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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赵岐《孟子题辞》梁惠王章句下-2

梁惠王章句下-2

        另外有一位以好勇闻名的国君是秦武王,他也长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认为天下无敌,因此常常喜欢和那些大力士们比武取乐。当时秦国有两位前代将领的子弟,一名乌获,一句任鄙,都因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宠爱,加倍封给他们高官厚禄。后来齐国也出了一个叫孟责的大力士。据说他走水路不怕蚊龙,走旱路不怕虎狼,哪里都敢去,如果发起脾气来,怒吼一声,就像打雷一样地惊天动地。

        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见两头牛正在相斗,他上前去劝架,用手把两头牛分开来。其中一头牛听劝,伏在地上不斗了,另外一头牛还要打。他大为恼火,左手按住牛头,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来,这头牛当场毙命。

        后来他听说秦武王正在招纳天下勇武之人,于是离开齐国去投奔秦国。往秦国的路上,正要渡黄河的时候,他不按先后秩序,抢着要在众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桨子在他头上打了一下。他气得大吼一声,这一吼,河水被震动得起了浪头,翻动船身,一船人都被冲到黄河里去了。孟贲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撑,脚底下稍一用力,一艘船就离岸射出去好几丈远,不多时就到了对岸,下了船直奔咸阳。见了秦王以后,和乌获、任鄙一样,也得到秦武王的宠爱,做了大官。

        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长在中国的西陲边地。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原鼎盛的现象,因此他颇为仰慕中原的文化。他觉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带观光一次,则死而无憾了。奈何他好勇,不循正当的外交途径作正式的访问,却计划要把隔在中间的韩国打下来,以达到他这个愿望。后来居然打下了韩国,进了洛阳。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欢迎他,他却不去觐见。带了几个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庙去参观宝鼎。他看到鼎上分别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图腾,指着镌有“雍”字的鼎说,这是秦鼎,我将来要把它带回咸阳去。又听守鼎的人说,这九个鼎每个千斤之重,从来就没有人能够移动过。秦武王问身边的任鄙、孟贲两人,能不能举起来,任鄙比较聪明,他说我只能举百斤,这鼎有十倍重,我没有办法举起来。孟贲就不同了,他说让我试试,他把鼎举离了地面半尺,可是因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来,眼眶裂开,流血不止。秦武王看了说,你既然能举,难道我不能举?任鄙在旁边劝他,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不要随便去尝试。可是他不听,反而说任鄙自己举不起来,唯恐他能举得起来。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秦武王也举起了半尺,他还想走几步以胜过孟贲,不料一转步,力尽失手,宝鼎掉下来,把他的胫骨压断,昏了过去。当天晚上,就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了。这就是好小勇的结果。

        秦武王身边三名力气最大的武士,他们的结果,也不相同。乌获在攻打韩国宜阳城的时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墙一样高,用手抓住了城头的雉谍,可是他力气太大了,雉谍被他一把抓坏,崩裂下来,他也就掉了下来,跌落在一块大石头上,肋骨折断而死。至于孟贲,则在昭襄王即位后,检讨举鼎这次事件的时候,被认为是他闯出来的祸,于是把他碟死——裂身而死,并且灭族。而任鄙则因为当时曾经进谏,劝过秦武王不可轻易尝试,于是派他作了汉中太守。他们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场,值得后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为借镜。

        再将偏好个人武勇,与能任大勇的人,在对立之下,作个比较。历史上对这两个人,记载得很详尽。一个是项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战时单枪匹马,闯到敌人的阵中,纵横驰骋,谁也不敢阻挡。当汉高祖和他最后一次会战,用了许多兵力,围困他许久,虽然楚军已败,可是谁都不敢接近项羽。在这之前的另一次战役中,项羽和汉高祖在阵前见了面。项羽说,天下这多年来的战乱,就只是你我双方打来打去,今天你我见面了,我们双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许动手,你我两人出来单打独斗,作一死战,来决定胜负,免得再打下去,伤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汉高祖说,对不住,我绝不和你单打独斗,我是斗智不斗力的。这就是汉高祖与楚霸王不同之处。

        赵武灵王、秦武王、项羽等等,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在历代帝王中,不问他们好的是大勇或小勇,只要是好勇的,从他们的谥号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像赵武灵王、秦武王、汉武帝等等,凡是有一个武字的人,大多数都是好勇。但这些却不是中国文化中,孔子所标榜“智仁勇”之勇的真正精神。

