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初，我就申请工业经济系（当时叫工厂管理系）党总支给我调查恢复组织关系，我几乎每月都要去找总支书记一次。总支书记总是说：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我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写过三封申诉信，请求调查研究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认为我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党委是否调查研究过我提出的请求，我不得而知，但我始终没有得到有关问题的确切回答。

        1957年春，党内整风开始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连续三次书面通知我，要我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作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

        到了会场，党委书记宣布开会之后，他接着说：“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政之，无则加勉”。他并说，这是毛主席说的，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人发言之后，我站起来发言。我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这是1957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我根据“知无不言”的政策，提的意见。5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　《人大周报》上，登出了我的“发言”（篡改了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这段话不是我说的，歪曲了我发言的原意。我当天下午，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要求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的我。当时我的性情有些急躁，我指着《人大周报》上登的那段话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副校长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然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我那个发言的全文中，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我看到之后，当即给《人民日报》写了更正信，6月9日上午，我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现在己查出，但费了很大力气）。

        《人民日报》对我的更正信，只字未登。却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例如，6月8日《人民日报》除刊登了上述那篇诬陷不实的报道外，还发表了《要跟葛佩琦划清思想界限》等3篇批判我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我的报道；这一天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登出某著名人士写的《我对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一些意见》……。《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这样不惜篇幅地发表批判我的文章，在社会上起了动员作用。所以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批判我的文章，形成了一个批判葛佩琦的高潮。使我这个无名的老百姓，一时成了新闻人物，我真有点承受不了。

        我葛佩琦和“杀共产党人”毫无关系，不但事实上没有关系，就是从上述那段诬陷不实之词的文法上分析，也不是我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有人移花接木，硬把“葛佩琦”三个字和“杀共产党人”捏合在一起造成一个新的句字　“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这句诬陷不实之词，成了划我为“极右派”的主要依据，也是判我无期徒刑的主要“罪名”之一。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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