的礼物。

        文孙送老同学谢区长出门上了马。在马夫拉走之前，谢区长还关心老同学报考“干训班”的事。又说他因县府“主任秘书”家有喜事，需赶去吃喜酒，不能在此多留，下次再谈吧。

        文孙眼看老同学去远了，才摇摇头、叹叹气，走回自己的马房。

        

郭保长的“小手钱”

        区长访问后，不到几天，那久未露面的“郭保长”也出现了。他是来收“夫子钱”和“小手钱”。因为抗战胜利后，那些失修八年的公路，都次第修复了。修复的办法是就地征财、征夫。林参议父子既然不能亲自荷锹修路，那就得出“夫子钱”了。

        文孙问郭保长，那什么又叫“小手钱”呢？

        “打小手嘛。”郭保长笑笑说。原来公路修复了，还要省府“建设厅”和“公路局”派人“验收”。“验收人员”如不签名盖章，那公路修好也是枉然，所以要“打小手”（贿赂）。哪里来钱行贿呢？对不起，各乡镇公开摊派，这就叫“小手钱”了。

        “这是什么话，”林中校气愤地说，“这不是贿赂公行吗？”

        “现在好多了，”爸爸说，“抗战期间什么公粮不公粮，经过一层层无节制的贪污剥削，能有十分之一，真变成‘公’粮，就不错了——所以壮丁整批整批地饿死！”

        “这太不像话了。”文孙简直气得面色发青。

        “说老实话，”爸爸也气愤地说，“国民党这批贪官污吏，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对付他们。铜观音，铁扫帚！”

        “……”文孙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老骂我们以前是‘北洋军阀’，”爸又感叹地说，“我们‘北洋军阀’没有坏到这步田地！”

        “这位郭保长，我还未见过呢！”文孙说。

        “他以前三天两夜就要来收费，”爸说，“后来听说你当了团长，乡公所就不要他来了。现在你团长退役了，他又来收‘费’了。”爸说着向门外坐在板上的保长冷笑笑。

        “这是个什么世界！？”文孙咬牙切齿，哼了一声。

        

不谙“鬼扯”之道

        为着减轻家庭负担，为着免受落泊乡居的闲气，不管这是什么个世界，文孙是决定非离开家乡不可了。

        父亲鼓励他外出自闯天下。母亲舍不得受重伤的儿子离开，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四六年的初夏，提着简单的铺盖，林中校又回到嘈嘈杂杂的南京，住在一所大学实验室的阁楼之上——实验室的管理员是文孙的中学同班，主任则是大学同级。他二人对他都不错，因此他也可以和阁楼上的几条狐狸、数只老鼠，无限期和平共存下去。

        当务之急，文孙要找个“啖饭之所”。他想恢复军职，但那时麇集南京的失业军人，正在闹一个“哭陵”的活剧——要死去的孙中山赏饭吃。恢复军职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

        几位老同学劝他到一所市立中学去当数理教员，那儿有这个“缺”，新校长又是熟识的大学同级。文孙本不想去，因为他看不惯那位老同学的作风——大学里搞“党团”起家的小“党棍”，作风恶劣。但是为着燃眉之急，他还是去了。隔着校长室的大办公桌和穿着纺绸长衫的青年校长握个手。

        “老林来此有何见教！？”校长问。

        老林说明了来意。

        “不行呢，”校长说，“南京是首都所在。当教师要‘教师考试’及格呢。先参加考试吧！”

        老林回来问了一些老同学，都说那话是“鬼扯”，但是生活在一个“鬼扯”的城市里而不谙“鬼扯”之道，失业饿饭，不是活该吗？

        文孙又试了十余处，处处碰壁。南京是首善之区嘛，谁不想来！？搞一个一官半职待下去，没有后台老板，行吗？这是大家的结论。

        文孙注定失业了，绝望了。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老林一人漫无目标地在南京街头踯躅。

        一次他在“中国青年会南京社会服务处”的布告栏前，看到一群青年在围观布告。老林也挤进去一看，原来是空军在招考五名英语翻译，“及格者，以空军少尉起用”。老林抄下地址，三步两步便赶到设在“小营”的空军总部去。那儿已有十余人在填表报名，等候问话。老林也就填了表，等候问话。

        等到老林被叫进去时，只见问话的是中美军官各一人。他二人看了老林的表格，又要看一看老林的“证件”；老林乃交上一大包中英文证件，包括盟军后方医院“住院证”。

        二人又看了一次，那美国军官乃向那中国军官说：“he isoverqualified!”

