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乌甫尔的妻子、塔塔尔族女人莱依拉今年已经四十岁了，村里人仍然习惯地称她作“白媳妇”，白，倒不是皮肤白，而是漂亮的意思。她梳着长长的金色发辫，生着双眼珠碧蓝的眼睛，高高的身量，看起来个子似乎比她丈夫还要高一点。她会唱许多别有风味的、好像鸟鸣悠悠、泉流淙淙一样的塔塔尔族的迷人歌曲。从外表上看，你也许以为她是个娇气的美人吧？不，干起活来她才勤快呢！他们有四个孩子，但是她的家总是拾掇得像细瓷碗一样的干净。水壶、水桶、搪瓷锅和暖水瓶，一直到洋铁炉子和烟筒都擦得亮亮的可以当镜子照。她本人也总是那么干净利索，越是干脏活——积肥呀、翻场呀、打药呀什么的，她越是洗刷扫拭得干干净净。农活、家务，丈夫、孩子，衣着、饮食，她都能照顾周到而且游刃有余，她还最好客也善于待客。

        莱依拉的禀赋来自她的母亲莱希曼。年长的人还记得那个美丽、聪慧、勤劳、泼辣的不幸女人。除了上唇上多一个痣和眼皮稍微肿一点以外，她长得和女儿再没有什么区别。至今斯拉木、巧帕汗这些老人还常常对着莱依拉叫莱希曼的名字。四十年前，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莱希曼出现在这个村，用手掬着泉水喝起来没个够。后来人们才知道，她是因为抗婚跑出来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财主要娶她，她跑了，和一个相好的长工生活在一起。她落到了卡孜卡孜，宗教法官。手里，被打了四十鞭，被宣布为背教者。她来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怀了孕，就是怀的莱依拉。莱希曼嫁给了这里的一个跛腿的靴子匠。谁知道呢？老人们说，她一直等待着那个相好的长工，有人听到过莱希曼唱过的她自己编的令人肝肠寸断的歌曲。命运并没有给她再见自己情人的机会。直到解放前夕，莱希曼身患重病，眼看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她才把女儿和女婿乌甫尔找了来，告诉他们，莱依拉的生身父亲并不是那个已故的跛腿靴子匠，而是精河县塔塔尔族雇农肖盖提。当这个名字说出来的时候，她晕厥了，二十多年，多少好事的长舌妇想从她的嘴里掏出这个秘密来，但是她守口如瓶。说完莱依拉的所出，她去世了。

        土改当中，乌甫尔曾经和工作队的同志说起这个事情。热心的土改工作干部发了一封信，要求精河县有关部门帮助查找那个叫作肖盖提的人。回信收到了，说是四十年前有过这么一个人，因为“抢劫”财主的老婆被财主关在土牢里，后来跑掉了，不知去向。莱依拉叹息了一番，也就断了这个念头。本来嘛，这个肖盖提爸爸即使找到了也只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谁又能料到，一九六二年的四月，在木拉托夫持着的信件中，冒出了这样一个肖盖提！

        “木拉托夫给她念了信，并且掏出了六个苏侨证。包括我、老婆和四个孩子，真他娘的一应俱全！”在乌甫尔家中，等候莱依拉的午茶的时候，乌甫尔继续叙述，“我老婆一听这话，惊慌失措，说不出话来。这时候，我回去了……”

        “你怎么样？”里希提一笑。

        “我请木拉托夫离去。我真想把他骂一通！回家以后，我又骂了莱依拉……”

        “骂她干什么？”

        “她招的事么，谁让她给那个红脸鬼端糖茶？驴尿也不应该给他！”

        “后来呢？”

        “我一分钟也没有耽搁，饭也没吃，我拉上队里的一匹马，骑马飞跑到大队，你们都不在。我又直接到了公社，汇报了这些情况，连信带苏侨证我全交给了塔列甫特派员。”

        “你做得好呀！这不就完了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有什么问题？我的妈！”乌甫尔忧郁地说，“谁知道这个事却传开了，唧唧唧唧，多少背后言论！也有人当面问我：‘你们什么时候走呀？’连老王也问过我：‘听说你的老丈人来信了。’难道您倒不知道吗？”

