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人的旅程（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午夜。

        锡耶纳我刚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柏林电台的广播，自己也不知道希望听到些什么——也许是想听到战局方面最后关头来个大转机，来证明我迟迟不作出孤注一掷的决定是有道理的。什么转机也没有。透过宣传的脂粉——德国人打扮得象个婊子，英国人一副贵妇人的派头——只见战事的面貌依旧那样冷酷无情：德国和日本占着上风。

        今天会见大主教时，我察觉一丝微妙的变化。大主教大人有几分象个农民，一张下颚宽厚的红脸，身子结实，谈吐朴实。但他富有教养、生性宽容。我喜欢他，并一向信任他。这次他不是在他那有护墙板的舒适的书房里，而是在冰冷的外面大办公室里接待我。他坐在一张豪华的旧书桌后边。我走进去时，他没站起来，仅仅做了个手势要我就座。我会意了。我不再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他可以在我的别墅里不时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和上等美酒，并参加妙趣横生、卖弄学问的谈话。我是一个祈求者。命运转变了，大主教也跟着变。

        话说回来，他过问了那桩事。就意大利当局来说，眼下没什么直接的危害威胁着我们。在这方面他要我放心。他没听说什么新的把犹太人集中起来的方案。我们那受软禁的敌侨身份当然是极异乎寻常的。他被告知，我们是指定受特殊待遇的，等种种问题澄清了，将被释放去瑞士。所以也许并不存在躲藏的问题。

        不过，如果的确存在这问题的话，躲到乡下去倒未始不是个可行的办法，这他同意。可是躲藏在锡耶纳四郊却并不明智。关于那位著名的美国作家①被战车困住这一点，在锡耶纳已经成为家家闲谈的话题了，所以这一带不会有靠得住的避难所。

        他曾谨慎地跟沃尔特拉的主教谈起这问题，那是在西北五十英里光景一个有城墙的古城，在下通比萨的盘绕曲折的山路旁。很多年前，我观光过沃尔特拉的伊特拉斯坎人的古迹。我在那里买的一只雪花石膏碗如今还搁在我的案头，供着玫瑰花。那是座被时间遗忘的小城。居民是一些黝黑、俊俏、阴郁的人。大主教大人开玩笑说，他们说不定在血统上是伊特拉斯坎种，内心里可是异教徒。有几个被法西斯政府通缉的人躲藏在沃尔特拉。如果情况变得不可收拾，他可以使我们同沃尔特拉的主教取得联系，他会关怀我们的。不过他认为我们应该保持镇静，等待有一天得到释放。他笑吟吟地站起来送我出去，就这样大大缩短了交谈的时间。

        他竟和沃尔特拉的主教谈起我们，使我感到震惊。我怎么能知道他是可靠的呢？大主教尽管和蔼可亲地要我安心，他本人却没向我们提供躲藏的地方；至于万一将来出现紧急情况，他仅仅给了一个诺言：从沃尔特拉的主教，从一个与我素昧平生、不欠我任何恩情的人那里可以得到关怀。这个暧昧的前景使我考虑采用另一个办法。

        〔下面那段从《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中的引文，共计八页半手写的稿纸，在原稿上是一连串奇特的符号。在那些笔记本上六月四日以后所写的部分中经常出现这种段落。下面这段英语文本清楚地提供这种暗码的解答。

        我在这些记录中至今一直避免谈及这另一个办法。一旦我这笔记本里包含了这种材料，它就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不禁想起了莱奥纳多的倒写手迹。我决定用英语来阐明那些富于危险性的事情，不过是用意第绪语的字母来倒写，这在不懂个中秘密的人眼里，看来就象母鸡的爪痕。这是个临时性的保护措施，用来对付爱刺探的人的目光，或者意大利警方的突然袭击。办法很简单，但是在短期内安全效果是可靠的。

        当我着手写《一个犹太人的旅程》时，哪里想得到竟会采用间谍的伎俩！我生命之烛即将燃尽，毕剥作响，回光返照，在我周围投下跳跃不停、令人注目的影子。然而我打算从现在起把每桩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记录下来。只消用根火柴点上我壁炉里象火线般干燥的劈，我就可以在几秒钟内使这部著作化为灰烬。

