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海鹏伪军败退后，关东军亲自出战。马占山临危受命，统筹江省全局。被誉为历史上最像张作霖的东北将帅，马占山究竟有怎样的战绩和才能？

        虽然赶跑了张海鹏，但谢珂参谋长的神经仍然崩得很紧。

        只有他知道，今天之所以能一战成功，除了武器占优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部过于大意所致。

        张海鹏手上已经有了日本人送的军用专列，万一己方防守出现空隙，对方可以直接开车冲过来，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越想越担心，为了确保安全，毅然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并不破坏整座大桥结构的情况下，派工兵部队炸毁了其中的三孔桥梁。

        令谢珂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纯属不得已的举动，日后竟然成了日军大举进攻江桥的一个理由。

        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19日，深夜，黑龙江省代政府主席、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带着他的卫队在齐市车站下车。

        迎接马占山的只有副总指挥谢珂和少数几个军政要员。

        因为其他人早已逃往了哈尔滨。

        作为一个原生态东北人，马占山却生得个子瘦小，与我们心目中传统的东北大汉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如果你在校园里遇到东北同学，发现他与“大汉”横竖搭不上什么界，那你就可以查查他的家谱了，看看此君百年前的祖先是不是闯关东的。

        因为我们已经屡试屡验。

        前面张作霖如此，后面马占山亦如是。

        马占山的祖父就是从河北逃难来到东北落户的。

        闯关东的是好汉，他们的子孙也不会差到哪里。

        

东北“小汉”有铁腕

        马占山小时候给蒙古人放牧，练过马术，后来参加奉军，又加练了枪法，史载“精骑击”。

        “骑击”到了马某人这里，已经成了一种艺术。

        《火烧圆明园》里有一个让人很难忘的镜头，那就是僧格林沁的马队冲击洋枪队的场面。

        眼看骑在马上的兄弟被秋风扫落叶一样从马上干下来，心里那个着急和郁闷。

        突然，有个看上去已经“死逑”了的骑兵迎着洋兵们冲过去，但见他脚挽马镫，脑袋垂于马首之下，身体则挂在马肚侧面，一下子令洋兵失去了射击目标和角度。

        说时迟那时快，战马已飞奔到位，骑兵一跃而起，手起刀落，骄横的洋兵应声栽倒。

        全场观众一片叫好。痛快啊。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马术中的“蹬里藏身”。别说普通人，就是骑兵中会这一手的也是凤毛麟角。

        马占山比这个还牛，他能藏在高速奔跑的马肚子下面给敌人点名，用枪，且百发百中。

        其人不仅艺高胆大，而且为人极重义气，有“侠肝义胆”之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别人求到你时，才伸出援助的手，那就不叫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老贼头”张海鹏曾同为吴大舌头所赏识和提携。

        每念及此，我都会不由感慨，怎么着也算是师兄弟，怎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呢？

        此时，江省首府齐齐哈尔正沉入一片夜色的迷茫。

        它或许还在疑惑，这个初来乍到的东北“小汉”是否真的能挽狂澜于既倒，解东北于倒悬？

        马占山一到齐市，面临的首要困难还不是备战，而是人心惶惶。

        原来的一把手都带头逃跑了，每个人便都有了逃跑的理由和借口。

        事实证明，有魄力和没魄力就是不一样。

        马占山即刻拿起万老爸的鸡毛，给他逃到哈尔滨去的儿子发去了一只令箭——江省指挥部致万国宾电：“万福麟长官有令，擅离省城者以弃职潜逃论罪。”

        当然，这么一个电令，是吓不回那个高干子弟的。

        但它本身就意不在此。

        在第二天的就职典礼上，马占山再次重申该令，一下子把留守的文臣武将和大小公务员都给镇住了——连万国宾都要治罪，其他人还用说吗？

        于是，想逃的只好收住了脚。

        接着，他又重新任命了省府秘书长。三拳两脚，总算把齐市乱纷纷的社会秩序给稳定下来了。

        最酷的是他以江省代主席身份发表的《抵抗宣言》。

        全文如下：

        “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偏处一隅，但尚称一片净土。尔后凡侵入我江省境者，誓必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

        这种话，先前连张学良也不敢说，比之于“不抵抗命令”，这份“抵抗宣言”实在够爽够劲。

        “九一八”后，东北大地上也终于有了敢于“死战”的“死士”。

        对付张海鹏，马占山自有高招。

        他来了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满省贴出布告，称：谁要是能把张老贼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军人连升两级，赏大洋1万，普通百姓还要涨一倍（难度和要求高了），赏大洋2万。

        还说，我整天没什么事做，就守着这些钱等大家来拿（“储款以待”）。这可是一件有名有利的大好事。还等什么，快动手吧。

        说实在的，赏钱就是再多，那张麻子的项上人头也不是这么好拿的。但这个悬赏令妙就妙在，它杀不死人，却能吓死人。

        张麻子真被吓了个半死。

        他整天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恍惚中老是看见外面有一帮人争着抢着要来拿他脑袋换赏钱。