        老林在一旁听到，乃用英语插嘴说：“I am noo accept a lower offer.”

        那美国军官又把老林的文件，全部详细看一遍，连说“Strarange!”……随着他又问文孙现在住在哪家病院。文孙说，早已离开病院了。现在是“退伍军人”，要找个工作糊口。

        “你不能工作唉！中校。”这老美很诚恳地说。

        “hy？”文孙有点不服。

        “You are still under medical observation, sir.”老美说。

        “I    only from tal but also from the ese army!”老林理直气壮地说。

        “t !”那位中国军官插句嘴。

        “Strarange……”那美国军官又说个不停。他随即要那中国军官和他一起走入内屋，和另外一些人又商议了半天才出来。

        那中国军官乃改用汉语告诉老林说：“林中校，您的伤势并未复原，并且可能恶化。我们商议着要你继续住院，接受治疗！”

        这对林中校倒是个突如其来的惊异。但那美国军官却写了一张条子，叫文孙去看“驻华美军顾问团”附设医疗室主任，特图中校。文孙如在五里雾中，然也只好道谢而别。

        

惺惺相惜

        特图中校是个养着小胡子的中年军医。他看到文孙的证件，也连着说“Strarange”……他说文孙这个Case应该报到“顾问团总部”，甚或马歇尔元帅本人。

        特图要文孙把他的文件——文孙本人也未详细看过的英文文件留下，他并要林中校也把电话号码留下，当他发现文孙没个可用的号码时，便招呼女秘书与林中校约一时间，下星期再见。

        时过一星期文孙依约前往，只见特图中校已在室外相迎，并立刻带他到一宽敞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个将军。那将军见文孙进来，乃起立握手，并同往沙发边坐下——女秘书捧上咖啡。他们刚坐下之后，又见一个上校走了进来，四人乃一起喝咖啡。

        “林中校，我已详细看过你的病历。”准将说着指指他办公桌上那堆尺多厚的文件。

        文孙谢谢他。

        “你这情况如发生在我们美军里，你可要拿我们的荣誉国会勋章呢！”将军说。

        “将军，”文孙说，“您欢喜说笑话。”

        “不是笑话呢，你看——”他站起来取下一份病历表，说，“你在同古之战受重伤！”

        “受点轻伤，在同古。”文孙谦虚地说。

        “同古之战，还有轻伤？”他拍拍文孙肩膀，并跷一跷拇指，又说，“你知道得清楚。”

        “同古之战，相当激烈。”文孙说。

        “我认识戴安澜将军呢！”准将又说，“林中校，您在仁安羌，再度受重伤。”

        “特级重伤，”文孙说，“几乎死掉！”

        “你在雷多公路争夺战，三度重伤。”

        “我和约翰笙少校，一死一伤。”文孙说。

        “你知道？”准将说，“约翰（约翰笙）生前和我是好朋友呢！”“我和约翰也很要好。”文孙说。

        “约翰和我也很合得来。”那上校也插句嘴。

        “哈！哈！你看，”准将说，“我们三个人却有个共同朋友呢，可惜他死了。”

        “我们四个人！”特图中校也加入了。

        “是的，迪克也是约翰的朋友！”上校说。

        “温斯顿，我亲爱的朋友，”准将又说，“你是我们盟军里大大的英雄。但是你自己的同胞，却没有好好对待你。”

        “我们实在伤员太多，这也难怪。”文孙也为“自己同胞”，稍为辩解。

        “inston, you are a gentleman, but treated you really very badly!”说着准将直是摇头。

        准将又告诉文孙说，你神经也被岩石压弯了，要由名医指点，长期作物理治疗，否则三五年后，你会瘫痪的——这对文孙倒是个新刺激，听后不寒而栗。

        “By no means tal.”准将谴责中国军方之后，却希望林中校能让美国陆军有此光荣，好把他在印缅战场上所受的伤，治疗复原。

        文孙为准将这番话，感动得眼泪汪汪。但他道歉，他是个退役军人，中国陆军不可能付出巨额的医疗费。

        “我们不要他们为你付账，”那位上校接口说。“我们送你到华盛顿，你一切费用，按美军同级待遇，一概豁免——你的薪饷也按美军标准发，不过你得先恢复中国军籍。”

