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人的旅程（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要把我和一级大队长阿道夫。艾克曼的会见记录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把这件事从头至尾叙述一遍，而且也不光是这一件事！在我的一生中，我写下的一切如今看来都象是在童年的梦境中创作的。

        我必须写下的这些材料是如此危险，以致我从前隐藏文稿的地方不能再使用了。至于说用意第绪文这种密码，这儿的党卫军立刻就会拆穿这个可怜的伪装。特莱西恩施塔特上千个可怜虫中的任何一个，为了喝一碗汤或是为了躲一顿打，都会一下子把它全念出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甚至连娜塔丽也不会知道。如果我随着一次遣送离开这儿的话（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还不大），这些文稿就会慢慢腐蚀，直到战后可能再过上很久，拆卸或整修房屋的工人让阳光照进特莱西恩施塔特荒凉的老建筑物的墙壁和隙缝里来的时候。如果我能在战后幸存下来，我会在我隐藏的地方重新找到这些文稿。

        爱泼斯坦今天早上亲自来陪我们上党卫军总部去。他尽力想讨好我们，称赞娜塔丽的容貌，又夸奖她紧紧搂在怀里的路易斯的健康外表。爱泼斯坦处境很可怜，他是个成了人家工具的犹太人，是执行党卫军命令的傀儡“市长”。他象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带着黄星标志、衣衫褴褛的犹太人，不过他总穿着一件即便磨损了却还干干净净的衬衫，打上一条旧领带，以显示他地位较高。那张苍白、虚胖、忧心忡忡的脸倒是他出任伪职的更为确切的标志。

        我们以前从来没进入或是走近党卫军总部。一道高高的木头围墙把它和整个市镇广场跟犹太人分隔开来。卫兵放我们进了围墙以后，我们便走上一条紧挨着公园的街道，经过了一座教堂，进入了一座市政办公楼，里面有好些办公室，有布告栏，发出霉味的走廊里回响着打字机的声音。走出了那个怪诞的、肮脏的犹太区，进入了一个——除了门厅里希特勒的那幅大画像外——一切都属于熟悉的旧秩序的地方，使人感到很奇怪。这种平凡的景象几乎叫人放下心来，我再也没想到党卫军总部会是这样的。当然我非常、非常紧张。

        艾克曼中校显得出乎意外地年轻，尽管宽大的前额上头发已经在秃了，剩下的头发是深色的。他具有一个野心勃勃、步步高升的中级官员的那种机灵、活泼的干劲儿。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党卫军头子布格尔坐在他身旁一张木头椅子上，他是一个残酷、粗暴的人，你只要有可能躲开他，就离得越远越好。艾克曼没站起身，不过态度倒还和气，他招呼我和娜塔丽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把头一歪，要爱泼斯坦坐到一张肮脏的长靠椅上去。到此为止，除了布格尔那种冷酷讨厌的神情以及这两个人身上穿的黑制服外，我们倒好象是来拜望一个银行经理，设法借一笔款子，或是来找一个警察局局长，报告一件失窃案。

        接下来用德语进行的谈话，句句话我都记得，不过我只打算记下主要的地方。首先，艾克曼一本正经地询问了一下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娜塔丽一言不发，她让我回答说我们都感到受着良好的待遇。当他朝她望望的时候，她慌忙点点头。孩子倒是舒坦自在地坐在她的膝上，睁大了眼睛望着艾克曼。他接着便说，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情况一点儿也不能使他满意。他已经彻底视察过了。在今后几星期内，我们会看到显著的改善。布格尔奉到命令，要他把我们当作非常特殊的“知名人士”对待。一俟特莱西恩施塔特情况有所改善，我们将首先受益。

        然后，他澄清了——我想，这件事恐怕永远只能澄清到这个程度了——我们怎么会来到这地方的谜。他说，还是在巴黎我住进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意大利秘密警察要求德国秘密警察把我们当作意大利逃犯引渡过去。按照他的说法，韦尔纳。贝克想先逼我把我的广播讲话录好音，然后再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们带走。他把韦尔纳描摹得十分可怕，很可能是有点儿添油加酱。

        反正，我们这件案子落到了他的处置之下。把我们交给意大利人，很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的死亡，而且会使交换巴登——巴登那伙人的谈判变得复杂化。然而，若是让我们回到巴登——巴登去，那么一旦我们被人发现，就会得罪德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因为那时候意大利还在参战。于是把我们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一面再对意大利人的要求“详加考虑”，这似乎是最最妥善的解决办法。他没理睬韦尔纳。贝克逼我发表广播讲话的那些请求。那不是对待一位知名人士的办法，即使是一个犹太人。艾克曼还说，他在执行元首对待犹太人的严格政策时，总尽力做到公平、人道，虽然坦白地讲，他完全同意元首的政策。再说，他也不相信那些广播讲话会有什么用处。总而言之，我们就到了这儿。

