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初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

        新人生糕饼店里，在卡和伊珂的注视下，那个小个子朝教育学院院长的胸部和头部开了枪，而院长身上藏有用宽胶带缠着的录音设备。这个进口的根德牌录音机，是国家情报局卡尔斯分处细心的工作人员缠在教育学院院长身上的。因为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进学校上课，无论是从近来他本人受到的恐吓，还是从卡尔斯的便衣情报人员从宗教团体得来的消息来看，院长都需要得到保护。院长本人尽管主张世俗，但他相信命运，其程度同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们并无二致，他认为与其让一个壮如熊的保镖和他形影不离，不如把威胁自己的人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将其抓获，这样更可行。他想吃喜欢的核桃仁酥饼，想也没想就进了新人生糕饼店，当看到有个陌生人向自己走来时，同其他类似情形下一样，他打开了身上的录音设备。有两枪打在了录音设备上，这也没能让院长免于一死。录音带没有受影响，多年后，我从院长夫人和他当模特的女儿那里拿到了磁带上的谈话录音，尽管过去了许多年，提到此事，院长夫人依然泪流不止。

        “您好，先生，您认出我了吗？”

        “不，我记不起来了。”

        “我也这么想，先生。因为我们从没见过面。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为了和您见面，我试了两次。昨天被学校门口的警察挡了回来。今天总算进了学校，您的秘书却没安排我和您见面。于是我想在您进教室上课前拦住您。那时您看见我了，能想起来了吗，先生？”

        “我想不起来。”

        “您是想不起来见过我了呢，还是想不起我来了。”

        “您想和我谈什么？”

        “其实我想和您在各个问题上谈几个小时，谈几天。您是农学教授，受人尊敬，知书达理，学识渊博。可惜我读书不多。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我还算是学了不少。我想同您谈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请原谅，先生，我没占用您时间吧？”

        “别客气。”

        “对不起，如您允许，我能坐在这儿吗？先生。因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广了。”

        “您请，不用客气。”

        （拖动椅子和坐下的声音）

        “您在吃核桃仁酥饼，先生。在我们托卡特有很高的核桃树。您去过托卡特吗？”

        “可惜，没去过。”

        “很遗憾，先生。如果您去的话，一定住在我那里。我活到现在，整整三十六年，都是在托卡特度过的。托卡特非常漂亮。土耳其也很美丽。（一段沉默）但可惜，我们不了解这个国家，我们不喜欢这里的人们。甚至我们以不尊重这个国家和民族、诋毁这个国家和民族为能耐。先生，可以的话，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不是无神论者吧？”

        “不是。”

        “大家却说您是，但我不认为您这么一个有知识的人会否认真主——饶恕我——的存在，不用说，您也不是犹太人吧？”

        “不是。”

        “您是穆斯林。”

        “我是穆斯林，感谢真主。”

        “先生，您在笑。可是请认真回答我，为得到您的回答，大冬天，冒着雪我从托卡特来到了这儿。”

        “在托卡特您怎么听说过我？”

        “先生，伊斯坦布尔的报纸当然不会报导您不让那些有信仰、爱学习的戴头巾的女学生进学校。这些报纸写的都是伊斯坦布尔那些女模特们见不得人的事。但在我们美丽的托卡特，有个名叫旗帜的穆斯林电台，报导我们国家什么地方有对穆斯林不公的事情。”

        “我从不做对穆斯林不公的事情，我也敬畏真主。”

        “先生，我顶风冒雪来这里用了两天的时间，在车上我一直在琢磨您，请相信我早就知道您会说‘我敬畏真主’。那时候我也想好了要问您这个问题。如果你敬畏真主，尊敬的奴里·耶尔玛兹教授，如果你相信古兰经是真主所说的话，尊敬的先生，那么告诉我您对‘奴尔’一章那优美的第三十一节是怎么看的。”

        “这节，是的，这节非常明确地指出女人们应该遮住头部，甚至脸部。”

        “你说的非常好，非常直率，谢谢你，先生！那么，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你不让我们那些戴头巾的女学生们进学校，怎么能和真主的这个指示相符。”

        “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们上课甚至不让她们进校门是咱们这个主张世俗化的政府的法令。”

        “先生，对不起，能问一个问题吗：政府的法令能大过真主的指示吗？”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些对于一个主张世俗化的政府来说是两码事。”

        “您说得很对，先生，让我吻您的手。别怕，先生，把您的手给我，您看，我肯定会好好地吻您的手的。噢，愿真主保佑。您知道了吧，我是多么尊重您。现在，先生，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您请，别客气。”

