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牙孜用孕妇诊断书作自己的医疗证明

        农村的夜是宁静的。牛、羊、鸡、小孩子、鸟雀，这些最活泼的元素，都静止了，除了狗叫，听不到什么其他的声音。农村的夜又是沸腾的。白天，人们不在村里，他们分散开去和大自然打交道，去向地球开战。一到晚上，人们聚拢起来，各种人，各种的向往和愿望，各种的打算和计谋，各种的联络、磋商、冲突、诉讼、友谊、爱情、中伤、仇恨都活跃起来，动作起来，汇聚成翻滚的潮水，激扬起朵朵的浪花。

        当麦素木向泰外库敬酒的时候，当雪林姑丽给杨辉端面条的时候，在大队办公室，里希提书记主持的支委扩大会议，正进入了高潮。伊力哈穆讲了在县里开会的感受，讲了大寨，讲了皮山，讲了麦盖提县红旗公社，讲了红星二场。他还讲了本县绿洲公社改造苇滩，五月公社修建电站、天山公社改变耕作制度的事迹。当然，他也讲了他亲眼看到的红星二队的小麦丰产田和那个鞠躬尽瘁的队长。他讲得很多，很热情，而且有些急躁。“我们落后了！”“我们差得远！”叙述中一再重复着这样的感叹。“我们必须追上去，说干就干！在这个漫长的冬季，搞它个热火朝天！”

        “我们伊犁人是给惯坏了！”四队队长乌甫尔感叹地说，“不吃苦，不拼命，哪有农村面貌的改变。解放以来，我们生活得挺优裕，这是好事，但是，也滋长了一种自满自足的劲儿。你刚才讲的那个汉族故事怎么说来着？一个蛤蟆坐在井底下看天……弄不好我们都变成了井底下的青蛙啦……”

        一些人笑了起来，更多的人都郑重其事地点着头。

        里希提让四队和七队队长讲了一下对冬季以积肥为中心的生产安排。乌甫尔着重讲了一下他们从山坡旱田的几个废弃了的老羊圈里挖掘陈年羊粪的计划，伊力哈穆着重讲了一下从伊宁市拉运人粪尿的设想。然后，会议进入了重点议题。由大队水利委员、支部委员穆明解释主渠改道工程的有关问题。

        这个方案并不是新的，早在大跃进的年代，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大队支部书记里希提，带着州水利局和县农业局的两个技术人员，就进行了初步的测量、讨论和设计。在那些日子里，赵书记就像一个勘测队员，身穿一身蓝劳动布的制服，头戴鸭舌帽，脚蹬牛皮长靴，奔跑着，观察着，扛三脚架，架水平仪，抡锤子，砸桩子。里希提也好像变成了青年人，三四米宽的渠道，他跳来跳去，像长出了翅膀。他的心灵更是长出了翅膀，多少美好的愿望和设想，变成了夜以继日的忙碌辛苦，变成了一张又一张的蓝图、方案。按照他们的计划，这个大队的流向庄子方面的主渠的北段将要取直，改线，从而提高水位，减少渗漏，腾出一些耕地。而南段，要挖深，取平，减缓坡度，减少冲刷。北南段之间形成一个大的位差，在这里，利用水势可以带动三台水磨和若干轧油机、碾米机和弹花机。这是第一步，也是不算太复杂的一步。第二步，顺着这条主渠溯源而上，垫高渠底再次提高上游的水位，可以在那边形成一个更大的落差，带动水力发电。

        经过他们的测量和讨论，这一切是如此明白、简便、合理，就像早该如此，自然该如此，使他们惊奇的，只是为什么没有更早地发现和利用这个摆在他们面前的潜力。但是，当时的县委领导人伙同麦素木科长这些人，正醉心于打破公社界限的大兵团作战。而改造一条渠道，安装几台水磨，过上几年再建设上一个发电量仅为几十千瓦的小水电站，对于他们来说，是太没有气派了。他们把这个公社，这个大队的劳力调来调去，净搞些大而无当的事情。“小小的”工程被搁置了起来。然后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小小的计划又变成过大的、冒险的、费工太多的和不准上马的了。然后又是六二年的事情。在库图库扎尔掌握大队领导权的时候，更是彻底搁置了工程，六三年，随着里希提、伊力哈穆他们的复职，这件事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干部和社员中，组织了更详尽具体的酝酿和讨论，因为这牵扯到所有制的问题，未来的加工设备，只能归大队所有，而要进行这个工程，却需要各生产队出人、出资金、出设备。按照政策，对有关合理分摊和合理补偿的办法也作了细致的研究。然后，六四年春夏，大队组织大石匠进山，采来了做水磨的紫石头，并且已经开始加工。现在，终于在学大寨的东风下，可以把愿望和计划变成实践了。这是多么叫人高兴啊！回顾这个过程，又是叫人想到办一件好事是多么不易啊！里希提就是在这种兴奋而又感慨的心情中，主持着对这件事情的讨论。