        里希提没有回答，截止乌甫尔把苏侨证交到公社之前的情形，他是知道的，赵志恒书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库图库扎尔和他，并说乌甫尔很坚决，表现很好，但太紧张了。赵志恒还说，边境地区某些情况下的国籍选择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上的叛变投敌，确实有血缘上的原因、遗产处理上的原因或者其他的人间难免的考虑，有所考虑也是正常的。这件事到底来龙去脉如何，恐怕还有待查证，如果当真莱依拉找到了父亲，那不管接受不接受那个苏侨身份，总应该给那边回个信。赵书记说，这事再不要往外传了。但是，这件事还是传开了。这是里希提没有估计到的。

        问题在于，整体的气氛那时是多么紧张，赵书记讲得越是平淡轻松，乌甫尔越是觉得自己受到了怀疑和确是变成了异类，他更紧张了。

        “您听了这些话，就闹情绪了？”里希提问。

        “您哪里知道，这算什么！赶上四月初我闹了回感冒，发烧、流鼻涕，躺了三天。这就又传出话来，说是我也和七队丢麦子的事情有关系，要不为什么七队一出事我就装病躲在家里。人家建议我去医院开个证明，说是免得公社怀疑我。您知道，咱们哪有闹个小毛病上医院开证明的规矩！我一发烧就让莱依拉做醋拌萝卜丝，一天吃三盘子酸萝卜丝，病就好了。我去什么医院？”

        “这话是谁说的？让你去开证明？”里希提打断他的关于萝卜丝的岔出去了的话头。

        “人家说也是好意喽。不止一个人告诉我有人在议论我，”乌甫尔没有正面回答，继续说，“更气人的还在后头，听说公社有人考虑我长得这么黑，不一定是维吾尔人，说不定是外来的阿富汗人或者巴基斯坦人血统。说是我最好写个自传，把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的来历写清楚，当然，能往上写得更多更远就更好。还让我表个态，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我……我……”乌甫尔气得口吃起来，他大睁着眼睛说，“我哪里会写这种自传，哪里用得着表这种态！我的天，我成了阿富汗人，我老婆成了苏联人，我还当什么队长！”

        “谁说的？这是谁说的？这是哪一个在挑拨离间？谁告诉你要写自传，要表态？谁告诉你公社对你的来历有怀疑？你怎么信这种话？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里希提气愤地、连珠炮般地回道。

        “不是阶级敌人……”乌甫尔摆摆手。

        这时，莱依拉和孩子们进来了，里希提暂时中止了谈话。

        喝过茶以后，里希提问莱依拉：“木拉托夫拿来的那封信，你看了吗？”

        “我大概扫了一下。”莱依拉答。

        “信上有没有肖盖提的签名。”

        “有的。”

        “有没有你的名字？”

        “没有。信上提到我的时候，只说是我的女儿。”

        “木拉托夫你们过去打过交道吗？”

        “没有，从不相识。”两个人同时断然回答。

        “这封信有没有可能是假的……你们难道没有想到，有这种可能，有人故意扰乱人心……”

        “我想到了，”莱依拉说，“后来我们也一再谈论，说是真的吧，这太突然，即使有这么个肖盖提爸爸，他又从哪里知道我们的情况呢？苏侨证也带来了六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说是假的吧，不要说我的身世了，就是肖盖提这个名字，我们也从来不向任何人讲，木拉托夫又哪里伪造得出来！这使我们惊疑万分。”

        “我看，这里头有可疑的地方！”考虑了一会儿，里希提肯定地说，“你想，既然信上没有写收信人的名字——事实上即使有这么个肖盖提老爷子也不可能知道你的名字，木拉托夫怎么确定信是给您们家写的，木拉托夫又怎么知道信上说的我的孩子指的是您们？甚至于，这个肖盖提怎么能断定莱希曼妈妈怀的孩子是女儿而不是儿子呢？您母亲原籍是精河，她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天才来到伊犁，那个所谓的肖盖提，又如何知道你们在这一带，甚至知道你们的地址呢？解放已经十几年了，如果他还活着，又多少听到了你们的一些情况，又如何能够不与你们取得任何联系却突然给您们办理起侨民证来？所有这些都说明，这封信说不定是伪造的，这个肖盖提也说不定是伪造的。”

        “谁？谁能伪造出这样的信件？他要干什么？”乌甫尔喊道。

        “谁？坏人！一个对您们的事知根知底的人！”

        “对我们的事知根知底？这能是谁呢？咱们村里的人？咱们村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的事，喔，会不会是马尔科夫？”

        “马尔科夫了解莱依拉的身世吗？”

        “您知道，马尔科夫从来不与任何人来往。但是他在伊犁河边居住多年，会不会听到过点传言呢？”