        且来谈这另一个办法吧。

        有个锡耶纳的医生对我们泄露他是个犹太人，并且是个秘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计划带着全家逃出意大利，巴望能到达巴勒斯坦；他相信所有的欧洲犹太人都注定要灭亡。组织那次“伊兹密尔号”航行的坚强的巴勒斯坦人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一直跟此人保持着联系，他的出走计划如今已经安排妥当了。明天他将拍一份肯定出发的电报给拉宾诺维茨。他们很乐意让我们也参加这次外逃计划。我必须在早上通知医生我们想不想一起走。

        这个计划设想的逃亡路线是经过皮昂比诺、厄尔巴和科西嘉到达里斯本。它的关键又是一条土耳其船，这回是条货船，它每两个月从伊斯坦布尔装一船土耳其烟草到里斯本。这种芳香的烟草对同盟国的战争事业是关系重大的，因此这条船得到英国的出入许可。船长深夜在科西嘉岛沿岸停下，收下黄金，让犹太人当偷渡乘客，借此发一笔财。到了里斯本，我们可以跟这些犹太复国主义朋友分手。他们指望好歹继续赶路到圣地去，我们呢，当然只消走进美国领事馆就行了。

        医生并不忽视这方案中的种种危险。牵涉到意大利和法国的地下工作小组。拉宾诺维茨跟两方面都打交道。从锡耶纳乘长途汽车出发到里斯本一个码头的终点，一路上困难重重。整个计划简直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然而这是我们争取自由的最后机会了；否则，我们只得在越来越黑暗的战争氛围中一筹莫展地等待。如果我相信真正有希望被释放去瑞士，我会在这里熬到底。我那条原则：“每逢举棋不定，就等待观望，”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对我帮助很大。可是我开始看出，对一个在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所有的原则全混乱了。罗盘的指针在激烈的磁暴中转个不停。即使没有那些不堪设想的广播来找我麻烦，我也忍不住要逃跑。大主教对那些有关纳粹秘密屠杀犹太人的传说嗤之以鼻，表示不信；他说，反正意大利政府永远不会把犹太人移交给德国人，就象那些被占领的国家正在干的那样。他是这样想的。他稳坐在大主教管区的府第内。我的安全却是一发千钧。

        只消盟军胜利在望，哪怕还只象从地平线下冒出的一线光芒，我就不愿离开。一个月前，这正是我下的决心。同盟国有大量的原料、工厂和人力资源，我无法想象德国和日本会一直打胜仗。相反地，我相信托克维尔的预见即将实现，由美国和俄国来平分世界；这两个大联邦，在勇猛善战然而日渐没落的不列颠帝国的协助下，会大张旗鼓地打进中欧，摧毁疯狂成性的希特勒暴政，不但解放那些沦陷的国家，也解放那些处在黑暗中的、被榨尽血汗的德国人。希特勒一完蛋，日本的日子也长不了啦。

        可是受到一次次冲击后，如今深印在我头脑里的是马其顿的例子。跟亚洲那些游牧部落相比，亚历山大的部队人数极少。但他的方阵打垮了一个个庞大的帝国，使整个已知的世界臣眼于他那个小国。那个爱冒险的屠夫科泰斯率领一小撮亡命之徒，掳掠、摧毁了孟特祖玛的帝国。毕萨罗对伟大的印加文明干了同样的事情②。战争是靠意志、靠不怕死、靠杀人的本领取胜的，不是靠人数方面的优势，不管相差多么悬殊。

        既然俄国的冬天使德国人停止在莫斯科的外围，人们期望它也许能一劳永逸地挫败“条顿人的狂热”。可是，这头怪物不过是倚着宝剑，歇口气，准备再扑上前去。意大利报纸上刊出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围的叫人胆战心惊的照片。大得吓人的大炮朝城市发射出同房子一样高大的炮弹。雨点般的炮弹和飞机扔的炸弹把塞瓦斯托波尔完全笼罩在烟雾中，象爆发中的火山。俄国人在哈尔科夫附近打了败仗后，那咧着嘴笑的侏儒，戈培尔博士在宣布战果了：俘虏人数达到天文数字。公海上，希特勒的潜艇几乎完全切断了美国到欧洲的供应线，以致同盟国的报纸本身也在大惊小怪地嚷叫，承认被击沉的吨位达到几百万之多。在北非，英国人又在隆美尔的攻势下溃逃。