        “恢复军籍不容易呢，”文孙说，“你听说失业军人在‘哭陵’吗？”

        “Yes, I    t on us!”上校似乎颇有把握。

        “中校，”准将说，“你如有意去美国接受治疗，一切手续，统由哈理逊上校负责。祝好运道，我们再见了。”

        文孙辞出之后，就到哈理逊上校办公室去商讨中美之间的出入境手续了。

        

故国……明月中

        听了文孙出国前那一番巧遇，李兰场长不禁叹息说，人的一生就是有那么多的“契机”，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你那时如果没有出国，你后半生的生活，又成个什么局面呢？也很难说啊。”李兰感叹地说。

        “首先，据医生说，我在三年之内，会因神经受伤而瘫痪了的。”文孙说。

        “不瘫痪，你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李兰肯定地说，“你的背景，不太好嘛。”

        “地富反坏右，五毒俱全！”

        “也没那么严重，”李说，“美国人有时也蛮有义气的呀。”李兰换个话题。

        “他们工作效率很高，”林说，“那时国民党在南京公文旅行的速度，平均是每一个月穿一层地板——外交部有四层楼，你想想看！”

        “你一个月就弄好了？”

        “我？”文孙说，“我三天把一切手续都弄好了——第四天便上飞机，马歇尔的专机，直飞关岛，转机飞华盛顿。”

        “这么快！”李说，“连办护照、照相的时间都不够。”

        文孙说：“那天到哈理逊上校办公室，他说四天后有飞机飞关岛，要我赶那架专机去美国。我就说四天连照相的时间都不够。他便立刻找了个照相师，就洗出十来张照片备用。其后他又分别向外交部、国防部为我用电话约定时间，拿护照，拿恢复军籍派令，一天就办好了。哈理逊又发给我四百美金零用费、制装费；我制了些行头，分寄一半给父母，请几位好友吃一顿饭，话别一番。第四天傍晚，穿着新卡其军服，提着皮箱，翎顶辉煌地到了驻华美军顾问团，哈理逊派一部吉甫送我到机场，踏入马歇尔的专机；月色盈盈之下，在南京上空绕了一圈，和一些美国青年男女，嘻嘻哈哈，就这样一去四十年，真是不堪回首。”

        “三哥，你还没告诉我，”李兰说，“你这样轻轻松松四天便飞出去了，为什么你那女朋友莉莉，费那么大的劲也弄不好呢？”

        “唉，”文孙叹口气，说，“她以为她是美国公民，享有和白种公民一样的权利，摸老虎屁股嘛。”

        “这话怎讲呢？”李兰有点奇怪。

        “她要替我办‘移民’嘛，”文孙说，“那时美国人怎会让我们中国人向美移民呢？排华律排了我们六七十年了嘛——可怜的莉莉哪能冲得开这样严重的‘种族歧视’呢？”

        “那你后来又怎么那样轻松地飞到美国去的呢？”李又问。

        “他们给我一张‘访问’签证去看病，不是去移民。”

        “那你后来又怎么变成移民了呢？”

        “四十年来，他们移民法，变了多少次嘛，”文孙叹口气说，“说来话长！”

        “你到美国去找过莉莉没有呢？”

        “我一到华盛顿，就给她家打电话，她父母都激动得不得了……”

        “莉莉呢？”

        “莉莉马上带她新婚夫婿到华盛顿来看我，”文孙说，“他那时是个上士，刚退伍，现在是一位药剂医——爱尔兰裔的白人。”

        “你和莉莉的关系，多么可惜！”

        “我和田书记的关系，不是更可惜、更可悲吗？命运作弄人，有什么办法呢？”文孙叹息之余，也擦去一些眼泪。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你才好……”

        “李场长，”文孙疲惫地说，“今天耽误你的时间太多了。”文孙又看一下那只忙碌的米老鼠，时间正是下午六点零三分。“关于我自己的事，不该说得那么长。”他又补一句。

        “这是田军要我问你的，她要我问你，问得愈详细愈好呢！”李感叹地说，“少奶对我们的三少，真是四十年如一日呢！”

        “说我问候她，爱她！……”文孙眼泪一溜而下。

        “八点钟还有个累人的餐会，”李说，“三哥你就回宾馆去稍微休息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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