        “也……可能吧。让我们再想一想。但是，我首先要问你的是，乌甫尔同志，就是这样一封相当荒唐，至少是让人将信将疑的信，这么一封信，就能把你们搞得惊慌失措甚至于躺倒不干吗？这，简直是缴械投降！”

        “我，缴械投降？”乌甫尔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当然是缴械投降，喂，乌甫尔，喂，乌甫尔，您怎么是这样的啊！”里希提不满地摇着头，“您自己说，敌人为什么要捏造这样的信？”

        “捣乱……”

        “捣什么乱？他们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敌与我、是与非、真与假甚至于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界限搞乱，乱了，他们以为就可以颠覆我们。乱了，就可以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祖国统一。而您呢，正是在这样的关头适应着敌人的需要做事。”

        “什么？我适应着敌人的需要？”

        “什么我老婆是苏联人……不信任我，我不能当队长，”里希提学着乌甫尔刚才的腔调，“简直成了应声虫！”

        “我是应声虫？您是想吓死我还是气死我呢！您里希提书记说话也这样冤枉人！”乌甫尔恨恨地砸着自己的胸脯，叫了起来，“书记，您又不是不知道，对于咱们共产党员来说，站对立场有多么重要！重大的政治斗争，国际斗争，阶级斗争，立场错了，咱们就全完了，立场可疑了，您成了政治上的嫌疑犯，您还想怎么活下去呢？别的我都可以忍受，政治立场与政治身份的罪过，我可是受不了啊。”

        “……也怨我工作太粗糙了。我怎么不知道后来的这些情况！”里希提转而责备自己。

        “怎么能怨您？您已经一个月没到庄子来了。谁不知道您在县上开了会，又上山去牧业队好多天……”

        “问题就在这里。我应该关心咱们大队的每个人和每件事，而不是只管哪一项具体任务。”里希提沉重地检讨着自己。他放低了声音，问乌甫尔：

        “您头上戴的是什么？”

        “是帽子。”

        “帽子下面是什么呢？”

        “是脑袋啊！”

        “您长脑袋是干什么用的？乌甫尔同志！”里希提拉长了声音，“党教育了我们十几年，每天都说，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武装自己的头脑。可我们头脑里的阶级斗争观点到哪里去了？什么叫做气死，吓死？生气，是肚子的事情思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这才是脑子的事情。”

        “阶级斗争的观点？不错。您说得对，那封信是靠不住的，传来传去的谎言也可能是有人故意制造混乱……可为什么公社领导也怀疑我呢？”

        “公社领导谁怀疑你了？我怎么不知道？你最近见到哪个公社干部了？”

        “哪个也没见。”

        “那你怎么知道公社也有人怀疑呢？这究竟是哪个别有用心的人传出来的呢？”

        “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啊！是……大队长，库图库扎尔书记……说的。”

        “库图库扎尔说的？”里希提的目光像闪电般地一扫。

        “是的。他说是给我打个招呼让我注意点。还说，不要告诉别人，你们都是大队的领导，我才说的……”

        竟然是这样的，尽管里希提对库图库扎尔早有看法，这个情况仍然使里希提心里蓦地一动。他为什么要对乌甫尔讲这样的话呢？现在作结论还太早。他不动声色地说：

        “好吧，我可以从有关领导方面，再问问这个情况。我还建议，如果你有负担，可以亲自去公社找赵志恒同志，找塔列甫同志谈一谈，都是老同志了嘛，有什么话不能讲清楚。咱们把话说到底，即使莱依拉当真有一个现在定居外国的父亲，这也谈不上是什么罪过呀，更不是您的罪过。咱们自己不是也过于紧张了吗？不过，从我个人来说，根本不相信有这样的说法。您祖祖辈辈居住在伊犁河边，谁不了解？莱依拉也是咱们大队的好社员，记得她还到县上出席过妇代会呢。就算是有个别人对你们有点什么想法，那也只是他自己的事情，你们总没有自己怀疑自己吧？您怎么能这样轻率地把党的任务、群众的委托丢在脑后呢？您不愿意管队上的事情吗？有人愿意管的！修正主义不但想吃掉这个小庄子，还想吃掉整个伊犁、整个新疆呢！依卜拉欣地主，也正在加紧活动，梦想恢复他在这个庄子的大权……就在这个时候，您居然撂挑子，说您是缴械投降，难道有什么冤枉吗？须知刮在您身上的不过是从阴暗角落里发出的一股阴风，不大，一点也不算大，您就站不住脚跟了，那又如何能经得起大风大浪呢？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您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乡亲们啊……”