        伊力哈穆的传达，两个生产队的积肥计划和主渠改线的施工方案，这三个话题像风、火和油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冬季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烈火烧起来了。生产队长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同时又在精细地计算着，衡量着，努力选择着更合理、更有利于集体的办法。

        库图库扎尔也在会场上。他穿得很厚，皮领子短大衣，棉裤都已经上了身。他略显苍老，比两年前，也似乎瘦削了一些。经过了一段动荡，现在，他基本上算稳定了下来。收支相较，他总算保住了本儿。他不发一言，静静地旁观。

        等到大家说得差不多了，进入具体安排的时候，库图库扎尔咳了一下，懒洋洋地说：“是不是请大家考虑一下，这里还有两个问题。”看看他的话引起了注意，他挪了挪屁股，直起了腰，把声音也放大了些，“如果我们在水利上投入这么多工，那么，无可怀疑，将会降低明年的工分值。我们都是老农民，老干部了。我们都知道，这里的冬天有四个多月，这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用老虎一样的力气，只能取得老鼠一样的成绩——还要付出那么多的工分，像扬场的时候从空中洒落下来的碎麦草！”

        “这么说，提高工分值的最好方法是躺在炕上睡觉了？”

        有一个性急的与会者反驳说，这种无礼的语调刺痛了库图库扎尔，“如果我还是第一把手，你敢这样说话吗？”库图库扎尔心想，从第一把手变为第二把手，处境就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咦哈！世上没有比“第一把手”的职务更宝贵的了……他控制着自己，没有流露出这种伤感的情绪。继续说：“再者，大家已经知道，再有个把月，社教工作队就要来了，这么大的工程，我们是不是应该等一等？这是我的意见。”谈到这里，他的眼睛眨了眨，很有点深奥的、高高在上的样子。

        “您认为，工作队会不赞成我们改造水渠吗？”

        “我没有说不赞成。”

        “您认为，现在动工不合适吗？”

        “我没有说不合适。”

        许多人追问，他含含糊糊，脸上带着说不上是骄傲还是谦虚的笑容。一些人开始反驳他，他们说到了充分利用冬季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说到了应该发扬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做，不应该观望等待。也有少数人只是点着头，当大队长讲话的时候，他们点点头，附和说：“是啊，有理。”当别人反驳的时候，他们又点点头，附和说：“是啊，有理。”

        这时候传来了敲门声，传来了那个大家都熟悉的、滑稽的音调：“可以进来吗？”

        所有与会者的脸上都现出了亲切的微笑，门开了，进来了刚刚离开雪林姑丽家的杨辉，这个瘦小的、戴眼镜、长辫子、围着红头巾的汉族姑娘的到来并没有使人们感到惊异，队干部们早就熟知技术员的习惯和作风。

        “你们在开会吗？”她吐了一下舌头，“我明天早晨再来吧。”

        “请坐，参加我们的会吧。”里希提书记让道。

        “不了，我还有事，我明天再来……”

        “您有什么事，先说也行。”里希提注视着杨辉，他的脸上表露着一种爱护、欣赏、关心的父亲般的感情。

        “那，我只说一句，”杨辉伸出了一个指头，她转头问库图库扎尔，“我们什么时候，在哪里开始？”

        “什么开始？开始什么？”库图库扎尔翻了翻眼睛，似乎在责备杨辉说话不清楚，不完整。

        “您忘了？”杨辉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渐渐变成了失望和愤怒，“前天在公社，您不是说立刻就安排吗？”

        “呵，不就是那个什么展览吗？我们还没有研究。公社的事情多得很。卫生院找我们要人去受训学习注射防疫针，拖拉机站要培养拖拉机手，学校找我要老贫农去作忆苦思甜的报告，您呢，关心的是您的展览……”

        库图库扎尔的漫不经心的轻蔑态度和倒打一耙的埋怨激怒了杨辉，眼泪几乎涌出了她的眼眶，“您怎么能这样说？您认为有哪件事是不必要的找麻烦吗？”