        如何才是正确的好勇?我们再看一段历史上的纪录。

        墨子谓骆猾厘曰:“吾闻子好勇。”曰:“然。吾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与斗而杀之”。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夺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而斗而杀之,是恶勇,非好勇。”

        恐怕一般人,都是“骆猾厘式”的好勇,或简称之为“骆式”的好勇。现在电视、电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们,听说某人拳头厉害,就不服气,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对方较量较量,势必将对方打垮才甘心。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本领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还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勇敢,不怕死。而墨子对这种心理,痛下针砭地说,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对于自己所爱好的,就加以保护、照顾,而对于自己所厌恶的,则扬弃或者销毁。就好像你喜欢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讨厌吃人的野盖,就杀掉它。现在你听到哪里有勇士就去杀他,这是恶勇,而不是好勇。

        这是墨子所讲个人好勇的哲学。老实说,个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过是“任气尚侠”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眼瞅必报,犯禁杀人而自取灭亡。至于帝王好勇的偏差,则必然会穷兵黩武,以残杀侵略为能事,那就弄得生灵涂炭,造成社会、国家、人类的大祸害了。最后的结果,不但害了别人,自己的社会国家也同样受害,乃至于本身生命都不保。现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战的日本军阀们,就是如此。只有一怒而“安”天下,这才是大勇。

        不管齐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么勇,但他和孟子谈话时,是很够味道的。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礼貌,对于孟子所提的意见,讲的大道理,都还算能听得进,认为不错,可是做不来,不能接受。到了要紧关头,受不了了,就想开溜,把话岔开。

        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说到乐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说,你这种高见实在很伟大,只可惜我是个老粗,我有好勇的毛病哪!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亻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四:‘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回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囗囗胥谗,民乃作恳,方命虐民,饮食若浪,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合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太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齐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宫,也许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许是下雪时取暖的宫殿,但应该不是办公室,或会议厅之类处理政务的场所,多半是供享乐纳福的别墅——和孟子见面,他就眼前的享乐和设施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问的话一样。可见战国时那些诸侯们,不顾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画面,好像老农夫们一天工作完毕,吃饱了晚饭,在门前大树下一坐,一支烟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虽南面而王,不易也”的味道。

        孟子答复他说:有啊!谁有了这种环境都会感到快乐的,谁都希望能有这种享受。不过一般老百姓得不到这样的享受,就会埋怨他们的国君。老百姓如果因为得不到这快乐,而埋怨国君,实在是不对的。然而一个领导人,没有做到与民同乐,也是不对的。一个领导人,以人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老百姓也就会以领导人的快乐为快乐。领导人能把人民的忧苦,看成自己的忧苦来解决,那么老百姓也会把国君的忧烦,看成为自己的忧烦去尽忠。所以,如果领导人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的忧苦为忧苦,而说他不能行王道于天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又在这里推销王道了,他好像推销员似的,随时随地都在叫卖:“王道!王道!”这也可见他忧世之急切了。

        他说了这番理论,似乎意犹未尽,又举出一件事例,企图说服齐宣王,他举的正是春秋时代齐景公和相国晏婴的一段故事。晏婴是历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

        就是他的大作。

        当然,齐景公是姜太公的后人,而现在和孟子说话的齐宣王已经不是姜太公之后,他的祖先原是齐国的权臣田家,后来篡了位,而传给宣王的。孟子举出这段故事来也是一种很高明的说话技巧。从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说出他人(晏子)的意见来,而实际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举出的这段历史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齐景公对晏子说,我想去看看转附和朝亻舞这两座名山,然后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为止。你看看,此行要怎么样才能够比得上先王他们那样的壮观呢?从“放于琅邪”和“比于先王观”这两句话上看,很明显地透露了齐景公当时,也是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并不是普通的观光旅行、游山玩水而已。只是当时有尊周——尊重中央政权的口号,不便把心意直接说出来。

        晏子不愧为名相,他很聪明,听了景公的问话,就先用一套历史哲学答复他说:

        “善哉,问也。”你这问题好极了。中国的佛经常有“善哉!善哉!”的说法,当时的译文就是套这些书来的。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译经时,借用了这个名辞。后经佛家多年的开口“善哉”,闭口“善哉”,慢慢地似乎这两个字,就含了更多的意义,而有浓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说了“这个问题很好”之后,接着就说,依照礼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各诸侯那里去巡视一周,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视诸侯所守的地方。而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见天子,名为“述职”,意思是向天子报告自己职务以内的事务。如果天下安定,没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话,在春天,要出外视察民众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况欠佳的,就要设法补助。在秋天,则出外看着大家的收成和赋税状况,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设法贴补。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时候,民间流行的谚语说,君王不出来走走,我们哪里能喘口气?君王如果身心不适,我们又怎么得到他的帮助呢?所以古时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来玩玩,好沾点光,得些好处。所谓“龙行一步,百草沾恩。”龙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养。所以那时候天子每次出来巡狩,不但给诸侯、大臣们一个警惕,同时也为“注意民生疾苦”树立一个榜样。

        晏子说了过去的,又说到当时的。他感叹今不如昔地说,现在可大不相同了啊!

        诸侯们离开国都,一有行动,就带了大批的军队侍卫。于是后勤的各种补给,诸如粮食的供应,一大批、一大批地运送出去。如此一来,原本吃不饱的老百姓们,大家工作得更劳苦了。在强烈的对比之下,老百姓的眼里难免就有了怨恨之色。闲话、怨言当然也就开始了。日积月累地,就造成社会上的反感心理。诸侯们的这种行为,违背了天理人道,对老百姓不但没有善尽保护之责,反而加以虐待。只要“流、连、荒、亡”四种现象一出现,政权就要出问题了。今天这些诸侯们的所作所为,真让人担心啊!

        像隋炀帝出游扬州,极尽奢靡,老百姓没有饭吃,他也不管。国君们只要动一动,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惨兮兮的。天怒人怨的结果,只有“好头颅”被搬家了。

        这使我们想到一个明朝的小故事。从前的某些小庙,相当可怜,住在庙里的小和尚,等于是地方官绅们的仆役,常要听他们的差使。有的人做了官,衣锦荣归,事先通知庙里和尚准备素斋,约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庙里联欢,吟诗作对。有一次,这些大人先生们,吃罢素斋,悠游半日,大为赞赏,对和尚说,大家劳碌半生,今天这次清游,一顿素斋,太舒服了。老和尚说,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们已经忙碌了三天啦。这就是“劳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释说,领导人的生活堕落,遂其私欲,像水势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违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连”。时常像野兽那样冲动,暴发兽性而不加节制,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满足,就叫做“亡”。

        这些都是领导人容易犯的错误。您景公方才问到,如何才可以比于先王的壮观。据我所知,先王们是不会有这样的“流”“连”之乐,也不会有这种“荒”“亡”的行径的。你自己看看该怎么办吧!

        齐景公听了他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同时以身作则,走出深宫内院,接近百姓,访察民情,并且积极从事地方建设,注意到社会福利。景公将行政工作处理妥当以后,就把兼管国史、文化、礼乐的太师找来,要他在国史上记下这件事,并且为他和晏子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谱下一段乐章。《征招》、《角招》两篇乐章,就是由此而来。这乐章中有一句诗,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君虽然是欲望大,但是没有关系,这并没有错,因为他扩充他的大欲望,建设了我们这个康乐的社会,正是一位好的国君。

        这里孟子又针对齐宣王爱好享受的心理,借机启发他与民同乐,与民共享的精神。这次他运用的是鉴古以观今的手法,拿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加以阐述,孟子的用心,可谓良苦。他所讲的晏子,是春秋战国之间的名臣贤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读《晏子春秋》这本书,相信也会获益不浅。

        由齐宣王在雪宫中与孟子的一段对话,又联想到齐景公与晏子的另一则故事,几乎和孟子对齐宣王的回答同样有趣。这个故事简短而生动,而且更有内涵,并不像孟子的长篇大论。这件事故的资料记载在《晏子春秋》里。有一年的冬天,连下三天的大雪。齐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宫里纳福,他对晏子说,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没有什么寒冷的感觉!晏子听了便说,一个贤明的君主,自己吃饱的时候,应该要想到社会上还有饥饿没饭吃人的。自己温暖的时候,更应该想到世上还有没有衣服穿,受寒冻死的人。齐景公听到晏子这样一说,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脱了下来,当然他脱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气,他是被晏子说醒了,觉得自己过分享受,忘记了百姓的饥寒,当着晏子有点不好意思。所以齐景公到底还不失为当时的一个好国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尽忠而直言无隐。可惜孟子碰到的齐宣王,比齐景公要差了些。原先的记述是这样的:

        景公时,雨雪三日。被狐白裘,坐于堂侧,谓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

        晏子曰:夫贤君饱则知人饥,温则知人寒。公乃去裘。

        古书上短短五十字的精简记述,便说明了一个领导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为上,应当如何自处的道理,内涵丰富而精辟。如果用现代话来写,又要用很多字了。所以讲中国文化的复兴扎根,实在应当要注意国学的素养,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

        “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

        ‘寄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有一天,齐宣王提出一个问题对孟子说,现在外面有人建议我,要把明堂拆毁,你孟先生对这件事有什么高见?如一般人所说,把这座不实用的建筑拆除掉呢?还是保留下来好呢?

        所谓“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筑。也就是天子的庙堂,举凡祭祀、朝会诸侯、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等,意义重大的活动,当在这里举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征,具有崇高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在《礼记》中有一篇,专门记述明堂的建筑规格,以及政教活动的内容。以现代观念而言,它象征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垒,比起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乃至丹麦的美人鱼等等,不可同日而语,具有特殊的内涵与神圣的精神。

        齐宣王所说的这个明堂,是周武王东征时所建的,直到汉朝还存在,后世才逐渐湮灭。当然,它表征了中国文化,同时象征了当时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严。在齐宣王的心目中,虽然久已不闻尊周的口号,可是还没有一个诸侯敢明目张胆地提出灭周的主张。齐宣王这时把国家治理得蛮有规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说没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拆毁明堂,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见他有蔑视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钉子,不敢开口,于是借口是外面有人传说。换言之,是民间的舆论如此,借此来试探孟子的意向。否则的话,他假如没有这个念头,根本认为不可行,就不必问孟子拆了好呢?还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复齐宣王的话,却也避开正面,不谈尊周与否的问题。他只说,这是王者之堂,象征着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话,最好不要把明堂毁掉。齐宣王就说,你所说的王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对于王道仁政,孟子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而这里齐宣王还问孟子什么是王政,这就显示出齐宣王对孟子的意见,也许是根本没兴趣,从来就没有专心听过,所以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也许孟子所提倡的有关仁政学说,颇受当时社会民间的欢迎,各方予以好评,齐宣王不得不对孟子表示尊敬。也许这时候仁义还有利用的价值,可以披起仁义的外衣,而进行实质上的侵夺兼并,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请教。

        这也可以说是齐宣王的可怜处。

        再反过来看孟子,他也很难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屡次被齐宣王在重要关头,来个太极拳的推手,推得远远的。于是他又“打蛇贴棍上”式的,再顺着齐宣王的话,接上去,还是推销他的王道思想。用心之苦,实在苦得也很可怜!他们两个,虽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话不投机。

        在这里,孟子被直接问到王政的本题上去,自然有点兴奋了。我们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学说为标榜。而孔子对于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风范的。所以孟子就举出周文王的政绩答复说,以前周文王在歧山发祥之初,走的就是传统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线。第一点:“耕者九一”,对农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

        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后世称作“井田制度”。当时地广人稀,没有私人财产制,土地均属国有,田园都依照方整观念来划一。每一田园,在规制上区分“井”

        字式,分成九部分,收获的时候,四周八分,分别归八户农民所私有,中间一份公田,收成归政府,所以说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后世称此为“井田制度”。其实九分之一的田赋税收,也只是后世人根据古代资料来讲的。究竟实际情形如何?这种制度,历代学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证的,但到底还不够详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当时人口稀少,土地广大而没有太多利用和开发。其实在管仲相齐桓公的时期,以及秦孝公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早已演变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态了,商鞅只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也可以说,他师法管仲,订出一套完整而具体的法制来管理。

        在历史上,秦以后,曾经有不少人向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经有几度,意欲恢复它。最显着的莫如汉朝的王莽,想恢复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财产制。当然,王莽并不是因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见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复古而已,所以没有成功。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也想走这个路子,因为用人不当,也失败了。