        离开乌甫尔家，里希提又匆匆赶到了老王那儿。

        老王和里希提，这两个民族、脾性和职位都不相同的人，是由来已久的亲密伙伴了。在给苏里坦和依卜拉欣扛活的日子里，里希提哪怕只剩了一块馕，也要掰一半给老王；而老王如果有了一碗酸奶子，也要等里希提回来一起喝。多少个寒冷的夜晚，他们瑟缩在一条破被子下面取暖；多少个炎热的夏日，他们脱光在一条渠道里洗澡。老王放羊，丢了羊，里希提连夜陪他到山坡上寻找；里希提喂马，老王经常熬夜帮他提水、拌料、铡草。国民党匪兵搜捕里希提的时候，老王冒着危险掩护他逃跑；当一小撮维吾尔族上层人物混入三区革命队伍制造民族仇杀的时候，里希提用胸膛保护了老王的安全。老王胆小，土改时候不敢去地主的房子里分果实，里希提亲自给老王把东西送到手；里希提单身，老王多少次打发老婆去帮他洗衣服，拆被子。多少年来，只要里希提来到庄子，他就要到老王家里歇脚；而老王只要去公社或者大队办事，哪怕里希提不在家，他也知道怎么开开里希提的房门，进门以后哪里有茶、哪里有盐巴……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考虑过对方是异民族吗？从不。

        老王是汉族，但是他祖祖辈辈和维吾尔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老王的父亲，给地主扛木头累伤了内脏，大量吐血而死的时候，邻近的一家汉族富农和一家汉族商人都没有来。是维吾尔族的乡邻中的穷汉遵照当时汉族人的风俗，帮老王给父亲置办了棺材，为死者装殓，挖墓穴，送了葬，埋了土，这从当时宗教的观点来看，本来是不适合的。这件事给老王的印象太深了，他从小就感到不同民族的相同命运的人要比相同民族而不同命运的人亲近得多。解放以来，哪次维吾尔农民的喜庆、祝祷、丧葬或者聚会娱乐的场合没有老王恪守礼节地坐在那里？他也和维吾尔人一样地伸出双手，抹脸，念一声“阿门”，不是由于宗教信仰，而是由于对乡邻的习惯的尊重。甚至在穆斯林的节日：开斋节或者宰牲节的日子，老王家同样收拾整洁，炸上两盘馓子。因为，远处来的给维吾尔亲友拜节的客人大部分也是老王的相识，他们往往趁这个机会到老王家来看望一番。人们说，老王一年要过三次“年”，既过春节又过开斋节、宰牲节，还有人说，老王家在穆斯林节日时的摆设和待客的食品，搞得比有些维吾尔人还像维吾尔呢……

        但是，就是这个老王，听伊力哈穆说，居然在昨天套起了驴车，装上了锅碗瓢勺和两个小儿子，企图躲开维吾尔人出走……

        民族，什么是民族呢？为什么同样的人要分成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呢？过去，里希提想到各个民族的各自的特点和共同的经历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的时候，总是更加感觉到祖国的伟大，生活的丰富多彩，各民族劳动人民的互相团结、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是一件大好事情。但是今天，他又一次清楚地看到有那么些心怀叵测的人正在企图利用民族的区分来分裂人民，企图把统一的中国人民的整体割成一块又一块的血肉！再往这裂缝上洒下盐。

        十四世纪的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曾经在自己的柔巴依里问道：

        “既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蓝宝石般的苍穹之底，为什么又要分成穆斯林和异教徒，这有什么意义？”

        此刻，当里希提推开老王家的栅栏门的时候，也思索着类似的问题：“在同一杆红旗下面，同一条河边，为什么人们还要区分成不同的民族呢？”

        老王正蹲在院子里栽辣椒苗，里希提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他以完全爽朗的神情把里希提让到了屋里，倾其所有端出了烙饼、腌鸡蛋、茉莉花茶和泡菜。里希提声明他刚在乌甫尔家吃过东西，但是老王仍然像其他的新疆农民一样“不讲道理”，管你刚吃过一顿也好，八顿也好，进了我的家就得从头吃起，当里希提不得不拿起一个咸蛋的时候，老王笑了，他主动说起：

        “我已经托人捎信去了，叫她回来。今儿晚上你不要走，咱们一起包饺子。”

        “你这个家伙，昨天跑什么？”里希提磕着蛋皮，直截了当地问。

        “谁都有个一时糊涂嘛。人不可能老是一个样子嘛。”老王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人的一天会有二十九种样子的嘛！”

