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时候，卡的家位于尼尚坦石，当律师的父亲、当家庭妇女的母亲、可爱的妹妹、忠诚的仆人、家具、收音机和漂亮的窗帘构成了这个中产阶级的“家”。对卡来说，贫困是这个“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开始的地方。那个世界是无法触摸的、危险的一种黑暗，在卡童年时期的想像中，它只是形而上的一种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在伊斯坦布尔突然下决心踏上卡尔斯之旅的原因，也难以将它解释成为回归童年时代的一种冲动。尽管卡远离土耳其，也知道卡尔斯是近些年来国内最贫困、最无人关注的地方。从生活了十二年的法兰克福回到伊斯坦布尔，看到童年时和小伙伴们一同走过的那些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店铺、影院都已面目全非，或者已不存在，或者已失去了活力。这唤起了卡要到别处去寻找自己童年和纯真的愿望，因此卡尔斯之行也可以说卡是为了再见留在童年记忆中他那中产家庭的贫困。因此，当他在卡尔斯店铺的橱窗里看到童年时穿过却在伊斯坦布尔再也没见到过的那种吉斯拉威德牌的体操鞋时，当他看到威祖夫牌的炉子时，当他看到装着卡尔斯圆形奶酪的那种由六个三角形组成的盒子时（这种盒子是他对卡尔斯最初的认识），卡感到如此地幸福，以至于他都忘记了那些自杀的女子，为自己身在卡尔斯而感受到了一种安宁。

        近中午时，卡告别了塞尔达尔先生，采访了民众平等党和阿塞拜疆族的一些重要人物之后，独自在大雪中漫步。走过阿塔图尔克大街，过了桥，径直朝最贫困的街区走去，卡心中充满悲伤，除了狗叫声外没有任何声息的沉寂中，那无休无止的雪，飘向远方看不到的陡峭山岭，飘向塞尔柱时期的城堡，飘向那不知是历史遗迹还是棚屋的废墟，卡觉得除了自己没别人留意这些，眼中蓄满了泪水。尤素福帕夏街区公园的秋千断了，滑梯也坏了，公园旁边有片空地，空地尽头的电杆上有个大灯，用来照亮那里的煤场。卡看着一些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在灯下踢足球。听着年轻人被大雪压低了的叫喊声、对骂声，卡觉得在这昏黄的灯光下，雪中，尘世里的这个角落离一切都是那么的遥远，有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荒凉，卡内心中出现了真主的念头。

        最初，与其说这是种念头不如说是一个画面，然而是那种在展馆中匆匆忙忙看完后努力想要回忆却怎么也无法再现的那种画面。与其说是一个画面不如说是转瞬即逝的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卡也不是第一次才有。

        卡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信奉共和主义的世俗家庭里长大，除了在小学的宗教课程里学过一些宗教知识，没受过任何其他伊斯兰教育。近年来，当他内心中时不时有类似现在的这种幻象出现时，他没有慌乱，也没有去追寻这种不真切的、充满诗意的冲动。至多，在他内心中会产生一种乐观的想法：世上有一处值得欣赏的美景。

        卡回到旅馆自己的房间，想暖和暖和再休息一会儿，他饶有兴趣地翻着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有关卡尔斯历史的书，一整天的所见所闻和阅读历史令他回忆起的童年传说，在他的头脑中混杂在了一起。

        在卡尔斯有一些别墅，尽管距离遥远，但这些别墅也使卡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曾几何时，住在这些别墅里的那些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们，他们常常在这里举行舞会，没完没了地进行宴请。卡尔斯曾是来往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必经之路，因此，靠着卡尔斯有利的地理位置，依靠贸易，依靠卡尔斯位于上个世纪奥斯曼和沙皇俄国这两个没落帝国边境的优势，依靠这两个帝国驻守在这里的军队，这些人发了家，致了富。奥斯曼帝国时期，这里就是多个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区，生活在这里的有一千年前在这里修建了雄伟壮丽的教堂的亚美尼亚人，有躲避蒙古大军和伊朗军队的波斯人，有拜占庭帝国和蓬图斯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希腊人，有格鲁吉亚人、库尔德人，还有各部族的切尔卡西亚人等。1878年，拥有五百年历史的卡尔斯堡落在了俄国人手中，一部分穆斯林被驱逐出这里，但城市的繁荣和多民族的聚居还延续着。在俄国人统治时期，沿着城堡坡面修建的堡内街区街上帕夏们的别墅、公共浴池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各种建筑慢慢地显得落伍了，而卡尔斯河南岸平原上的俄式建筑被五条平行笔直的大街齐整地切开，这么有序的建筑在东方城市中很少能见到，很快形成了一座快速富裕起来的新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这里和他的秘密情人幽会，一同去狩猎。这里也比较适合俄国人南下地中海，获取贸易通道，因此得到大量的财政投资而得以重建。二十年前当卡来到这里时，令他对卡尔斯着迷的不是那座因为民族和部族战争而几乎完全成为废墟的奥斯曼帝国城市，而是由整齐的街道、大块的路石、共和国时期种的枣树和梧桐树构成的这座忧伤的城市。