        这日子没法过啊，太缺乏安全感了。

        老头子一怯懦，马上头昏昏了。

        他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说日本人打过来，自己是没办法才想起来到省城去躲一躲的（“拟赴江省暂避”）。

        他还委屈地说，自己这次去齐市，是得到张少帅您的亲自批准的，没想到却意外地遭到了伏击。

        最后，又可怜巴巴地表示：现在我正整队待命，静候您的指示。您想让我的部队驻哪里，我就驻哪里。

        事到如今，再怎么如泣如诉，张学良也不会相信这老小子的话了。所以说了等于白说。

        不过这份电报却起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把多门老师气得要骂脏话了。

        敢情我那么多枪支弹药都喂一白眼狼啦，你还讨好起旧主子来了。

        

一箭双雕

        叛将如此窝囊废，使多门对“和平演变”失去了信心。他向关东军司令部请示下一步方案。

        这时关东军已得到情报，在张海鹏伪军败退后，江省防守部队破坏了嫩江铁路大桥。

        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一拍桌子：师出有名了！

        他建议关东军抓住修复江桥不放——如果桥还没修好，维护洮昂线修理和保护日侨就是一个绝佳的出兵理由。

        而一旦修复大桥，又可以帮助张海鹏运兵，顺势推动伪军接着向齐市进攻。

        这确实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

        坂垣和石原立即表示思路不错，并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予以汇报。

        本庄繁同意照此方案实行。

        他向参谋本部发了一份电报，声称应满铁要求，决定武装护卫铁路。

        接着，不等参谋本部回应，就命令进攻部队开拔至江桥前线。

        关东军的本意是怕遭到“来自上面的干涉”，其实他们多虑了。金谷参谋长何尝不想拿下北满，他只是担心苏联会干涉，只要后者没有动静，他拿下北满的心比关东军还急切呢。早在张海鹏伪军向江桥进攻时，参谋本部就围绕向北满进军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派个人去侦察一下。

        扮演“侦察员”角色的是作战参谋远藤三郎少佐（陆大34期）。这哥们装成老百姓，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转了几圈，沿途没见到什么苏联人，回来后就喜滋滋地向金谷汇报：此时出击，时机甚好。

        于是，金谷在接到电报后选择了装聋作哑，等于是默认了关东军的意见。

        只有若榇内阁在得到关东军要“保护嫩江铁桥”的消息后，慌了。

        知道这群狂人不是省油的灯，保不定又是想在北满惹点事出来了。

        币原外相急出了一脑门子汗。在各国代表面前，他可以强辞夺理，认为国联要求日军撤军的决议草案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事实明摆在那里，如果日军不在预定的11月16日前撤军，国联这个婆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时候，一定又要讨论，谴责，决议，早已失去各国支持的日本，这回怕是更要在国际上把面子丢得一干二净了。

        币原其实想管管了。但和以往一样，军人的行动，连首相都无可奈何，更别提他一个外相了。他能做的，除了在家里幻想关东军真的是在执行和平使命外，就是派当地领事进行所谓协调。

        根据币原的要求，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正式向江省政府提出交涉。

        事实上，马占山就任后没多久，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可能被日本人利用的漏洞。

        他一边调兵遣将，加强防守，一边命令洮昂铁路局配合工兵营抢修江桥。

        但修复一座铁路桥必须需要时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工的。

        清水的意思是，这座被破坏的铁路桥对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极其重要，必须尽快由满铁负责修复。

        他还引用了一个数据，称由于现在正是东北特产上市季节，铁路不能正常行驶后，许多特产运不出去。

        清水大胆地发挥了他那日本人才具有的想像力，分析说，如果这些特产能运出去，可以给日本赚多少多少钱。按照这种鸡生蛋、蛋再生鸡的理论，由于铁路不通，日本每天损失个几百万日元只是眨眼间的事。

        马占山的回答不卑不亢：中国方面早已着手在进行修复了，不需要满铁插手。

        碰了一鼻子灰后，清水只好找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两人一同去见马占山。

        这次他们带来了关东军的最后通牒：桥由你们中国人来修也不是不可以，但限期一周，一定要给我修好！超过时间，由我们满铁修理，同时我们会派兵保护。

        马占山明白了，日本人是存心找茬来了。

        谁都知道，这座铁路桥，即使让自称技术水平高超的满铁来负责修复，也至少需要两周左右时间。

        与日军这一战看来已在所难免。

        

谁能创造历史

        战前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又出现了当初谢珂遇到过的那个场面。

        会上，在得知日军可能直接介入后，与会文职官员和大小士绅立刻慌了手脚。有人甚至拿着张学良要求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电令，要求马占山给张海鹏让位，以免与日军“意外擦火”。

        马占山不是谢珂，他当年可是在土匪堆里刀口舔血杀出来的。

        哥们什么没见过，跟我撒泼放刁。

        他霍然而起，愤然回击此人：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至于黑龙江省代主席，那是中央红头文件任命的。我是中央的官，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神圣天职。