        “到底是怎么回事？瞒着我？”里希提追问。

        “没什么大事。”老王叹了口气，“我当然不会躲你们。但是，听说有坏人啊！”

        “听说什么？坏人难道不是天天都看得见吗？依卜拉欣难道是好人？玛丽汗不是坏人？还有那个木拉托夫，不是坏人？没有坏人，还搞什么阶级斗争？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我就是想躲躲这些坏人。”

        “坏人是躲得开的吗？你躲到汉族聚居的地方，就没有坏人了吗？蒋介石就是汉族里边的人嘛。”

        老王无言以对，他原原本本地叙述起来。

        民族感情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它经常是潜在的、不明显的，甚至是被否认的。特别是对于像老王这样的祖祖辈辈与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的人来说，他绝不承认自己和兄弟民族哪怕有一丝一毫的隔阂。和维吾尔人在一起，他更多地感到的是这个民族的优点和长处：豪爽、热情、多礼、爱帮助人。如果你因故耽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这是个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那么，你放心吧，只要你把自己的情况、困难和所需要的帮助讲清，你一定可以得到所需的一切。他们招待路人就像招待友人。维吾尔人比较注意美化生活，不仅从庭院里的大量植树种花，屋里的摆设有许多装饰性的花纹（窗帘是挑花的，床围子、餐单、箱子、毡毯上无不有花饰），服装比较美观等方面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打馕包包子也是有花纹图案的。这，同样也受到老王的赞许；同样的经济状况的维吾尔家庭，往往显得比汉族家庭更绚丽多彩。维吾尔人讲究清洁，饭前一定要洗手，严禁随地吐痰、擤鼻涕、放屁……这使老王信服得五体投地，他认为，这无疑应该作为各族人民讲卫生的起码准则共同遵守。当然，这些准则并不是维吾尔人的发明，但是他不能不承认，维吾尔人遵守这些规则要更严格和彻底，对于破坏这些准则的行为的舆论谴责要更加严厉，至于维吾尔人几乎是人人能歌善舞，特别是善舞，更使老王自愧弗如……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一个人们有意无意常常忽略了的方面。那就是，恰恰在这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这个各族劳动人民亲密无间地相处的地方，人们会具备一种相当顽强和敏感的民族自尊与自以为是，稍稍过头一点就会成为民族保守心理以至民族偏见。人们在学习兄弟民族的优点、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同时，往往也力图保持自己民族的特点和传统。夸大这一点，是十分危险的；闭着眼不看这一点，也于事无补。

        谁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呢？如果远离家乡，或者是周围久久地很少见到一个本民族的成员，这时候，一声乡音、一包土产、偶然传来的一个民间小曲、一碟乡土风味的小菜……就会使你亲切得几乎落泪，而一种乡土之情、民族之情不是就会油然而生吗？老王也正是这样，在大量吸收维吾尔族的影响的同时，他也十分自然地保持着汉族农民的生活方式。粮食装在柜里和缸里；长条案上摆着两个大掸瓶，插着染成彩色的鸡毛掸子；年年秋天都要腌许多菜；过春节的时候要贴春联，喝酒的时候要就一点小菜、慢慢地咽下……尽管他非常称道维吾尔人的家庭摆设充满装饰性图案、花纹的一些用品，但是他自己从不用这些，他的房间里充满着汉族农民家庭的那种朴素、大方和明快。他欣赏维吾尔人的服装，但是他并不穿这种服装。在这些方面，他显得比公社党委书记、陕西人赵志恒还要“顽固”。赵志恒家里挂着维族式的窗帘，常常穿上维族式的皮靴，甚至赵志恒还为自己的新出世的孩子准备了一个维族式的小摇床。这也是老王不肯接受的。研讨一下这一点是颇为有趣的。赵志恒毕竟是随着解放军进疆的汉族干部，他再拼命地海绵般地吸收维吾尔族生活习惯的影响，他也还是个汉族干部。例如，虽然他也能够流利地说维语了，然而他远不能像老王那样说得够味儿，他的叙述、推理以至修辞的方式，仍然是汉语式的。对于赵志恒来说，为了更好地为兄弟民族服务，为真正地按照党的要求扎根在少数民族地区，摆在他面前的课题仍然是如何进一步学习和吸收兄弟民族的长处，进一步和兄弟民族社员打成一片。但是老王不同，他不但经常用维语说话，而且用维语思维，有时说汉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受到维语的影响；他祖祖辈辈在这里，他接触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是维吾尔和哈萨克；他没有到过关内……总之，他学习和吸收了很多很多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东西，他同时要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每个人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在向其他民族学习和同时保持本身的民族特点这个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分寸感、自己的限度。体会这一条，是必要的。