        与此同时，日本在军事地位方面的形象越发高大，象从瓶子里冒出来、屹立着的妖魔。日本简直把吉卜林笔下所写到的那些地方都攻占了：新加坡、缅甸、爪哇，眼下正在威胁印度！战败被俘的白种人的照片，看上去象是文明的末日。新加坡的意气消沉的英国俘虏，蹲在地上，队伍一路伸出去，直到照相机无法聚焦的地方，而在菲律宾的棕相成行的道路上，一行行胡子拉碴、衣衫褴楼、低垂着头的美国人，由瞪目怒视的黄皮肤矮子拿枪押着，从巴丹走向俘虏营。

        修昔底德在基督诞生前几世纪就明明白白地写下了这种教训。民主制度最充分地满足人对自由的渴望；然而，由于纪律松弛、秩序混乱、贪图逸乐，它一再向严峻刻苦、专心一志的专制主义屈服。

        我也许正变得情绪低落，因为消息稀少和环境忧郁而变得闭塞。意大利战争时期那种叫人恼火的寒酸的艰苦生活，粗劣的饮食，使人身心交瘁。自从美国记者们离开以来，我没尝到过象样的肉和酒。配给的蔬菜不是没长成的就是已经腐烂的。粘土般的面包卡住人的嗓子眼儿。然而，我相信我的思路还是清晰的。在我看来设想在不久的将来同盟国会得胜是愚蠢的，不值一谈。战局不会这么容易地扭转过来。近在眼前的结果倒可能恰恰相反：苏联崩溃，英国人被赶出亚洲，美国人被赶出太平洋，被迫媾和，轴心国取得胜利。不然的话，前景只能是僵局。如果战争拖延到相当时间，等轴心国掠夺到的金属、燃料和食品消耗殆尽，同盟国也许能通过曲折的道路获胜。然而希特勒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才垮台帮不了娜塔丽、她的娃娃或我什么忙。我们可能等不到这么久就死去了；可这还不算，跟维尔纳。贝克迟早得摊牌，不可能推迟许多月，更不用说几年了。

        我不怕世界末日来临。德国和日本的军队不会在新英格兰和加利福尼亚登陆。海洋是辽阔的，而美国依旧人口众多和实力坚强，不过不会及时发挥自己的力量罢了。一旦这些暴君吞下了他们征服的地方，会停下来消化，会有一段勉强的和平时期，也许一二十年吧。要是美国采用了类似维希的政体，那也许根本不会有第三次大战，而仅仅是一个由这些专制国家来逐渐吸干美国资源的长期过程。我只需要规划五年或至多十年的生活就够了。我死后，来洪水也无妨。而我必须尽力搭救娜塔丽和路易斯。

        决定权真的看来全在自己手里。娜塔丽简直瘫痪了。这个在战争爆发时冲到华沙去找她情人、在战争期间在里斯本碰到另一个情人就当场嫁给他的淘气姑娘，已经做了母亲。这使她变了样。她说她愿意让我来带头。如果说她甘心带着个婴孩参加这次轻率的旅行，那只能是因为那个在“伊兹密尔号”上使她敬畏而又对她有吸引力的人，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也同这件事有关。她那个在潜艇上服役的丈夫正远在半个地球外，如果他确实还活着的话。对拉宾诺维茨那样古怪成性而又难以捉摸的冒险家，她只可能有短暂的好感，但我庆幸有这一点儿精神上的信念来给她做依靠。

        这么说，我们要动身上里斯本去啦。上帝保佑我们吧！但愿我同上帝的关系更密切才好。可是很糟糕，就和我同沃尔特拉那位主教的关系一样，我不认识上帝，他也不欠我任何恩情。

        万一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娜塔丽将会发现，我不完全是个常犯错误的蠢货。象哈姆莱特一样，风从南方吹来的时候，我不会把一只鹰当作一只鸳鸯。还有那些钻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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