        现在，他说，他让爱泼斯坦先生接着谈。

        那个“市长”弯腰屈背地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单调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偶尔望望我和艾克曼，可是经常不安地瞪眼注视着他的布格尔。他说，长老市政委员会最近投票表决把文化组从教育处里划出来。文化活动大大增加了，这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骄傲，但是这些活动没得到适当的管理和协调。委员会想任命我为一名长老，来主管新设的文化处。我的关于拜占庭、马丁。路德和圣保罗的演讲誉满全市。作为一位美国作家和学者，我的身份博得了尊敬。毫无疑问，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我学过行政管理。说到这儿，爱泼斯坦突然停住，笔直地望着我，死板板地微笑了笑。所谓微笑，也只不过是上嘴唇从发黄的门牙上稍微抬了抬而已。

        我唯一可能会接受这个委任的动机，就是对这个人的怜悯。显然，他是在根据命令行事。是艾克曼出于某种原因，想要我来主管这个新设的“文化处”。

        我真不知道我从哪儿来了一股勇气，作出了我当时所作的答复。这里几乎正是我当时所讲的话：“大队长先生，我在这儿是您的俘虏，只好唯命是听。然而，我还是要斗胆指出，我的德语说得不太好，身体又很虚弱。我对音乐几乎一窍不通，而音乐是特莱西恩施塔特文化活动的主要项目。我所喜爱的图书馆工作，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我并不是拒绝这份荣誉，可是我实在不能胜任。在这件事上我有没有选择的余地？”

        “要是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杰斯特罗博士，”艾克曼轻快地回答，并没发火，“那么这次谈话就毫无意义了。我是个大忙人。本来可以让中队长布格尔给你下道命令的。不过，我倒觉得这个工作给你做很不错。”

        但是我一想到成为那班倒霉的长老之一，就感到毛骨悚然。他们为了几项可怜的特权——其中大部分我已经享受到了——使自己的良心背上犹太区这个沉重的负担，向犹太人传达党卫军的种种严酷命令，并且予以贯彻执行。这就意味着放弃我那默默无闻但至少还捱得过去的生活方式，成为引人注目的委员会的一员，成天跟党卫军打交道，无休止地纠缠在根本得不到妥善解决的可怕的问题之中。我鼓足勇气竭力又推辞了一下。

        “那么，要是可以的话，大队长先生，而且只在您允许的情况下，我想不接受这个工作。”

        “当然可以。我们不再谈这件事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要谈。”他转过脸去对着娜塔丽，这段时间她一直面无人色地坐在一旁，紧紧地搂住那孩子。路易斯表现得简直象天使一样。我觉得他毫无疑问也感觉到他母亲的恐惧，所以正尽力想予以减轻。“可是我们妨碍你去工作了。你是在云母工厂干活儿，是吗？”娜塔丽点点头。“你还喜欢那工作吗？”

        她只好开口，声音嘶哑而空洞。“我很乐意在那儿工作。”

        “你儿子看上去很好，这样看起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孩子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他很好。”

        艾克曼中校站起身，朝娜塔丽做了个手势，领着她走到了房门口。他在那儿对走廊里一个党卫军士兵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就把她带走了。艾克曼关上房门，走到办公桌后面他的位子那儿。他嘴唇很薄，鼻子又长又细，两眼狭小，下巴很尖，本来就长得不好看，可是这时他一下子变得非常丑恶。他的嘴抽搐着歪到了一边。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嚎叫：“你当你是什么东西？你他妈的当你到了什么地方？”

        他刚这么一叫，布格尔就跳起身朝我直扑过来，给了我一个嘴巴，打得我耳朵直响。他举起手来时，我朝旁边让了让，所以这一下打得我从椅子上摔了出去。我沉重地跪倒在地。眼镜也掉了，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布格尔用皮靴踢了我一脚，或者不如说是踹了我一脚，我滚倒在地。然后，他对着我的腹部踢了一下，尽管叫我痛得要吐，他还没用足全力，只是十分轻蔑地踢了一下，就象踢一条狗那样。

        “我来告诉你，你是什么东西，”布格尔对着我大声吼道。“你只不过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你听见了没有？嘿，你这个发臭的老屎堆，你当成你还在美国是不是？”他绕着我兜来兜去的时候，我简直看不见那双移动着的黑皮靴。接着，他又对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你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懂吗？要是你这个死脑袋瓜连这个都不懂，你这条老命就连狗屁也不值！”他一面叫，一面用脚尖着实地狠踢了我一下，正踢在我的脊梁骨上。我只觉得浑身火辣辣地疼痛。我躺在那儿，昏昏沉沉，眼睛发黑，痛苦不堪，简直惊呆住了。我听见他走开去，说：“爬起来跪着。”