        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迫害、集体屠杀和起义，城市先后被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控制，甚至一度落入了英军的手中。也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卡尔斯甚至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1920年10月，在卡泽姆·卡拉贝奇尔（他的雕像后来竖立在了车站广场上）率领下，土耳其军队进入了这座城市。四十三年后土耳其人重新占领了卡尔斯，他们接受了城市的俄罗斯建设风格，定居在这里。那时，他们也接受了俄国人带来的文化，因为这些文化正符合共和国的西化浪潮。俄罗斯人修建的五条街道，分别以卡尔斯历史上五位帕夏的名字命名，因为他们不知道除军人外的其他伟人。

        人民党原市长穆扎菲尔先生既骄傲又气愤地向卡讲述着当年的西化年代。那时，人们在人民之家举办舞会；在早晨卡经过的到处都生锈了的铁桥下举行滑冰比赛；从安卡拉来的演员们在这里演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尽管当时和希腊的战争结束还不到二十年——演出在卡尔斯受到共和派中产阶级的热烈欢迎；那些富人们穿着裘皮领大衣，装扮得花里胡哨的健壮的匈牙利大马拉着雪橇招摇过市；为支持自己的球队，人们在民族公园的洋槐树下，举行舞会，在钢琴、手风琴和单簧管的伴奏下跳着最时髦的舞；夏天，年轻女孩子们穿着短袖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悠闲地转着；年轻人冬天滑着冰刀去学校，他们怀着对共和国的热情，穿着夹克，里边打着蝴蝶领结。当律师穆扎菲尔先生多年后为竞选市长回到卡尔斯的时候，想在竞选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系上他高中时用过的蝴蝶领结，立刻遭到同僚们的反对，他们认为系这种“装模作样”的玩意儿会丢了选票，但穆扎菲尔先生没听他们的。

        似乎随着一个个漫长冬天的悄悄离去，城市变得更加颓败、贫困和不幸。原市长讲到过去那些留下了美好记忆的冬天；讲到来演希腊戏剧的那些脸上扑着粉、半裸的演员们；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40年代末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年轻人在人民之家上演过的一个革命剧本。他说：“这个剧本讲了一个黑袍年轻女子的觉醒，最后她摘掉头巾，在舞台上烧掉了黑袍。”40年代末，据说在卡尔斯他们四处寻找一件黑袍却根本找不到，最后打电话从埃尔祖鲁姆找来了一件。穆扎菲尔先生补充说：“现在卡尔斯大街上到处都有穿黑袍的，披盖头的，戴包头巾的。因为戴在她们头上的是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标志，是一面面旗帜，所以不让她们进课堂，她们就自杀。”

        在卡尔斯遇到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和戴包头巾女子这样的问题，卡内心中总会产生一些疑问，可总是欲言又止。比如，他没有深究：既然40年代的卡尔斯找不到一个穿黑袍的女人，那些狂热的年轻人演这样一个反对穿黑袍的戏又有什么意义？一整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并没有仔细观察那些戴包头巾或穿袍子的妇女们，因为回国后这一星期里，他还没有学会像主张世俗主义的知识分子那样通过密切观察街上戴包头巾的妇女就能得出些个政治结论，也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另外，从童年起他就根本不注意街上那些戴包头巾、穿袍子的妇女。卡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比较西化的地区，出现在这里戴包头巾的妇女要么是从郊区来的卖葡萄的妇女，要么就是牛奶小贩的妻子，要么就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别的什么人。

        卡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以前的主人都有谁，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听说过很多说法：因罪责较轻没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一个崇拜西方的大学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的孤儿们……不管第一个主人到底是谁，这座已有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建筑与同期的建筑一样，一种叫“派契”的俄式取暖炉被置于墙内，可同时向四个房间供暖。但在共和国时期，土耳其人不会用这种俄式取暖炉，把这座楼改为旅馆的第一个土耳其主人，在进楼处放了一个巨大的铜炉，再后来，每个房间就都装了暖气片。