        以上说的这些，是很自然的。但还远远不是事物的本质。因为，自从社会产生了阶级分化，民族关系便成了阶级关系的一种形式。一切阶级敌人和机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往往正是从不同的方面利用民族区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半年以前，七队庄子上新搬来一家汉族社员——包廷贵和郝玉兰。包廷贵见到老王的时候拱手问安：“掌柜的，日子好吧？”作揖拱手，这种礼节本来已经基本上消亡了，却在这里给了老王以深刻的印象。“掌柜的”这个称呼，也使老王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包廷贵主动表示友谊，请老王夫妇带上孩子到他家吃了一顿；火腿腊肉、糟鱼松花，都是老王不常吃的。席间，包廷贵说：“庄子这边没有几家汉族，咱们彼此可得护着点。”老王没深琢磨这话的意思，而是认为理所当然地点头称是。包廷贵新迁来，有些日用家什不全，老王常帮助。遇到包廷贵和维族社员或干部打交道，老王又帮助给翻（译）话。郝玉兰会看病，有事没事给老王的两个儿子一点小药片吃，老王也是感激。他们两家的关系很快热乎了起来。

        在旧社会，老王因为穷困，耗到三十多才结的婚，老婆又因为有病不生育。合作化那年，工作队里有个医生，给老王家里治好了病。到一九五一年，老婆已经三十六了，怀了第一胎，而且一怀就是双胞。生的时候又是难产，若不是当时担任合作社主任的里希提做主把产妇送到伊宁市的医院，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好不容易剖腹取出了孩子——是一对方头大耳的胖小子，真爱煞人。大的起名叫龙，二的起名叫虎，反映了老王对生活在新社会的下一代寄予的无限希望。这两个宝贝疙瘩可是老王心上的肉，人家都说老王的老婆带孩子的时候一夜一夜地照样睡觉，而老王总是听着孩子们的呼吸动静，一会儿给这个盖盖被，一会儿又给那个把屎把尿，到天亮也不得安生。郝玉兰能给这两个孩子治病，这可抓住了老王的心。

        从四月份以来，包廷贵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老王家里，带来了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什么苏联和中国“崩”了，印度也跟中国打上了，什么维族人要“暴动”了，已经提出来要“杀回灭汉”了，要把汉族人全赶走了……接着又来了一系列具体报导：什么伊宁市一个汉族妇女因为买蒜和一个维族娃娃吵架，最后汉族妇女被一堆维族人给打了一顿，什么汉族人买羊肉的时候维族卖肉的只给骨头，汉族人买馕的时候维族打馕师傅专挑落到火星烧焦了的给……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一类的话，对于老王来说并不生疏，因为老王经历过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民族仇视，他听过许多这一类的可恶的传说，现在包廷贵说的这些不过是旧社会的某些说法的拙劣翻版。老王也知道，即使在那种社会的那种年月，大多数善良的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和正派的汉族劳动人民仍然是相处得很好的。所以，最初，老王听了并不以为意，而且还劝包廷贵：“甭管那些，少听那些，只要咱们不欺侮他们，他们不欺侮你……”

        与此同时，老王也听到庄子上一些社员对“高腰皮鞋”的反映：蛮不讲理，辱骂少数民族，放出猪来喝渠里的水。老王见到包廷贵，便提醒他要注意搞好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包廷贵又喊了起来：“少挑老子的毛病！老子不怕那一套！谁动我一指头，我还他一巴掌……再不行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不怕这些玩意儿！”