        “怎么回事？”一直处于旁听地位的里希提插嘴问。

        “同志们，”杨辉把头转向了大家，从大家的目光里看到了信赖、关切和友谊，她一定能够得到支持的。事情是这样的：杨辉准备利用当前秋冬之交的短暂的间歇时间，搞一个流动的农业技术展览。重点是良种、农药和肥料。图表是她自己画的。实物和一些种子是她从县、州、自治区农业科学单位、她的母校要来的，照片大多数是她自己拍摄、自己洗印放大积累起来的，还有从报社和别的单位借来的。全部展览可以装在一辆毛驴车上，为了能使更多的社员看到，引起他们对科学种田的重视，她准备带着这个展览走遍各个大队，越是偏僻的地方越是要去。前两天，她曾专门与库图库扎尔谈了这个计划，她建议在庄子上举行一天这样的展览，库图库扎尔当时满口答应，过后却丢在了一边。

        队长们纷纷点着头，称赞这是个好主意。乌甫尔队长立即争取说：“就到我们队去展览吧。我们明天就打扫清理出一间光线明亮、宽宽敞敞的房子来！”

        杨辉的脸上显出了欣慰的笑意。她转身对库图库扎尔说：“看来，大家还是欢迎的。事情多有什么办法？一件一件地干就对了。搞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个麻烦事情。”她的口气变得严厉了，“问题是有个别人说什么不学农业技术也照样吃拉面，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彻底的愚昧无知。没有汽车轮船人们也照样走路，难道这一样吗？”杨辉巡视了一下四周，似乎为自己说话尖锐而且大大超过了“一句话”的预算而有些不好意思，她信任地、非常可爱而真诚地笑了笑，“再有，我对您有一个意见，工作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办就是办，不办就是不办。过两天，那就是说四十八小时以后开始行动，过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时，哼哼哈哈，一切应承，一件不办，这不太好。我的意见完了。”

        “怎么样？后天早上八点，我们派车去接您吧。我们通知社员轮流去参观……”乌甫尔叮咛说。

        “你们同意吗？”杨辉问里希提和库图库扎尔。

        “我们同意。而且，我们应该检讨。”里希提说。

        “那就这样定了。乌甫尔队长，我知道您是说一不二的。”杨辉高兴了，她的脸上放着光。脚步声。门声。一辆破烂的自行车的挡泥板的咔啦咔啦的响声。车铃。“叮……叮……”渐渐远去了。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看看我们的女儿对待工作的态度吧。”里希提轻轻地说。他说“我们的女儿”，都知道是指杨辉，这个公社的成千成百的上了年纪的农民都是这样称呼的。这比杨辉的名字更被人们所熟悉，所了解。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里希提吸了一口气，概括说，“伊力哈穆的传达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四队和七队的积肥计划使大家受到了启发。我们的女儿的到来也是一个推动。那么，水渠的工程干不干？我赞成干。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只能靠劳动、靠双手去提高工分值，而不是靠休息。即使水利用工多，当年没有收益。影响了一些工分值，那么，每个社员的平均收入也仍然是增加的，他们挣了更多的工分了嘛。至于社教工作队，只要我们的工作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人民的，就肯定会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把这件工作做得更好。”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又看了库图库扎尔一眼，“看来还有些分歧，大家再酝酿酝酿，明天的支委会上，做出最后的决定吧。”

        散会以后，库图库扎尔走到伊力哈穆的身边，脸上呈现着一种隐约的嘲笑的神情，大声问道：“伊力哈穆兄弟，这次在县里开会，对于社员的欠账问题，有什么新精神吗？”

        库图库扎尔的问题使伊力哈穆莫名其妙，他摇摇头，说：“县里的会没有谈及这个问题。”

        “县委没有指示可以没收社员的牲畜抵账吗？”

        库图库扎尔的问题更加莫名其妙了。有好几个生产队长本来已经准备离去的也停下了步子，好奇地望着他们。

        伊力哈穆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今天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然后是一天的奔跑。十几天的离别，就像十几年的离别一样，使他渴望赶快看一看生产队的一切。黄母马的小驹子会吃草了吗？粮食的交售和保管加工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会计的分配决算方案可得到了队委会的同意？还有饲草的堆积，车辆的修理，铁匠铺新打的一批砍土镘的质量，五保户的节补贴……一个生产队就是一个社会。不管多么高深的学问、多么宏伟的事业、多么精细的分工，最后，条条线索都联贯在这里。当一个生产队的家，有多少事情要过问，要他做主，有多少眼睛在看着他，有多少人在等待着他的回来，好向他提出建议、意见、申诉或者控告呀……确实，他竟忘记了处理尼牙孜的牛，这真不应该。可库图库扎尔这样快，而且用这样不友好的、不诚恳的态度来钻他的空子，也使他感到惊奇。他冷冷地反问道。

