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们谢过安娜·舍勒安排了这次迷人的晚会，便纷纷散去。

        皮埃尔天生笨头笨脑。他身体肥胖，个儿比普通人高，肩膀宽阔，双手又大又红，他不善于进入交际场所，更不善于离开交际场所，也就是说，不知道告辞时该说些什么使人愉快的话。而且，他还有点心不在焉。他站起来，没拿自己的帽子，却拿了一顶有将军翎子的三角军帽，扯弄着帽缨，直到将军向他要还帽子。不过，他那种心不在焉的模样，不善于进入交际场说些得体话的缺点，却从他那善良、朴实和谦逊的态度中得到弥补。安娜·舍勒向他转过身去，以基督徒的宽厚表示原谅他的不得体言论，说：

        “我希望能有机会再见到您，但希望您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

        安娜·舍勒对他说了这些话，他没有回答，只鞠了一躬，又向大家微微一笑。这笑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想法归想法，但是你们看我这人多么善良，多么出色。”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安娜·舍勒也感觉到了。

        安德烈公爵走进前厅，肩膀凑近替他披斗篷的听差，漠不关心地听着妻子同也走到前厅的伊波利特公爵闲聊。伊波利特公爵站在怀孕的漂亮公爵夫人身旁，举起有柄的眼镜直瞅着她。

        “进去吧，安娜，您会着凉的，”娇小的公爵夫人向安娜·舍勒告别时说，“就这么说定了。”她轻轻加了一句。

        安娜·舍勒已同丽莎谈过要替阿纳托里和安德烈公爵的妹妹做媒的事。

        “多多拜托了，亲爱的朋友，”安娜·舍勒也低声说，“您写信给她，同时告诉我，她父亲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再见。”她说着走出前厅。

        伊波利特公爵走到娇小的公爵夫人跟前，把脸凑近她，悄悄地对她说了一句话。

        两个听差——一个是安德烈公爵夫人的，一个是伊波利特公爵的——拿着披肩和斗篷站在旁边，等他们把话说完。尽管听差不懂法语，但脸上的神情仿佛表示懂得他们所说的话，只是不愿表示出来罢了。安德烈公爵夫人照例含笑说话，听的时候笑出声来。

        “我很高兴没有去参加公使馆的招待会，”伊波利特公爵说，“无聊……这儿的晚会真有意思，真有意思，是不是？”

        “据说，那儿要举行盛大的舞会，”公爵夫人翘起长有毫毛的嘴唇回答，“上流社会所有漂亮的女人都将出席。”

        “不是所有的，因为您没有去，就不是所有的。”伊波利特公爵说，快乐地笑着，抓过听差手里的披肩，甚至把听差推开，亲自把它披到安德烈公爵夫人身上。不知是由于笨拙还是故意（谁也弄不清楚），披肩披好后，他还是好半天没有放开手，仿佛搂住这位年轻的女人。

        安德烈公爵夫人姿态优美地避开他，脸上还是挂着微笑，转过身去，瞧了丈夫一眼。安德烈公爵闭着眼睛，现出困倦的样子。

        “您好了吗？”他眼睛没看妻子，问道。

        伊波利特公爵匆匆披上有点绊脚的时髦斗篷，跟着安德烈公爵夫人跑到台阶上。这时听差正在扶公爵夫人上车。

        “再见，公爵夫人！”伊波利特公爵大声嚷道，他的舌头也像两脚一样不听使唤。

        安德烈公爵夫人提起裙子，坐到昏暗的马车里；她的丈夫理着军刀；伊波利特公爵说是效劳，其实却妨碍了大家的行动。

        “对不起，先生。”安德烈公爵干巴巴地用俄语对挡住路的伊波利特公爵说。

        “我等你，皮埃尔。”安德烈公爵说，声音还是那样平稳，但语气亲切而温和。

        车夫催动马匹，马车轮子辘辘地响起来。伊波利特公爵站在台阶上等子爵（他答应送子爵回家），发出断断续续的笑声。

        “，我的好朋友，你们那位娇小的公爵夫人真可爱，真可爱，”子爵跟伊波利特一起坐上马车，吻吻自己的手指尖，“完完全全像个法国女人。”

        伊波利特噗哧一声笑出来。

        “我说啊，您这人样子老实，其实很可怕，”子爵继续说，“我可怜那个不幸的丈夫，那个小军官，他装得像个有权有势的大人物。”

        伊波利特又笑起来，边笑边说：

        “您说过，俄国女人不如法国女人。要善于对付她们。”

        皮埃尔坐车先来到安德烈公爵家。他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走进书房，立刻习惯地躺在沙发上，从书架上随手取下一本书（恺撒的《笔记》），用臂肘支着身子，翻开书，从中间读起来。

        “你刚才怎么这样对待安娜·舍勒小姐？这下子她可要害大病了。”安德烈公爵走进书房，搓搓白皙的小手说。

        皮埃尔转过身来，弄得沙发咯吱咯吱响。他抬起兴奋的脸对着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摆了摆手。

        “哦，那个神父真有意思，就是看问题不对头……照我看，永久和平是可能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不能靠政治均势……”

        安德烈公爵显然对这种空谈不感兴趣。

        “老弟，你不论到哪里，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样可不行。那么，你到底拿定主意没有？你想当近卫骑兵还是外交官？”沉默了一阵后，安德烈公爵问。

        皮埃尔盘起双腿，坐在沙发上。

        “不瞒您说，我心里还没有数。这两样我都不喜欢。”

        “但你总得拿个主意啊！你父亲等着你呢。”

        皮埃尔十岁的时候由一个当家庭教师的神父带到国外，在那里一直待到二十岁。他回到莫斯科后，父亲辞退了那个神父，对儿子说：“现在你到彼得堡去见见世面，选个职业。我什么都同意。喏，这是给华西里公爵的信，这是给你的钱。来信详细告诉我那边的情况，各方面我都可以帮助你。”皮埃尔花了三个月时间选择职业，但始终拿不定主意。安德烈公爵此刻就是和他谈择业问题。皮埃尔擦擦前额。

        “他一定是个共济会会员。”皮埃尔说，指的是晚会上见到的那个神父。

        “这都是废话，”安德烈公爵又打断他说，“我们还是谈正经事吧。你去过近卫骑兵队吗？……”

        “没有，没有去过。我现在有个想法，我想同您谈谈。这次战争是打拿破仑的。如果是为自由而战，那我是能理解的，我会第一个报名参军；可是帮助英国和奥国去反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这可不好……”

        安德烈公爵听到皮埃尔这种幼稚的话，只耸耸肩膀。他现出一种无法回答这种蠢话的神气；不过，对这种天真的问题除了像安德烈公爵那样回答外，也确实很难回答。

        “要是人人都只为自己的信仰打仗，那就不会有战争了。”安德烈公爵说。

        “那就太好了。”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冷冷一笑。

        “那样也许是不错，但永远办不到……”

        “那么，您是为了什么去打仗？”皮埃尔问。

        “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得去。再说，我去……”他停了一下，“我去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我不喜欢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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