        孟子说到第二点“仁者世禄”,是说当时的政府官职,大多数是世代相袭的。

        这一点,和我们今天的观念不同。但在孟子当时,却不能说他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一直延续这样的制度。不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没有发展出全民教育的观念,读书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袭的。我们以现在民主思想为基础,就会批评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为封建余毒。可是我们如果综合了时间、社会、经济、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讨这种制度的精神,则可发现,它的功用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可能还是鼓励人们保护及发扬传统文化的最好制度。总之,我们论史,应该尽量客观厚道,就“时”论事。不能纯出主观,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无;也不能以古之所无,便否认今之所有。

        第三点,孟子说到“关市”方面,关卡和互市,也就是现在的关税和商业市场上的捐税。这在文王时期是“讥而不征”的。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没有非法之物,顺便了解货物的议价状况,并不需要收什么关税、交易税之类。因为在战国当时,征敛相当繁琐、严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这一点。

        再其次,说到周文王时“泽梁无禁”。泽为水泽,梁指山林。广义地说,就是无论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资源开发,山林资源的开发,都是没有什么禁令的。人民在这方面的生产是自由的,但人民也懂得节制,不至于弄到资源枯竭。这里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倒退回去两千多年看,那时候的社会结构,可以说一切都还在尚未开发的阶段。情况和现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就是罪不及妻子,个人犯罪个人承当,自己受法律制裁,与家属无关。这句话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大家目前所认识的法律,本来就是如此,似乎这句话是多余的。可是在还没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由春秋战国到清代的几千年帝制中,有许多情况,都是罪及妻孥,乃至于一人犯罪,可以诛灭九族,全凭当时专制帝王的意思而定。所谓“人主”者,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他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他说的话就是最高的法律。在这种情形之下,孟子讲这句话,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说孟子相当大胆,凭他的浩然正气而对宣王进谏直言。

        接着,孟子又举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会福利事业的成功,他说:鳏、寡、孤、独这四种人,是社会上最困苦无依的人。文王当时,凡是仁政爱民的措施,一定先顾及到这些人,使孤苦无依的人优先得到利益。他同时引用了《诗经·小雅·节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后两句“哿以富人,哀此茕独”来强调穷人的可怜。

        诗的意思是说,社会上一般衣食无忧的人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什的人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呢?对这些人,我们必须伸出关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说“王政”说到这里月侧才一开头,还没有讲到正题上去,可是齐宣王似乎已经听不下去,又打起太极拳来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说,你讲得好,讲得很好。又把“王政”这个正题用太极拳的推手往外一推。可是孟子还是用打蛇贴棍上的办法说,您既然认为这个道理很好,可是为什么不去实行呢?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夫斯张,于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金,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采紧逼盯人的姿态,追问齐宣王,您既然认为很好,为什么又不实行王政呢?齐宣王答得很妙,他说我有一个毛病,我非常爱好财富。

        古代“货”字的意思和现代的“财”字相同,包括了金钱、物资等等。齐宣王这句答话,在表面上是牛头不对马嘴,答非所识问,但也很妙。孟子要他优先救济社会上最困苦的四种人,这当然是要花钱的,而他却说我爱钱,舍不得花钞票啦!

        这就像篮球场上的大国手们,你从后面紧逼盯人,我就来个转身,摆脱你。奈何孟子还是不放松,对他说,这没有关系呀!周朝的先祖公刘,就是一位好货的人,而且有诗为证呢!

        公刘,据《周纪》说,是弃的后代。弃是唐尧的兄弟,到虞舜时,被封为后稷,有相当伟大的德业,传到不(上穴下出)这一代的时候,因政治的衰退,不富丢了官,就流亡异域,到戎、狄这两个外族之间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带去求发展(漆水源出陕西省同官县东北大神山,西南流经分阝县至耀县会沮水。沮水出耀县北分水岭)。当传到公刘的时候,才又振作起来。《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刘》篇,就是歌颂这段故事。

        孟子又继续引用的记载作补充说明。他说,公刘当年好货,但能推己及人。他首先教导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产。在秋天丰收时,将粮食堆满在仓库里,还有许多粮食放不下时,只好堆积在仓外。另外,制造干粮,放在橐里、囊里,以便人民迁移时,可以随身携带。由于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来愈多,逐渐地便富强起来了。于是他又整军经武,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训练,等这些都差不多了,才带了弓箭,装备着干戈斧钺等各种武器,浩浩荡荡地由漆沮出发,回到他原来的封地豳邑,复兴他祖先后稷的旧业。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积的米粟和充实丰富的谷仓,出发的人有包裹好的干粮,如此准备妥善,才向自地进发。周代也就从这时开始,渐渐兴盛起来。

