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总司令部。皇帝亲临的第一军驻扎在德里萨河畔设防的野营里；第二军正在撤退，企图与第一军会师，据说第一军和第二军被人数众多的法军切断了。大家对俄军总的军事形势感到不满；但谁也没有想到俄国各省会遭到侵犯，谁也没有估计到战争会越过波兰西部各省。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畔找到他奉命去供职的巴克莱部队。由于野营附近没有一个大村庄或小镇，人数众多的将军和随军廷臣就被安顿在两岸方圆十俄里内最好的房子里。巴克莱的驻地离皇帝行宫只有四俄里。巴克莱冷淡地接待安德烈公爵，带着德国腔对他说，他将奏明皇上后给他委派职务，请他暂时留在他的司令部里。安德烈公爵要找阿纳托里，但他不在这里，他到彼得堡去了。这消息倒使安德烈公爵高兴。正在发生的大战吸引了安德烈公爵的注意力，他能暂时摆脱由想起阿纳托里而产的烦恼，感到高兴。开头四天，安德烈公爵还没有接到任务，他骑马巡视整个营地，凭自己的知识，再同了解情况的人谈话，竭力掌握这座设防营地的情况。但这个营地究竟是否有利，安德烈公爵还不能判断。他凭自己的军事经验确信，在战争中深思熟虑的作战计划毫无用处（这是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看到的），关键在于如何应付敌人的突然行动、怎样作战和由谁指挥作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深入了解军队的指挥情况、参加指挥的人员和派别，最后对战局得出以下的概念。

        皇帝还在维尔诺时，部队就分成三个军：第一军由巴克莱指挥，第二军由巴格拉基昂指挥，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指挥。皇帝留在第一军，但不用总司令名义。命令里没有说皇帝将指挥军队，只说皇帝将随军亲征。再有，不设御前总参谋部，而只设皇帝行辕本部。皇帝手下有行辕长官伏尔康斯基公爵，许多将军、侍从武官、外交官和一大批外国人，但没有参谋部。此外，随驾而无专职的有：前任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别尼生大将、皇太子康斯坦丁·巴夫洛维奇亲王、一等文官鲁勉采夫伯爵、前普鲁士大臣斯坦因、瑞典将军阿姆斐尔德、作战计划主要起草人普法尔、萨丁移民侍从武官长保卢奇、伏尔佐根等许多人。这些人在部队里虽然没有军职，但凭地位很有影响。军长，甚至总司令听到别尼生、亲王、阿拉克切耶夫或者伏尔康斯基公爵的查询或者建议，往往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身份，他们的命令或意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代表皇帝，也不知道该不该执行。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皇帝带着这些人亲临部队的意义，从廷臣观点来看是十分明白的（在皇帝面前大家都是廷臣）。那意义便是：皇帝名义上不是总司令，但事实上统率各军，他的左右都是他的幕僚。阿拉克切耶夫忠实维持治安，是皇帝的随身侍卫；别尼生是维尔诺省的地主，表面上尽地主之谊接待皇帝，其实是个出色的军事顾问，而且随时可以顶替巴克莱。亲王待在军中，因为他喜欢随军同行。前任普鲁士大臣斯坦因待在这里，因为他是个好顾问，亚历山大皇帝很看重他的才能。阿姆斐尔德是拿破仑的死敌，一个十分自负的将军，对亚历山大一向有影响。保卢奇待在军中，因为他说话大胆而果断。侍从武官们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总是跟着皇帝，形影不离。普法尔在这里，因为他拟订了反对拿破仑的计划，并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一计划是正确的，现在他统管全部军事。普法尔身边还有伏尔佐根，伏尔佐根比普法尔自己更能明白地表达普法尔的思想，而普法尔是个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空头理论家。

        除了上述俄国人和外国人（特别是外国人，他们身处异国，非常大胆，每天敢于提出惊人的新主意），还有许多次要人物，他们来到军中，因为他们的上司都在这里。

        这个杰出、高傲、忙碌的庞大集体，思想分歧，意见各异，安德烈公爵从中看出，有以下几种明显的派别。

        第一派是普法尔和他的信徒，他们是军事理论家，认为军事是一门科学，具有不变的规律，例如迂回战、包围战，等等。普法尔和他的信徒主张根据空头军事理论把军队撤退到腹地，凡是违反这个理论的都是野蛮无知或别有用心。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亲王、伏尔佐根、文森海罗德等人，他们多半是德国人。

        第二派同第一派对立。有一种极端，照例必有另一种极端。这一派在维尔诺就主张打破任何作战计划，进攻波兰。这派除了主张大胆行动外，还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争论中格外偏激。这派都是俄国人，如巴格拉基昂，初露头角的叶尔莫洛夫等人。当时流传着有关叶尔莫洛夫的一则笑话，说他要求皇上施恩，封他为德国人。这派人说，他们缅怀苏沃洛夫，反对空想，反对只在地图上插针，主张行动，打击敌人，御敌于俄国国门之外，不要挫伤士气。

        第三派是前两派的折中派，最得皇帝的信任。这一派多半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也属于这一派。他们也像那些庸夫俗子，没有信念，却装出有信念的样子。他们说，同白拿伯（他们又称拿破仑为白拿伯了）那样的天才作战，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和渊博的科学知识，这方面普法尔是个天才，但同时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往往有片面性，因此不能完全相信他们，也要听听普法尔的反对派的意见，听听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的意见，他们就选择中间路线。这派人主张按普法尔计划坚守德里萨营地，但改变其他各军的行动。尽管这种行动不能达到任何目的，这派人还是认为这样最好。