        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张学良本人亲自来了，也不能妨碍我抗战。

        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就没耐心这么文绉绉的了。纯武人有纯武人的做法，他拔出手枪就来了一句：谁敢再说投降，老子就请他吃花生米（“在座诸公，有敢言降者请死之”）！

        还是这句最顶用，没人再敢吵吵着要投降了。

        整个江桥阵地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因为官兵已无退路。

        夫战，勇气也。

        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北满的借口。

        11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车上除了满铁工人外，还有武装日军。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强行修复江桥的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第16联队（滨本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在到达江桥之前，滨本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他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烂人，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被经济危机弄得够呛，不得不让军队也省着点花，因此有些常备师团进行了缩编。仙台师团实际上就是这种缩编了的师团，经过“减肥”之后，兵力仅为原先的一半。滨本联队也是如此，步兵大队由3个变成了2个。

        除带来工兵负责对江桥进行临时抢修，以便部队通过外，滨本一开始用于作战的主要是步兵第2大队（小圜大队），另有一个野炮兵第2大队（知九炮兵大队）用于炮火掩护。

        滨本手上有2个步兵大队，这次却只带来1个，因为他认为，带2个大队完全是浪费，要那么多人干嘛，又不是来赶集的，1个足矣！

        是啊，有铺桥的，有掩护的，有打仗的，分工明确，看上去的确是够得太多了。

        显然，滨本并不了解未来的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后者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别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捉摸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

        马占山很像一个人——东北大帅张作霖，他的脑子非常好使。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靠脑子也能吃饭的聪明土匪。

        到江桥抗战，自然用不着他本人再在马上玩“蹬里藏身”，不过他却巧妙地把这一绝招运用在了战术指挥上。

        要守一座桥，有一种办法，就是像当年的张飞张翼德那样，当阳桥头一声吼，吼得百万曹兵仓皇后退。

        不过，这只是历史演义。打仗基本靠吼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

        在兵微将寡的情况下，马占山放弃了死守江岸的做法，早早地就把防守部队集中起来，撤入真正能固守的工事堡垒。

        他在离江桥18里路的大兴车站设立了前敌指挥所。

        清水和林义秀在交涉时曾提出要求，即在满铁修复铁桥时，中国军队必须退出15里，而大兴车站距离大桥有将近18里路，超出了日方的要求。

        我照你说的办，但过界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在此之前，经过谢珂和马占山的轮番经营，以大兴站为中心，已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堡垒阵地。

        马占山将能用于作战的2千人马撒在这些蛇形工事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战略纵深：以铁路为基线，先是大兴，后为三间房和昂昂溪。

        不过，在江桥抗战前，无论是张学良的电令，事变以来中日交战的结果，还是对双方实力的评估，都让马占山不敢轻易造次。

        张海鹏伪军与关东军毕竟是两码事。再怎么着，伪军也是东北军变过来的，大家知根知底，好打。关东军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吉辽两省没几天就都被占领。

        这时候中国已得到了国联的支持，老蒋和张学良对打赢这场国际官司有了信心，期望值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给马占山的指示，毫无例外地还是那一句：“避免直接冲突”。

        当然，这个指示对马占山究竟有多大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战将，左右他思维的决不单纯是长官意志，而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他可以不理会张学良的电令，却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东北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愤青，仗是要由他来负责打的，责任是要由他来挑的。攻守双方谁的胳膊更粗壮一些，他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何况他本身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小。

        连升几级，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领导者的威信并没有随着这个任命同步到位，一个“代”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和日本人打起来，下面的各防守部队能不能服从他的命令和调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江省东北军在三省东北军中原来属于比较有实力的，但中苏之战，率先牺牲了2个主力旅，到讨伐石友三的时候，万福麟又带了2个主力旅入关，现在能够顶在最前面的就是卫队团，其它部队都是从边境临时抽调过来的，能不能打好配合、服从指挥调度都是一个未知数。此外，新抽上来的部队中还有一部分是骑兵，威风倒是威风，却以速度为强项。你要让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工事里去帮着防守，不仅太浪费，而且还是标准的弱项。

        最后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得花钱。

        马占山对这点颇有体会，一来省城就问过谢珂，库存里还有多少银子。

        谢珂给他伸了两个指头。

        你猜猜，有多少？

        不是2千万，也不是2百万，连20万都不是。

        只有2万。

        当家当到这个份上，万家父子也真够可以的。

        就这点钱，给省城这帮人发工资都不够，更别说粮饷了。

        马占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拉下脸皮，四处化缘，这才得以勉强度日。

        领导不支持，力量太弱小，腰包太羞涩，这种种的种种，都决定了马占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动挑衅的一方。

        用马占山的话说，叫做“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妙，是相当不妙。

        尽管他做了准备，态度倔犟，但作为一个相对的弱者，如果不被逼到无路可走，谁也不愿真的图穷匕现。

        可一切都由不得他。因为对面的关东军就是名符其实的滚刀肉，就是要逼得你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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