        我浑身哆嗦着照办了。

        “现在告诉我，你是什么东西。”

        我喉咙作紧，吓得说不出话来。

        “你还没挨够吗？说你是什么东西！”

        愿上帝宽恕我没听任他杀了我。有一个想头在那阵惊恐昏沉中闪过我的心上：要是我现在死了，娜塔丽和路易斯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响点儿，我听不见。”

        我又说了一遍。

        “高声叫，狗屎堆！护你的老命叫！要不我就再踢你，你这个犹太臭猪，踢到你大声叫出来为止！”

        “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镜给他，”艾克曼好象没事人一样说。“好，站起来。”

        我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儿，扶我稳住身子。有人给我把眼镜戴上。这时，我才一下看出了爱泼斯坦的脸。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迷惘的棕色眼睛里，结的是两千年犹太历史的疤痕。

        “坐下，杰斯特罗博士，”艾克曼说。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抽着烟，神闲气定，象个银行经理似的。“现在。我们切实地来谈谈。”

        布格尔在他身旁坐下，扬扬得意地咧开嘴笑着。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当时头昏眼花，痛得要命。艾克曼说话的腔调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是又带有一点儿椰榆意味。他所说的话几乎和这顿毒打一样叫人心烦意乱。党卫军知道我在教授犹太教法典，而关于犹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进小堡的可怕的牢房去，很少有人能从那里生还。更叫人震惊的是，他透露说，娜塔丽参加了讽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把她逮捕并立即处决。娜塔丽始终没和我谈过这件事。我只知道她给孩子们表演木偶戏。

        显然，艾克曼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为了加深布格尔的野蛮殴打给我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或者说，作为西方文明人的权利，已经不复存在了J 我们已经越过了界线。由于我们所犯下的罪，我们已经无权要求恢复在巴登一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们随时随刻都有生命危险。他以一种特别尖刻的坦率态度又加上一句：“其实我们倒并不在意你们犹太人怎样自寻乐趣！”他要我继续教下去，并且还说，如果娜塔丽不再演那种讽刺剧的话，那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只会更难办，因为我不可以把她离开党卫军总部后发生的事告诉她。我决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出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会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说爱泼斯坦会向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长老的手续，然后他简慢地挥了挥手，吩咐我离开。我从椅子上几乎站不起身来。爱泼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走了出去。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听见那两个德国人说笑话，纵声大笑。

        我们一块儿离开了党卫军总部，爱泼斯坦始终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围墙那儿卫兵面前时，我强使自己象平常那样走。我发现，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么厉害。爱泼斯坦把我带到理发店，让我理了发，修剪了胡子。我们又走到委员会会议室。一个摄影师正在那儿预备给集合在一起的长者们拍新闻照片。有一个记者，一个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当漂亮的年轻德国女人，正在问问题，记笔记。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慢慢肯定也会听说到它。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能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销这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对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简直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实际上，我所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撒尔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莱撒尔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刻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名人士”，所以还没被搜过身。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零零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今天早上，我大约五十年以来第一次戴上了经厘。我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在我余下的有生之年里，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犹太上帝呢？这且不去管它。我教授犹太教法典，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不知不觉教起来的。图书馆里的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提问题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我发现自己也喜欢这套高雅的逻辑老把戏，于是慢慢便成了常规。当我把那些经匣，那些里面装着摩西语录的陈旧、污黑的皮盒子缚在头上和手上的时候，它们对我并没什么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奋作用。事实上，虽然我独自一个成还是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傻里傻气。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下去。这样我便答复了克曼。至于那个古老的犹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账要算，要是我得说明我的背教行为，他就得说明一下特莱西恩施塔特。耶利米、约伯和《哀歌》都教导说，我们犹太人将奋起应付大难。所以要戴经匣。就让它这样下去吧。

        这正好说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说明了我个人的愚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肯相信关于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甚至不愿相信我亲眼目睹的事，可是现在我确信最最可怕的报道全是真实无讹的。怎么会起了这么大的转变？有什么比我跟艾克曼和布格尔的这次会见更有说服力呢？