        卡穿着大衣躺在床上正陷入幻想的时候，有人敲门，他起身开了门。来人是每天坐在火炉前看电视度日的服务员贾维特，给卡钥匙时他忘了件事。

        “刚才我忘说了，《边境城市报》的塞尔达尔先生正等着您呢，要您快去。”

        他们一起来到大厅。卡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停下了：伊珂从服务台边的那个门进来了，她比卡想像的还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学时这个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乱。是的，当然，她是如此美丽。他们像两个伊斯坦布尔的布尔乔亚，先握握手，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头向前伸出，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抱，亲吻脸颊。

        “我知道你要来。”伊珂稍向后退了退，用一种让卡感到惊讶的坦诚说道：“塔耐尔打电话跟我说了。”她直盯着卡的眼睛。

        “我是为选举和自杀女子的事情而来的。”

        “你准备待多长时间？”伊珂说，“亚细亚旅馆旁有个新人生糕饼店。现在我正忙我父亲的事。一点半我们在那里见面聊聊吧。”

        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尔——比如说是在贝尤鲁——而是在卡尔斯发生了，这使卡感到有点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乱有多少是因为伊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会儿以后，卡想，还好买了这件大衣。

        去报社的路上，他的心毫无疑问地道出了他的大脑绝对不会承认的两个事实：第一，卡从法兰克福来到伊斯坦布尔一方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另一方面是单独生活了十二年后想找一个合适的土耳其姑娘结婚；第二，卡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卡尔斯是因为他暗自认为这个姑娘就应该是伊珂。

        如果这第二个想法出自哪位敏感的好朋友的话，卡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冒失，但又因为别人说的是事实，他又可能终生都会在羞愧中自责。这世上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别人为自己的幸福忙这忙那的话，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这样一个卫道者。另外，为结婚找一个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人，这也根本不符合一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尽管这样，去报社的路上，他并没感到什么不安。因为和伊珂的初次相遇，比他从伊斯坦布尔来时坐在长途车上自己潜意识中想像的要好。

        《边境城市报》报社与卡住的旅馆中间隔了一条街，在法伊克贝依街，办公室和印刷室所占的地方也只不过比卡住的那个旅馆房间稍大一点。一面木板墙把房间分成了两部分，木板墙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的肖像、日历、名片和请柬的样本、来过卡尔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尔达尔先生的合影、镶在镜框里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报纸。木板墙另一边，电动印刷机开动着，踏板摇摇晃晃，传来悦耳的声音，这个印刷机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莱比锡的鲍曼公司制造的，在汉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后，在土耳其第二次立宪的新闻自由时期被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1955年塞尔达尔先生的父亲用火车把它运到了卡尔斯。塞尔达尔先生二十二岁的大儿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机子里放白纸，左手熟练地整理印好了的报纸（印刷机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俩打闹时被弄坏了），在这期间他还能不失时机地和卡打个招呼。小儿子和他哥一样，长得不像父亲，一见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他母亲的样子，细长眼，白白的脸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个被油泥染得乌黑的柜子前，柜子有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又装着大大小小的铅字母、模子和压印版，他正为三天后的报纸手工排广告，他的耐心和专注可以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书法家们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东部安纳多鲁地区新闻业是在何种条件下挣扎着。”塞尔达尔先生说。

        这时停电了。印刷机也停了下来，房间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凄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尔达尔先生问道。他点亮了蜡烛，让卡坐到前面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来电以后印够三百四十份，今天有远道而来的演员。”

        《边境城市报》在卡尔斯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民族剧院对面，每天有二十来人来买；但正如塞尔达尔先生骄傲地说的那样，算上订购的，报纸销售量能达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机关订购，塞尔达尔先生时不时必须吹捧吹捧他们的政绩。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虽然离开卡尔斯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却仍然和这里有联系的人们订购，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们的话在政府里都有一定的分量。

        电来了，卡看到塞尔达尔先生的额头上因为生气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们分手以后，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错误信息。”塞尔达尔先生说。

        “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哪里？”卡问道。

        “警察当然会跟踪您。”这位报业人士说。“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有时也通过无线电设备听警察们的通话。我们报纸新闻的百分之九十是由市政府和警察局提供的。安全部门很清楚，您向每个人都问这样的问题：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和贫困；年轻女子们为什么要自杀。”

        关于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个问题，卡听到了很多解释：冷战时期和苏联的贸易额减少了；海关口岸也关闭了；70年代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整个城市，富人们遭到恐吓和劫持；稍有些积蓄的人或者移居到伊斯坦布尔或者去了安卡拉；安拉和政府忘记了卡尔斯；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没完没了的争端……