        “先生，那么，世俗化就意味着无神论吗？”

        “不是。”

        “那为什么以世俗化为借口不允许我们那些信仰宗教奉主行事的女学生们上课？”

        “真的，孩子，争论这些问题不会有什么结果。伊斯坦布尔电视上关于这些问题整天都在讨论，结果怎么样？女孩子们还是不摘她们的头巾，政府还是不许她们那样去上课。”

        “好吧，先生，能问一个问题吗？请原谅，这些女孩子戴头巾，我们千辛万苦抚养她们长大，她们勤奋，有教养，听话，可是这些女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这符合宪法吗？这与教育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规定相符吗？您良心上能过得去吗？您说说，先生？”

        “如果那些女孩子是那么听话的话，她们就会摘掉头巾。孩子，你叫什么，住哪里，做什么工作？”

        “先生，我在托卡特的仙莱尔茶馆负责烹茶，兼管火炉，我们茶馆紧挨着著名的佩尔瓦内浴室。我叫什么不重要。我每天都听旗帜电台。我有时常常会想不通那些对穆斯林不公的事情。先生，我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我是一个理智的、生活自由的人，所以，无论我生活在土耳其的什么地方，我都会坐上长途车，去找那些困扰我的人，当面问问他这种不公正的事情。先生，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政府的法令大，还是真主的指示大？”

        “孩子，这种争论不会有结果。你住哪个旅馆？”

        “你想向警察告密吗？你不用怕我。我并不属于哪个宗教组织。我讨厌恐怖主义，我崇尚思想斗争，我笃信真主的大爱。正因为如此，尽管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可我从不因思想的分歧动过什么人一个指头。我只想让你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先生，对不起，尽管有真主的箴言——古兰经中阿合扎布意境章和奴尔章的明示，学校门前那些受您不公正对待的女学生们的痛苦，不会让您良心上受到任何谴责吗？”

        “孩子，古兰经还说要砍掉小偷的手，可是咱们政府并没这么做，你对此为什么不反对呢？”

        “您回答得非常好，先生，让我吻您的手。但小偷的手和女人们的尊严能是一样的事情吗？据美国黑人穆斯林学者玛尔文·金教授所做的统计，在戴头巾的穆斯林国家里，强奸案件几乎没有，性骚扰也很少碰到，因为穿长袍、戴头巾的妇女们的衣着就告诉男人们：‘请不要骚扰我。’先生，能问一个问题吗：我们让那些戴头巾的妇女受不到教育，把她们排除在社会之外，而让那些暴露着头发的妇女成为主流，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想效仿欧洲的性革命，让妇女们廉价出卖自己的贞操，而让我们自己——请原谅——成为皮条客？”

        “孩子，我吃完了，请原谅，我要走了。”

        “坐在那儿，先生，坐下，别让我用这玩意儿。这是什么，你看清楚了吗，先生？”

        “手枪。”

        “对，先生，请原谅，我为了您大老远地来到了这儿，我不是傻瓜，我甚至曾经想过您可能不会听我讲话，所以采取了点措施。”

        “孩子，您叫什么？”

        “瓦希特·苏孜麦，萨利姆·费希麦康。这并不重要，先生。我是一个无名的捍卫者，我捍卫那些在这个世俗的、物质的国家里为信念斗争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无名英雄们。我不属于任何组织。我尊重人权，一点儿也不喜欢暴力。所以，我把枪放回口袋，我只想让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好吧。”

        “先生，这些女孩子，父母养育了她们多年，奉她们为掌上明珠，她们聪明、勤奋，在班里学习都是名列前茅。随着安卡拉来的一纸命令，您开始无视她们的存在。点名时，如果名册上写着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戴头巾，您就把她们划掉。如果七个学生和先生您一起坐着聊天，先生，您就会当其中一个戴头巾的学生不存在，只要六杯茶。您让这些被无视的姑娘们伤心痛哭。这还不算。安卡拉又来了新命令，开始您不让她们进教室，把她们扔在走廊里，后来又把她们从走廊赶出了校门。一小部分勇敢的姑娘，坚持不摘掉头巾，为了表达她们的不满，她们冒着严寒瑟瑟发抖地守候在校门口，您却打电话叫来了警察。”

        “警察我们可没叫。”

        “先生，别因为我口袋里有枪就害怕而给我说谎。警察拖着女孩子们将她们拘捕起来的那天晚上，你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睡着觉呢？这就是我的问题。”

        “当然，头巾问题现在成了一种标志，成了一种政治游戏，这使姑娘们变得更加不幸。”