        所以当齐宣王说他自己好货时,孟子却故意装作不懂地说,您身为一国之君,喜欢财富是应该的。像周朝的先祖——公刘,创建基业时,也是积极地从事经济发展。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从事生产工作,藏富于民的话,如此,齐国得以富强,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在这里,可见孟子的诱导教育,以及紧逼盯人的技术,和齐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样高明。

        齐宣王的“太极拳”由“好乐”、“好勇”,这里又段数升高到第三段的“好货”了。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货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中,有一句话,包括四件事:“声、色、货、利”。在历史上只要帝王好“声色货利”,那个社会。国家,没有不乱的。这四件事,没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坏事。而齐宣王对这四大坏事,没有不好的,他全都爱好。

        后世一些读书人,读了《孟子》这一类的书,学了这一派的论调,每提到“声色货利”,就视同毒蛇猛兽,像有剧毒一样的恐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声色货利,没有不爱好的。只是对这四件事的欲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这里没有从心理这一方面发挥,其实人人都是同样爱好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扩充这大家都爱好的事,并导之正途,那么不但对社会无害,而且能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国家、社会、人民的福利了。我们所谓现代化的第一流强国,正是“声色货利”最先进的国家。反之,就是尚在落后,尚未开发中的国家。

        从这里,使我们想起齐桓公,他也有像齐宣王所说的三好。但在当时,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帮手管仲,能在当世成大功,后世历史上成大名。让我们看看齐桓公与管子对话的记载。

        桓公谓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从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继,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恶则恶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爱与不敏,不可耳。不爱则亡众,不敏则不及事。

        齐桓公有一天对管仲说,我这个人,有很不正经、很邪门的三个嗜好,你看多糟糕!怎么办?喜欢打猎,常常跑出去玩,有时追捕猎物,玩到天黑了还不肯回来,第二天当然没有精神理政问事了。这是第一件事。

        还有我喜欢喝酒,讲究口腹之欲,白天晚上都吃喝个不停。齐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来吃。他的一个部下易牙,专以烧一手好菜来侍候他、满足他。有一天,他吃喝得高兴了,对易牙说,天下的美味,我都吃过了,可就没有吃过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后来齐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没有吃过的肉类,问易牙这是什么肉,易牙说是人肉。原来易牙杀了他自己儿子,来取悦于桓公。因此齐桓公认为易牙很忠心。当然有人说连自己儿子都会杀掉的人,一点仁心都没有,怎么谈得上“忠”。这是另一段公案,我们暂时不去讨论。易牙是坏蛋,历史早有明证和定评了。但由此可知齐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么程度。他自己也对管仲说,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说,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两项,更不干净的行为,说起来都难为情,我还喜欢女色。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还有尚未出嫁的。他的姊妹为什么不出嫁,这当然是使他最难为情,难以启齿的话。只说这是他第三项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比齐宣王严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三个大毛病,的确很不好,坏是坏透了,但对你现在来说,还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事实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过来。如果管仲说,要他马上改,反而会弄僵了。管仲只是说,一个作领袖的人,如果没有爱心,不爱天下人,智慧反应都不够敏捷,这才是最大的忌讳。因为没有爱心,不能“爱民”的话,就不会有群众和人民拥护他;不够积极,不能“勤政”的话,就会政务荒弛。因此,“勤政爱民”,是领导人所最需具备的条件(就是在管仲之后的孟子所说的仁政)。

        这是管仲对君主辅助的一个范例。几千年来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标榜管仲是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实行家,连孔子都很推崇他。现在管仲与齐桓公所谈的内容,和齐宣王与孟子之间的谈话内容是一样的。而谈话的态度与方法,孟子与管子也差不多一样。所不同的一点,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场,作臣道的建议和提醒,针对现实政治的具体做法而言。至于我们这位孟夫子,则更偏重于政治哲学的原则,同时带着师道的诱导方式,在境界上当然比管仲更高一层,可惜效果上,却差了许多。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两个主顾——老板,在人格、个性上,也有许多差异。因此,在历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声、色、货、利”四事,我国历史文化上,几千年来,都认为是要不得的坏事。直至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还是看不起工商业,尤其是看不起商人。过去习惯上所谓的士、农、工、商,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这都是中国文化受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致使工商业不发达,科学不进步,而形成中国文化呆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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