        说到头，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过不少德国人的残暴行为了。我看到过一名党卫军士兵用棍子把一个老妇人打得跪倒在雪地里，只不过因为她在叫卖香烟头的时候给他逮住了。我听说过孩子们因为偷了食物，在小堡里给活活吊死。还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星期前，党卫军把犹太区的全体居民押到田野里去，在凛冽的寒风中把我们点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且在那个下雨的夜晚竟让四万多人在露天里站着。在那一大群饥寒交迫的人中，传播着谣言说，他们将在黑暗中用机枪把我们全部打死。于是许多人朝着城门蜂拥奔逃。娜塔丽和我避开了人流，平安归来，可是我们听说第二天早上田野里满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盖的尸体。

        然而，这一切都没使我看清事实。我和艾克曼的会面，却使我看清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是由于那个最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实；一个人实际上无法感觉到另一个人的苦难。更坏的是，让我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对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吧：旁人的苦难反而会使人感到庆幸，感到宽慰，因为他自己逃过了这种苦难。

        艾克曼不是一个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尽管要扮演这么一个角色时，他会扮演得十分出色。这个讲求实效的柏林官员跟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希特勒比起来，是一个更为可怕的人物。这种人物经常出没在二十世纪，促成了两次战争。他是一个有理性、有识见、生气勃勃、甚至和蔼可亲的家伙。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西方的一个文明人。然而转瞬之间，他可以下令对一个身体衰弱的老人干出可怕的暴行来，自己还安详地拍手旁观；再一转眼，他的态度又可以重新变得彬彬有礼，象欧洲人那样，一点儿也不感到这么做是反复无常，甚至对于那个无法理解人性这一表现的受害者的狼狈相，还要报以讥讽的冷笑。象希特勒一样，他也是个奥地利人。象他一样，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里，他也是典型的德国人。

        这个不容易懂的真理我总算弄明白了。然而无论如何，我到死都不愿意谴责整个民族。在这件事上，我们犹太人已经受够了。我会想起那个历史学家卡尔。弗里施，他从海德尔堡到耶鲁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一个极富于幽默感的温和、开明、渊博的人。我会想起二十年代里柏林艺术和思潮蓬蓬勃勃的惊人发展。我还会想起赫格谢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在他们家住了六个月，他们是第一流的好人——这点我可以发誓——在一个反犹主义在政治上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都一点儿没反犹的色彩。这样的德国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一定就是他们创造了德国的美，以及德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这些才是所谓“德国文化”，是远在它成为一个被诅咒的、恐怖的名词之前，就被创造出来的。

        我不理解德国人。阿提拉、阿拉力克、成吉思汗、塔马兰在狂热的开疆拓土中消灭了所有反抗他们的人。在世界大战期间，穆斯林土耳其人屠杀了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可是亚美尼亚人当时投靠了敌人沙皇俄罗斯，而且这是在小亚细亚发生的。

        德国人是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犹太人曾经热情地信奉和丰富了德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在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犹太人对德皇的盲目忠诚是有案可查的。不，这样的事是空前的。我们陷进了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历史进程里，一个新纪元行将诞生时的难熬痛苦之中。正如同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时那样，我们注定得呆在这场大变动的中心，首当其冲地遭受磨难。

        我一生中在学术上持有的不可知论的人道主义观点实在非常好。我写的有关基督教的书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但是总的说来，我还是在奔波中度过了一生。现在，我才转过身站定了。我是一个犹太人。有句市井俚语说得好：“那个人所需要的，就是对他屁股上猛踢一脚。”这句话好象说中了我一生的经历。

        班瑞尔。杰斯特罗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几乎就只有这一点：他从一个集中营逃脱之后，就在那儿搞地下工作。他通过一个把布拉格和特莱西恩施塔特连接起来的共产党联络网，捎了口信给我。为了证明确实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来短语，这句短语到了非犹太人的口中几乎无法辨别出（捷克宪兵队就是主要的联络员）。然而，我还是猜出了它的意思：azak，emats ，就是：“要坚强，要有勇气。”

        我这个堂弟，这个有钢铁般意志、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居然还活着，就在附近，并且还知道我被囚禁在这儿，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德国人在欧洲造成了一场大动乱，在这片混乱中，一切都不足为奇。我已经有五十年没见到班瑞尔了，不过娜塔丽对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不大可能帮得了我们什么忙。我的健康状况已经经不起一次逃跑的尝试，即使有这种机会的话。娜塔丽身边带着孩子，也不能去冒这种风险“。那么，还有什么好说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这里的所有犹太人的希望一样：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很快就会在法国登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在东西两方的夹击下彻底崩溃，这样我们就能够及时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尔在布拉格还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四年以前，娜塔丽在华沙即将陷落时最后一次瞧见他；从那以后，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过的该是一种多么象奥德赛式的生活啊！我能够幸存下来一定是一个奇迹；他离我们这么近，这又是另一个奇迹。这样的事情给了我希望，事实上，使我“坚强”，使我“有了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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