        “什么游戏，先生，一个在学校和贞洁之间无法进行选择而陷入极度痛苦的姑娘不得不自杀，这是游戏吗？”

        “孩子，你太冲动了，你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有一股外部势力想利用所谓的头巾问题让土耳其分裂变弱吗？”

        “假如你让这些姑娘进学校，先生，那怎么可能还会有因为不让戴头巾而自杀的姑娘呢！”

        “这是我想要做的吗，孩子？这都是安卡拉方面的规定。我妻子也戴头巾。”

        “先生，别和我套什么近乎，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哪个问题？”

        “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我也是做父亲的，孩子，我当然为这些姑娘们感到难过。”

        “告诉你，我知道怎么控制自己，可我是个急性子。一旦我发起火来，什么都完了。在监狱时，有个家伙打哈欠时没捂上嘴巴，我就揍了他一顿；所有的犯人都被我调教好了，他们都改掉了坏毛病，都开始做礼拜了。别撒谎，回答我的问题。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什么了，孩子？把枪放下。”

        “我没问你有没有女儿，伤不伤心。”

        “对不起，孩子，你问的是什么？”

        “别因为怕我的枪就讨好我。好好想想我问的是什么问题……”

        （一段沉默）

        “您到底问的什么问题？”

        “我问你良心上是不是能过得去，你这个冷酷无情的东西。”

        “当然，我很难过。”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可耻的家伙。”

        “孩子，我年龄和您父亲相当，我是个教师，古兰经中有没有指示您用枪对着您的长辈，辱骂他？”

        “你别提古兰经，行吗？也别东张西望想求谁帮忙，你如果喊叫，我会毫不留情地开枪打死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么回答我这个问题：戴头巾的姑娘摘掉头巾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说说你心中的理由，比如说摘掉头巾欧洲人会把她更当人看。至少让我弄清你的目的，那我就不会开枪，我会马上放了你。”

        “我尊敬的孩子。我也有个女儿，不戴头巾。她母亲戴头巾，我对她毫不干涉，对女儿也一样。”

        “你女儿为什么不戴头巾，她想当演员吗？”

        “她从没跟我说过，她在安卡拉读民众关系学。因为头巾问题，我成了活靶子，我很难过，被人诽谤、恐吓，有时候也成了像您这样愤怒的人们和敌视我的人们的攻击目标，这时候我女儿给我很大支持。从安卡拉打电话……”

        “她怎么说？‘好样的，爸爸你要坚持住，我要当演员’？”

        “不，我的孩子，她不会这么说。她会说：‘亲爱的爸爸，如果一个班里大家都戴头巾，那我就不敢不戴头巾进这个班，我会很不情愿地戴上头巾’。”

        “尽管是很不情愿地戴上头巾，但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我真不想讨论这些。是您刚才让我说说我的理由来着。”

        “那么，你这个可耻的家伙，为了让你女儿高兴，你就让警察在学校门口用警棍抽打那些虔诚信主的姑娘们，折磨她们而导致她们自杀吗？”

        “我女儿的想法，也是其他许多土耳其妇女的想法。”

        “我知道土耳其百分之九十的妇女都戴头巾，我不明白怎么还有其他那些要当演员的人们的想法，你这个无耻的家伙，给我记住，尽管我不是什么教授，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知道得多。”

        “先生，请您别把枪对准我，您太冲动了，枪走火的话，您也许会很难过的。”

        “我为什么会难过呢？在路上顶风冒雪，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就为了要除掉你这个异教徒。古兰经示意那些笃信的人，杀掉那些施虐者和残暴者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我还是很同情你，所以才给了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你能心安理得地强迫那些戴头巾的姑娘们摘掉头巾的一个理由，我发誓不杀你。”

        “妇女摘掉头巾，在社会上会更受尊敬，更自在。”

        “对你想当演员的女儿来说可能是这样。恰恰相反，戴头巾会让妇女们免受骚扰、侵犯和蔑视，会让她们更自在地进入社会。一些后来才戴上头巾的妇女，其中包括肚皮舞演员梅拉哈特·香德拉，都说戴头巾使妇女摆脱了可怜的玩物的地位，过去她们在街上会勾起男人们的兽性，为使自己比别人更有魅力而不停地化妆。正如美国黑人教授马尔文·金指出的那样：著名演员伊丽莎白·泰勒最后二十年如果穿长袍的话，就不会因为肥胖而羞愧得精神失常，会过得很幸福。对不起，先生，能问个问题吗：你在笑什么，先生，我的话很可笑吗？（一段沉默）说呀，你这个不知羞耻的、没有信仰的家伙，你笑什么？”