        “我决定还是把事实真相跟您说了吧。”塞尔达尔先生说。

        机智和乐观告别卡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现在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里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德国一直困扰自己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但卡总是回避问题的阴暗面。现在卡心中有着对幸福的憧憬，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过去我们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塞尔达尔先生说，像是在道出什么秘密似的。“但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自称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泰雷凯梅人。当然，这里有不同的民族。泰雷凯梅人，也叫黑帕帕克人，和阿塞拜疆人同属一家。库尔德人，我们认为是一个部族，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库尔德民族主义。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在这里的本地居民，也从不骄傲地称‘我是本地人’。这里还有土库曼人、波索夫人、沙皇时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德国人，什么人都有，但大家都不以自己属于什么民族为傲。这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在埃里温和巴库的电台散布的，他们想让土耳其四分五裂。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穷，民族自豪感却越来越强。”

        塞尔达尔先生看到卡听得认真又换了个话题。“宗教分子们挨家挨户地转，成群结队地到你家里来做客，给妇女们带去厨具、锅、榨汁机、一盒盒香皂、一袋袋洗衣粉和麦子，在贫困的街区他们马上得到了好感，女人和女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近感；他们用别针在小孩的肩头别上金色的布带。他们到处宣传，把你们的票投给真主的党——繁荣党；他们说，现在我们面临的贫困和不幸都是因为偏离了真主的道路。男宗教徒给男人们，女宗教徒给女人们作宣传。他们得到了那些遭受挫折、愤怒的失业者们的支持，得到了那些整日等米下锅、为吃饭而发愁的失业者妻子们的支持，然后他们许诺，只要投他们的票以后还会得到新的礼物。他们赢得的不只是那些毫无尊严的最贫困的人和失业者们的尊敬，也有那些每日只以一碗热汤充饥的大学生、工人、甚至小贩们的敬意，因为这些人更勤劳、更正直、更谦虚。”

        《边境城市报》的主人告诉卡，被刺的原市长触犯众怒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想取消“不现代”的四轮马车（这个计划只不过因他遇刺而半途而废了），实际上是他的受贿和营私舞弊。可是，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主张共和主义的政党，却因为家族血仇、种族歧视、民族主义等原因而分裂，他们之间还进行毁灭性的竞争，以至于无法推出一个强有力的市长候选人。“只有一位候选人的人品值得信赖，他属于真主的党，就是你住的那家旅馆的主人吐尔古特先生的女儿伊珂女士的前夫穆赫塔尔先生。这人有些没脑子，但他却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在这里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这次选举获胜的将是真主的党。”

        雪下得更紧了，这使卡再次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恐惧，他害怕伊斯坦布尔那个他成长的环境就要消失，害怕土耳其西化的生活也将不复存在。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看到童年时代的那些街道已经毁坏，世纪初遗留下来的古老而又雅致的楼房也坍塌了，童年时代的树也因干枯而被砍掉，影院十年前就关闭了，改建成了一排排又窄又暗的服装店铺。这不仅意味着童年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也意味着卡重回伊斯坦布尔生活的幻想破灭了。卡还想到，如果宗教极端分子在土耳其掌权，妹妹以后不戴头巾就不能出门了。卡望着《边境城市报》的霓虹灯下仿佛童话故事里一般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慢慢飘落，幻想着和伊珂一起回到法兰克福，幻想着他们一起在卡夫霍夫卖女鞋的二楼购物。卡就是在那里买了现在紧裹在身上的这件灰色大衣。

        “这就是想把土耳其的一切都变得和伊朗一样的国际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

        “自杀的年轻女子们也是因为这吗？”卡问道。

        “可惜，据我们所知她们很多人是受骗了，但是我们害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应，引起更多的自杀，出于责任我们没有把事实写出来。有人说著名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神蓝’就在我们这座城市，而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给戴包头巾的和想要自杀的女子出主意。”

        “伊斯兰教徒不是反对自杀吗？”

        塞尔达尔先生没有回答。印刷机停了，屋里陷入一片沉寂，卡欣赏着外面令人难以置信的落雪，想到一会儿要和伊珂见面，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也为卡尔斯的问题而苦恼着。现在，卡只想着伊珂，想做好准备和她在糕饼店见面，因为现在已经一点二十了。

        塞尔达尔先生大块头的大儿子，把新印好的报纸的第一页像特意准备好的礼物一样，摊开在卡的面前。多年来卡养成了在文学杂志上找自己名字的习惯，很快，他就在报纸的边角上发现了一则新闻。