        第四派的最重要代表是皇太子，他忘不了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狼狈处境，他当时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像检阅一样走在近卫军前面，想漂漂亮亮地打垮法军，却不料一下子就落到第一线，好容易才在一片混乱中逃生。这派人发表意见过分坦率。他们害怕拿破仑，看到他的强大和自己的软弱，而且直言不讳。他们说：“除了悲伤、羞辱和灭亡，不会有任何结果！瞧，我们放弃了维尔诺，放弃了维切布斯克，我们还得放弃德里萨。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趁我们还未被逐出彼得堡，赶快讲和！”

        这种意见在军队上层很流行，在彼得堡也有人支持，一等文官鲁勉采夫出于其他政治原因也主张讲和。

        第五派是巴克莱的信徒，他们崇拜他，觉得他不是个普通人，而是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开头总是这样说），他毕竟是个诚实能干的人。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应该让他掌握实权，因为没有统一指挥，战争就不能胜利。让他统一指挥，他就会像在芬兰那样大显神威。我们的军队组织严密，强大有力，并撤退到德里萨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应该完全归功于巴克莱。现在要是用别尼生代替巴克莱，那就会全部完蛋，因为别尼生在一八〇七年就已表明庸碌无能。”

        第六派是别尼生派，他们的说法相反，认为没有人比别尼生更能干，更有经验，不论怎么样，到头来还得请教他。这一派人认为，我军撤退到德里萨是奇耻大辱，是一系列错误的结果。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好，至少好让大家更快明白，这样下去不行。我们需要的不是巴克莱，而是像别尼生这样的人。别尼生在一八〇七年就已大显身手，拿破仑本人都对他作了公正的评价。我们只愿意让别尼生这样的人掌权。”

        第七派是一批将军和侍从武官，他们总是待在皇帝身边，特别是历朝年轻的皇帝身边，而在亚历山大皇帝身边人数特别多。他们对他赤胆忠心，不仅仅因为他是皇帝，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人，就像尼古拉·罗斯托夫一八〇五年崇拜他那样。他们从他身上不仅看到各种美德，而且看到人类的优秀品质。这派人对皇帝辞去军权虽表示钦佩，但又认为他过分谦虚，坚决要求他们所崇拜的皇帝不要太自谦，应该公开宣布他是全军统帅，并组织御前总司令部，必要时可向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咨询，亲自统率军队，这样就能大大鼓舞士气。

        第八派人数最多，他们同其他各派人数的比例是九十九比一。他们既不主张和平，也不赞成战争，不赞成进攻，也不赞成在德里萨河畔或其他地方设防。他们不支持巴克莱，不支持皇帝，不支持普法尔，不支持别尼生。他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重大的愿望：尽量为自己谋利益，争享受。他们利用皇帝行辕里错综复杂的阴谋活动浑水摸鱼，拼命捞取在平时想象不到的好处。有人不愿丧失既得利益，今天同意普法尔，明天赞成他的对手，后天又声称对这事没有任何意见，以逃避责任和讨好皇上。有人为了捞到好处，博得皇上青睐，大声鼓吹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事，在会议桌上捶胸顿足，声嘶力竭，提出要同反对的人决斗，以此表示为了公共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再有人利用两次会议休会、反对派不在场的时机，干脆要求获得一次津贴，知道这时人家不会拒绝他。第四种人总是有意向皇帝显示他在埋头苦干。第五种人为了达到与皇帝共同进餐的宿愿，拼命证明某种意见正确或错误，并举出多少有说服力的论据。

        这一派人猎取卢布、勋章和官爵，他们但看皇帝的颜色行事，皇帝的风向标指向哪里，他们就一窝蜂拥向哪里，弄得皇帝更难改变方针。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中，在令人胆战心惊的危机下，在阴谋、虚荣和各种观点情绪冲突的旋风中，加上民族不同，这第八派是只关心个人利益的人数最多的一派，他们把大局搅得一片混乱。不论发生什么问题，这群雄蜂在前一个问题上还没嗡嗡完，就又转向新的问题，用它们的嗡嗡声来压倒和淹没人们真诚的争议。

        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以后，从八派中形成了第九派，他们开始大声发言。这派人都上了年纪，通情达理，老成干练，富有政治经验。他们不支持对立意见中的任何一方，冷眼旁观司令部里的一举一动，并且考虑怎样从这种犹豫不决、模棱两可、混乱软弱的局面中脱身出来。

        这派人认为，这种糟糕的局面主要是由于皇帝带着他的军事人员来到军队里；军队里沾染了优柔寡断的风气，这种风气在朝廷里还可以，在军队里却是有害的；皇帝应该治理国家而不应该指挥军队；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是皇帝和他的随从撤离军队；为了保护皇帝个人的安全，五万人马就不能参加作战；一个能力最差，但不受限制的总司令也比一个能力最强，但受皇帝牵制的总司令强。

        就在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闲住的时候，这派的一名重要代表国务秘书希施科夫上书皇帝，巴拉歇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在上面签名表示同意。希施科夫利用皇帝恩准议论国家大事的特权，在奏章里借口皇帝应在京城鼓舞民众斗志，恭请皇帝离开军队。

        由皇帝唤起民众保卫祖国，这个建议被皇帝接纳了。于是皇帝留守莫斯科激励民众斗志，就成了俄国胜利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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