        “我尊敬的孩子，请相信我可没笑，即便笑了也不是有意的。”

        “不，你笑得很明白。”

        “我尊敬的孩子，我心里对像你这样的人，对那些戴头巾的姑娘们，对那些因执著于信念而痛苦的年轻人们，充满同情。”

        “别瞎费心思讨好我了。我一点也不痛苦。可你却因为嘲笑自杀的姑娘们现在就要接受惩罚了。既然你嘲笑他们，那也就是说你一点也没有悔恨，那么我马上告诉你现在的处境。伊斯兰圣战法庭早就判你死刑了，五天前在托卡特投票结果是全体通过，他们派我来执行这个决定。假如你没有嘲笑的话，假如你表示了后悔的话，也许我会宽恕你。拿着，这是对你的判决，大声念……（一段沉默）趁你还没像娘们一样大哭之前大声读出来，快呀，你这个无耻的家伙，快，不然我开枪了。”

        “我是无神论者奴里·耶尔玛兹教授……我尊敬的孩子，我不是无神论者……”

        “少啰嗦，念。”

        “孩子，我念完您是不是就要开枪了？”

        “你不念的话，我就要开枪。快念。”

        “因为那些笃信而虔诚的姑娘们不摘掉她们的头巾，不违背古兰经，我甘愿为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利用，为使穆斯林们成为西方国家顺从的奴仆，为使他们丧失尊严、放弃信仰而无情地折磨他们，结果使一个穆斯林姑娘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了……我尊敬的孩子，请允许我辩解：请转告派您来的那个组织，那姑娘不是因为进不了学校，也不是因为迫于父亲的压力，正如国家情报局给我们的通报中所说的那样，可怜的姑娘是因为爱情的痛苦而上吊的。”

        “她遗书上并不是这么写的。”

        “求您宽恕我斗胆说出来，我的孩子——请把枪放下——这个无知的姑娘没结婚就冒失地和一个比她大二十五岁的警察发生了关系，后来这家伙告诉姑娘已经有家，并且根本不想和她结婚……”

        “闭嘴，下贱东西，这种事只有你那个婊子女儿才会做出来。”

        “孩子，别这样，别这样，孩子。打死了我你这辈子也完了。”

        “快说，‘我很后悔’。”

        “我很后悔，孩子，别开枪。”

        “张嘴，我把枪放进去……现在你按住我手指，你自己扣扳机。就和那些没信仰的人一样，不过至少你死得还算有些尊严。”（一段沉默）

        “孩子，您瞧，我变成什么样儿了，都这把年纪了，哭成这样，求求您，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而是想想你自己，你会成杀人犯的，年纪轻轻就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

        “那你自己扣扳机！你也尝尝自杀是什么滋味。”

        “孩子，我是穆斯林，我反对自杀。”

        “张嘴。（一段沉默）别哭成这德行……之前你就根本没想到会有今天吗？别哭，不然开枪了。”

        （远处，老侍应生的声音）

        “先生，要我把你们的茶端过去吗？”

        “不用，这就走了。”

        “别看他，把判决书念完。”

        “孩子，饶了我。”

        “我说你快念。”

        “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耻辱，我知道自己死有余辜，为了让至高至大的主宽恕我……”

        “快念……”

        “我尊敬的孩子，让我这个老头子痛痛快快哭一下吧，让我最后一次再想想我的妻子，再想想我的女儿吧。”

        “你想想那些受你折磨的姑娘们。一个精神失常了，四个在上三年级时被开除了，个自杀了，在学校门前颤抖守候着的所有人都发烧，卧病不起，差点送了命。”

        “我很后悔，尊敬的孩子。但你想想，为了我这样的一个人，你成了杀人犯，这值得吗？”

        “好。”（一段沉默）“我想好了，先生，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

        “什么？”

        “为找到你，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我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卡尔斯城瞎转了两天。正当我觉得运气不好，买了返回托卡特的车票时，我想最后再喝杯茶吧……”

        “我的孩子，要是你打算杀了我乘车逃离卡尔斯的话，你要知道路因为大雪封了，六辆长途车不再发了，你别后悔。”

        “我正想回去的时候，真主让你来到了这家新人生糕饼店。看来是真主不想饶恕你，我能怎么办呢？快说最后一句话，赞美主吧。”

        “坐下，孩子，这个政府会抓住你们所有人的，你们都会被绞死的。”

        “念赞词。”

        “冷静，孩子，坐下，再想想。别开枪，别。”（枪声，椅子倒的声音。）

        “别这样，孩子。”

        （又是两声枪响，沉默，呻吟，电视声。又一声枪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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