        “您是说尼牙孜的事情吗？”

        库图库扎尔做作地表示不解。

        伊力哈穆正面盯视了库图库扎尔，微微一笑。他说：“关于极少数社员欠队上账的问题，原则上应该归还。具体做法，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果您关心的只是一般原则，那么，我个人知道的就是这些。”

        说完，他轻松地走了出去。

        尼牙孜和他的牛的问题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被提了出来。许多人都发了言，有的激愤严厉，揭露了他的一连串丑事，有的巧妙尖刻，尽情地予以挖苦嘲笑，会场上响起了一阵一阵的笑声。

        阿卜都热合曼说：“您到底是什么人？您要干什么？您自己说一下。一年来，您只劳动了六十三天，而且，您有两把砍土镘，干私活的时候，用那把大的，出工的时候，用那把小的、磨掉了三分之二的。您这么大个子，拿着那把砍土镘，不难看吗？简直像汉族人掏耳秽的耳挖勺。就这样，您今天从队里领口粮，明天跟队里要煤炭，分瓜、分果、分草、分柴火，您都走在前面，挑挑拣拣、骂骂咧咧，但是您到处诉苦喊冤，倒好像生产队亏待了您，您的良心在哪儿？您真的是一个说谎的、忘恩负义的猫吗？”

        再娜甫站了起来，她挥动着双臂，嗓音哄亮地说：“喂，尼扎洪，丢人不丢人！去年夏收时候，您一个人要两份杂碎汤，还跟雪林姑丽吵架。今年夏收，您干脆夜间偷偷摸进了厨房，一气吃了那么多过过油的干肉，然后一连三天您跑肚拉稀，捂着肚子直不起腰来……”再娜甫自己首先哈哈大笑起来，“最后您居然还给队长提意见，说是对于您的身体健康照顾不够……”

        新任保管员伊明江说：“还有一件奇闻，在咱们农村也是自古未有的事，大家知道吗，尼牙孜哥今年九月讹了三十块钱……”大部分人还没听说过，都竖起了耳朵。伊明江介绍说，九月的一个清晨，尼牙孜赶着毛驴去驮草，有一辆大拖挂解放牌汽车在公路上驶过，尼牙孜大摇大摆走在马路中间，任凭驾驶员鸣笛不肯让路，汽车缓缓地挤着驶了过去，车厢板挤了他一下，他一个趔趄趴在了地上。驾驶员是个汉族小伙子，连忙停了车扶他起来，向他道歉，他也表示并未摔伤，驾驶员为了负责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车号，说是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小伙子走后，尼牙孜感到有机可乘，竟让库瓦汗赶上毛驴车，把他装在驴车上拉到了汽车的所属单位，言称他腰已摔坏，无钱治疗，人家以为是撞坏了兄弟民族的农民，给他预支了三十元钱的医疗费和营养费，尼牙孜夫妇拿上这三十元钱就进了旧城的薄皮南瓜包子铺……直到一个月后，该单位又派人前来慰问，来到生产队队部，伊明江才知道了这个事。

        “可耻！卑鄙！恶劣！”社员们不再笑了，他们一个个又气又羞，他们替尼牙孜脸红，当他们听到那个汉族青年驾驶员为此事在本单位多次检讨还被记了一过以后，他们激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简直是给维吾尔人丢尽了脸！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农，他们用粗话骂了起来，有的人还往地上啐着唾沫。

        伊力哈穆队长制止了群众的过分的言语和举动，并且让尼牙孜本人谈一谈。尼牙孜当然不会轻易退让，他东拉西扯，结结巴巴地却又是顽强地为自己辩护，但每一句辩词，都被反驳、被新的揭发、被挖苦和哄笑所淹没，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他用目光四下寻找麦素木，但科长已经提前离开了会场。他用目光去询问前队长穆萨，穆萨摇着头，耸着肩，叹着气，同样为他的行为感到深深的遗憾。他用目光向包廷贵和郝玉兰求援，这对夫妇躲开他的目光，悄悄地低下了头。继去年夏天买汽车碰壁栽跟头而归之后，去年冬季，对于公社的外调函来了答复，包廷贵原来所在的关内某工厂来函证明，包廷贵年轻时曾任资方代理人，解放后一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六零年因其贪污盗窃行为被批判、记过，他不服处理，私自逃跑到了新疆。该厂还要求这个公社协助追回包廷贵尚未退赔的近千元的赃款。这份外调材料来公社后，里希提和伊力哈穆分别在大队加工厂和七生产队进行了宣读。包廷贵嗫嗫嚅嚅，既承认他过去犯有“一些错误”，又说是厂里有人陷害他。大队领导决定摘去了他的修理汽车的牌子，不再对外营业。只准修理本公社和大队的农机具和运输工具。对于郝玉兰的私人行医，也由公社卫生院进行了检查、取缔，现在郝玉兰仍然在秘密行医，但比过去更加隐蔽得多了。至于包廷贵，他也大大地收敛了，不再神气活现，不再与库图库扎尔公开来往，不再与少数民族社员吵架，也不再那样放肆地污辱少数民族了。他们低下了头，表示了事不关己，不打算出头的态度。