        他用种种肮脏下流的语言辱骂起少数民族来，骂得老王两眼发直，木在了那里。等包廷贵走了，他觉得胸口发闷。

        从此，老王有时想和包廷贵疏远一点；但是，还没等他拉开与包廷贵的距离，就在大前天，出了一件事。

        老王的宝贝儿子，孪生弟兄龙和虎在四队和七队两个庄子之间的林带里捉蚱蜢玩耍，七队社员尼牙孜的女儿也在那里玩。后来三个孩子便一起玩逮人的游戏，玩着玩着又争执起来。王龙推了女孩儿一把，女孩儿摔倒在地上哭着不肯爬起来。正赶上女孩儿的妈妈库瓦汗下工从这儿过，看到这种情形就揪住了王龙的耳朵。王龙又吓耳朵又痛，哭了起来，王虎过去想把女孩儿扶起来，库瓦汗不知对王虎的举动是怎么理解的，她放开了王龙给了王虎一个耳刮子。这样三个孩子就哭在了一堆儿，其他过路的社员都责备库瓦汗不该动手打人，有的去分别哄慰三个孩子。就在这时，包廷贵和郝玉兰来了，先把在场的所有的维族社员骂了几句，然后一个抱起龙，一个抱起虎，就往老王家里走，老王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但是，一看两个孩子脸上都哭得横一道竖一道，龙的耳朵通红，虎的脸上有五个手指头印子，脸倏地变了颜色。

        包廷贵说：“我们不去，你这两儿子没命了！洋缸子(女人)们要把他们打死呢！我们豁着命才把他们从维族人手里抢出来！他们一边打一边骂，说汉族娃娃都是通古斯、巧施卡（猪）！”（包廷贵至今不会用维语说最简单的“你好”“请坐”“再见”，却迅捷地甚至是“天才”地掌握了维吾尔语的差不多所有的骂人的话。）

        老王气得发起抖来。两件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发生在一起了。第一，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动他的宝贵儿子。第二，他不能容忍人家把汉族同猪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一点正是接受了维吾尔人的影响。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他也间或吃一点猪肉，但是他完全感受得到通古斯、巧施卡这些词儿在维语中所标示的肮脏与丑恶，他听到这两个名词就呕心。老王是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的。他家里，专门为穆斯林客人预备了炊具、茶具和餐具。他很少吃猪肉，即使吃一次也很隐蔽，无人知晓，而且用另一套碗筷。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合法，而是他认为应该自觉地回避开这个无关宏旨却又十分敏感的事情。这一点，是人们都知道的，因此，即使是最保守的依麻穆经师或者麦僧宣礼员，他们到他家吃饭就像到任何一个穆斯林家中一样心安理得。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把他这个汉族人和猪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彻骨的痛恨。他想，汉族人吃猪肉并不是什么缺陷，正像穆斯林不吃猪肉也决不是缺陷一样。为什么我这样注意，这样尊重你们的生活习惯，你们还要将这样的恶言加在我的孩子身上，甚至于对我的孩子大打出手呢！

        第一还用说吗，他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侮辱与欺负他的孩子。

        孩子的娘回来了，见到孩子挨了打也流了眼泪。包廷贵、郝玉兰这一对男女更是火上浇油。他们说：“挨几个嘴巴算是捡了便宜，万一打坏了可怎么办？”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往知旧不知今，这些人一会儿一变，谁知道他们现在安的什么心？”又说：“就算你说得对，一百个维族人里边九十五个都是大好人，那五个搞你一下，你受得了吗？”又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年头谁能信得过谁？”……

        当天晚上老王和孩子的妈商议了一夜。偏偏龙儿夜里咳嗽起来，微微发烧。老王天不亮把孩子抱到了郝玉兰那里，郝玉兰说是受了惊吓和内伤。老王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愤怒，跑到大队告库瓦汗等人的状，找库图库扎尔。库图库扎尔说：“现在这么多大事情都处理不过来，谁能顾得上你那点鸡毛蒜皮的事？再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些个缠头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哪里知道？你照顾好你自己吧，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少惹事……”

        什么？惹事？是我老王惹了事？！

        好了，惹不起躲得起。前几天包廷贵还小声告诉老王：“要还是这么个局势，我就不呆了，回关内去。”老王从大队回了家，马上打发老婆回到住在兵团的娘家打前站，又过了一天，他套起了驴车……

        “结果半路上碰见了杨技术员，接着又来了伊力哈穆队长。杨技术员对我喊叫起来，我，我没有话说。我也说不出啥道理来嘛。伊力哈穆队长也说了我两句。我看他很难过，我也很难过。我就想起你来了，没有你，哪里能保得住那两个孩子……”

        “没意思的话！哪里能把党和政府的照顾记在我个人的账上！”里希提纠正说。

        “党和政府也是靠一个一个的人来办事啊！我还想起龙和虎小的时候，他妈奶水不够，我们这个庄子多少个奶孩子的姐妹给他俩贴奶。我这两个孩子还是吃了维吾尔妇女的奶汁才长大的呢。人就怕生气，一生气就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忘了。我回来了，路上追上了杨技术员。杨同志又对我教育了好些。她说话可直了，她说：‘我看那个包廷贵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少和他穷染！’她把我要走的事在庄子上传出去了，真丢人，昨天晚上好些个社员来看我，亚森宣礼员也来了。他说我：‘您怎么小孩子一样地行事？尼牙孜一家子您还不知道，你那么当真干啥？’……你放心吧，里希提哥。问题解决了，没事了，我上午卸的化肥，每次扛一百多公斤……”