        全土耳其都熟知的诗人卡（KA）昨日来到了我们这个边境城市。年轻诗人的作品《烟灰和橘子》和《晚报》曾荣获贝赫切特·内加特吉奖，受到国内读者的一致好评，此次诗人以《共和国报》记者的身份来观察即将进行的选举。诗人卡（KA）在德国法兰克福生活多年，对西方诗歌颇有研究。

        “我的名字拼错了，”卡说，“字母A应该小写。”他刚说完就后悔了。“还不错，”他带有一分歉意地说。

        “很抱歉，我们对您的名字也不是很确定，为此还找过您，”塞尔达尔先生说。“我的孩子，看到了吧，你们把诗人的名字排错了。”他用一种毫不慌乱的语气教训着他的两个儿子。卡看得出这种错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现在马上改过来……”

        “算了，没关系。”卡说。这时他看到最长的一则新闻的最后一行中自己的名字没被排错。

        民族剧院苏纳伊·扎伊姆剧组的胜利之夜

        土耳其著名的苏纳伊·扎伊姆剧组昨夜在民族剧院的演出获得极大的关注。苏纳伊·扎伊姆剧组的创作以其民粹主义、阿塔图尔克主义和启蒙主义倾向而著称。晚会持续到半夜，演出不时被观众的欢呼和掌声打断，副市长、市长代表和卡尔斯的其他重要人物观看了演出。卡尔斯人对这样的一次艺术盛会期盼已久，人们既可以在热闹的民族剧院观看演出，也可以在家里观看。因为，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成立两年来首次进行了现场直播，把这一精彩的演出即时地展现给卡尔斯人。就这样，边境卡尔斯电视台首次在录影棚之外进行了现场直播。因为目前还没有转播车，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所在的哈立特帕夏街到相隔两条街的民族剧院摄影棚铺设了电缆。为了避免冻坏电缆，热心的卡尔斯市民让电缆从自己家里通过。（比如牙医法德尔先生家，让电缆从前面阳台的窗户进来，从后花园出去。）卡尔斯人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再使用现场直播这种方式。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负责人指出，通过这次录影棚外的现场直播，卡尔斯所有的企业都已经在电视台做了广告。此次演出使整个卡尔斯欣赏到了反映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剧作、西方启蒙主义时期一些著名剧作的片断、讥讽侵蚀我们文化的广告的小品、著名的守门员伍拉尔的轶事和反映爱国主义、颂扬阿塔图尔克的诗歌。来我市访问的著名诗人卡（Ka）还亲自朗诵了他的最新作品。除此之外，大家还欣赏了由共和国初期最著名的具有启蒙性质的剧作《祖国还是长袍》改编而成的舞台剧《祖国还是头巾》。

        “我没有写名字叫‘雪’的诗，晚上我也不准备去剧院。您这条新闻就不准确了。”

        “您别说得那么肯定。有些人瞧不起我们，认为事情还没发生新闻就写好了，这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占卜，但后来他们却看到事情完完全全是按照我们写的那样在发展，他们又感到那么不可思议。很多事情正是因为我们事先写了才发生了。现代的报业应该这样才对。您可别剥夺我们在卡尔斯现代化的权力啊，您不会让我们伤心吧，我肯定您一定会先写一首名为‘雪’的诗，并且一定会来剧院朗诵的。”

        报上还有其他一些新闻，如关于竞选集会的通知，从埃尔祖鲁姆来的疫苗开始给高中生注射，市政府推迟两个月收缴水费给卡尔斯人提供了便利，等等。在这些新闻中卡发现了一则先前没注意到的新闻。

        持续两天的大雪使我市与外界的交通完全中断了。继昨日通往阿尔达汉的公路封闭后，今天通往萨勒卡莫什的公路也开始禁止通行。一些路段因积雪和结冰不能通行，驶往埃尔祖鲁姆的耶尔玛兹公司的长途车不得不中途返回。据气象部门通报，未来三天内本地将持续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和大雪的影响。卡尔斯，同以往的冬天一样，三天内完全要靠自给自足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整理自己的机会。

        卡站起身正要走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抢身挡在了门口，让卡听完他最后要说的几句话。

        “不知道吐尔古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们会跟您说些什么！”他说。“我常登门拜访他们，他们是真诚的人，但您别忘了：伊珂女士的前夫是宗教政党竞选市长的候选人。大家都知道随她父亲来这里读书的妹妹卡迪菲是主张戴包头巾的女孩子中最为极端的。她们的父亲则是原共产党！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他四年前为什么在卡尔斯最糟糕的日子里选择来到了这里。”

        尽管突然听到这么多使自己不安的事情，但卡一点声色都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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