        尼牙孜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逆境，于是，他振作精神，打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张王牌。

        那是一张在铅印的汉维两种文字之间，写了不少潦草的汉字，还盖着一枚紫色的、圆圆的图章印记的纸，尼牙孜掸了掸衣角上的土，抖了抖衣袖，他用手抹了抹脸，似乎是干洗了一下，提提精神，他从自己的系在腰上的褡包里取出了这张字纸，高高举起，带着示威的口气说：

        “我有重病！这是医生证明，盖有公章！看，写了这么多，是汉族的大夫亲自给我开的，难道你们强迫一个病人去劳动吗？你们对于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吗？你们难道是旧社会的巴依、伯克、乡约、掌柜的吗？”

        他想利用某些人对于写着汉字、盖着公章的牌牌子牌牌子，即信件或证明、公函。的敬畏心理达到自己的目的。果然，社员看到牌牌子以后有些惶惑了。尼牙孜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把牌牌子放回褡包。但是伊力哈穆走了过来，他伸出手。

        “把牌牌子给我看看！”

        “给您看什么？您又不识汉字。”

        “把牌牌子拿给我！”伊力哈穆坚决地重复说。

        “用不着……”

        “为什么用不着？证明应该交给队上，我们会从各方面给您应有的照顾……”

        尼牙孜实在无法推辞，只好颇不情愿地又掏出了牌牌子。

        伊力哈穆立即召集了全队所有的“知识分子”，即有高小以上程度的人，他们都学过汉语课，虽然程度不算高。终于，凑出了牌牌子的内容，由汉语学得最好的伊明江边读、边译、边讲解。牌牌子是这样写的：

        姓名 哈仙白 性别 女 族别 回 年龄 成

        主诉 怀孕七个月，二日前在冰上摔跤，自感腹痛，便频……

        这个“证明”最初使大家瞠目结舌，继而就爆发出了哄堂大笑，有的笑得倒在了别人身上，有的笑得眼泪直流，有的被笑呛噎得咳嗽不住，一边笑，一边几乎是齐声喊了起来。

        “哎依，泡克！哎依，泡克……”

        还有什么办法呢？牌牌子是他在医院里的字纸篓里捡的。他嘴边上还有一些离奇的辩护词——他永远是有词儿的。他想说什么可能是他开了证明去挂号室盖章的时候匆忙中拿错了，以致和一个回族女人的证明掉了包……但是，他看了看周围，他感到了笑声喊声后面的可怕的众怒。他瑟缩了，垂下了头。

        伊力哈穆宣布了队委会的意见：一、所有损坏了的集体的庄稼和财产，必须如数赔偿。二、按时出工劳动，否则，队上将不能无限期地将他供养下去。三、牛还给他，但他必须订出偿清债务的计划，并在近日先就力所能及的范围开始归还部分欠账。社员大会一致通过。尼牙孜也表示了完全接受。

        这以后，尼牙孜的劳动老实了些。一天晚上，他扛着砍土镘归来，麦素木说：“您最近的表现很不错呢，值得表扬。”

        尼牙孜把烂眼一翻，“您知道吗？他们归根结蒂还是怕我的，最后，牛还是还给了我，奶茶，咱们又喝上了……”

        等尼牙孜走了以后，麦素木恨恨地向地上啐了一口，竖起了外衣的羊皮领子。一阵冬天的北风吹来了，从领口、前襟、袖口、下摆、裤脚各个空隙吹到了他的身上，他感到彻骨冰凉……

        小说人语：

        算不算有一点悲剧色彩？当你面对许多个尼牙孜，却不能不掂量伊力哈穆们的真实性与纯洁性的时刻？

        我们天真过。

        人民公社的大队日常工作，小说人有多么熟悉，写来如数家珍。他想起了其时的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的“同僚”，尤其是书记、大队长、另一个副大队长、会计、出纳……来。在一个场合，介绍了好几位老同志是“原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以后，主持人介绍到小说人不知道该怎么说，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接过去说道：“生产队长……”

        不，他老说得不完全对，小说人曾任官职是副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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