        “我看问题并没完全解决，事情也不见得就完了。”里希提心想，但没说出来。他问：“那天，骂你孩子是猪的到底是谁？”

        “是库瓦汗吧。算了算了，过去的事了，不提了。”

        “嗯，”里希提点点头，又问道，“你那两个儿子呢？”

        “就在后园子给我起辣椒苗呢。”

        “走，时间不多了，我帮你把辣椒苗栽上。我也想看看孩子们。”里希提提议说。

        他们一块儿走了出去，老王叫来了孩子，龙和虎都对“书记伯伯”很熟悉。里希提非常后悔自己忘了带点糖果来。他搜了半天，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支圆珠笔，一个小折刀。他把它们分别送给了两个活泼的孩子。他蹲在地上，一面小心翼翼地帮老王栽菜苗，一边问：

        “告诉我，好孩子，那天在那边都有谁打了你们？”

        “……”两个孩子同时眨起眼来，好像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在那边，”里希提用手指了指，“后来包廷贵他们把你们抱回来的那次。”

        “没有打我。”王龙口齿伶俐地说，“库瓦汗婶揪了一下我的耳朵。打了我弟一个嘴巴。”

        “打的时候她骂什么了？”

        “骂该死的，傻子……”

        “她骂汉族娃娃都是猪了吗？”

        “没有。”

        “别人也没有说吗？”

        “没有，哪有这样的话。”

        里希提看了老王一眼，老王也放下手里的花铲，注意地听着，脸上显出了迷茫的表情。“别人没有骂你们，打你们吗？”里希提继续问。

        “别人打我们干什么？他们都说库瓦汗不该打人……”

        “你们和库瓦汗的女儿怎么打起来的？”

        “谁知道怎么打起来的？我们每天不知道和多少孩子打了又好，好了又打……”

        里希提笑了起来。他叫了一声老王：

        “老王，听见了吧？”

        “听见了。”

        “看起来，你上当了。许多话是包廷贵他们编造出来的。真奇怪，你怎么也不问个清楚……”

        “我……我只顾了生气，”老王结结巴巴地说，“可包廷贵为什么要说那并没有的事呢？”

        “老王，这个问题，正是需要咱们搞清楚的呀。老王，维护自身的民族，这并没有什么不应该。我就不相信一个对自身的民族毫无感情的人会热爱兄弟民族，热爱祖国。但是，看问题决不能停留在民族的区分和关系这个现象上，更要看到阶级关系这个本质啊！”

        “阶级关系。”老王呆呆的。

        “我再问你一个事，老王。你是不是问过乌甫尔队长是不是要走‘那边’？”

        “问过，是的。”

        “你听谁说的，乌甫尔队长要走？”

        “也……也是听包廷贵说的。”

        “包廷贵怎么会知道乌甫尔队长的事情。”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就不要相信，这是流言蜚语！告诉你，乌甫尔还是你们的队长！”

        好像恰恰为了证实里希提的话似的，传来了敲炮弹壳钟的声音。伴随着钟声，还有乌甫尔那熟悉的拉长声的叫喊：

        “上——工——啦！”

        “别忘了，晚上来吃饺子。”老王追出去，再次强调。

        小说人语：

        中国的塔塔尔族最有名的民歌是《在银色的月光下》。已故著名维吾尔诗人，用汉语与维吾尔语双语写作的克里木·霍加的妻子高华丽亚，就是塔塔尔族的金发美女。祝愿他们的灵魂安息。高华丽，同样的姓名本书中用的是“古海丽”的译音，意为珍宝。

        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中苏边界两边的人民，中外关系的各种变数，到了小小老百姓这里，意味着多少困惑，多少负载，多少悲欢离合。无怪乎世世代代人们的天真渴望无非是“天下太平”四个字。

        好人的特点是常常看到别人别处别一方的好；坏人的特点是看着谁都那么坏那么阴险。好人的特点是互相欣赏，坏人的特点是互相憎恶。是的，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民族团结，否则，就是罪过！

        维吾尔语中的女人名字“莱依拉”是百合花之意，这与英语同。为了了解新疆，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也需要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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