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没有所谓的过去。所谓过去，其实就是我们怎么说。生活这东西在骨子里头有点像小学生所做的填空题，以“今天”作为临界，不停地用自己的昨天填补自己的明天，明天有多少，相应地来说，昨天也就有多少。填对了你就得分，填错了你就失分。所以，当“银色年代”夜总会的老板问我“过去干过什么”时，我用标准的立正姿势回答了他的提问：

        “劳改犯。”

        “几年？”

        “九年。”

        “为钱还是为女人？”

        “我动手了。”

        “为什么动手了？”

        “年轻。脑子慢，拳头快。”

        这位谢了顶的老板留下了我。他十分满意地掏出了他的香烟，递给堂哥一根，自己又点了一根。堂哥有些不放心，说话时的口气就有了试探的性质，堂哥说：“就这么定了？”谢了顶的老板歪在了大班椅上，说：“我三弟读完博士用了十年，他九年，差不多是一个博士了。知识我尊重不起，但人才不能放过。”老板走上来，撮起指尖拽了拽我的短头发，关照说，“别留长，回头给你添一套制服，脸上绷着点，就是那个意思了。——头发再长你也长不过人家艺术家。”

        回去的路上我请堂哥涮了一顿四川火锅。而我现在的心情就是一盆火锅，七荤八素在我的心情里头直转悠。对堂哥我算是五体投地了。我在老板面前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自己的，堂哥说瓢，我就画葫芦。堂哥不仅为我找到了一个拿人换钱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堂哥帮我把脖梗子竖直了。堂哥说得对，呆了九年，“不算镀金，也算是镀了一层铁了”，人家老板是怎么说的？“差不多是一个博士”呢。虾有虾路，鱼有鱼路，母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等穿上制服，我得先把“那个意思”找回来。“那个意思”，我懂。

        老板所说的制服看上去更像一套警服，事实上，也许就是一套警服。我的身高一米七八，在采石场扛过九年石头，这套警服穿在我的身上效果是不言而喻的。我完全有理由把自己看成一个警察。堂哥说得对，是福不用躲，是祸躲不脱。福来了你只要站在那儿，它会撅起四只蹄子拼了老命向你狂奔。这才几天？我已经由一个囚犯成长为夜总会的看门人了，而看上去更像一个共和国卫士。我在镜子里头凝视着自己，镜子里的警察正不怒而威地监视着这个世界。我居然会有这一天。我的天。

        但有一点我欺骗了我的老板，我被警察抓到局子里头并不是因为我脑子慢，拳头快。是因为女人。

        我并没有放弃我的狐狸，我的蛇。跟踪在继续。恼羞成怒永远不能成为放弃的理由，相反，恼羞成怒激励了我，我为此而激情四溢。我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想念我的狐狸，我的蛇。她在我的幻想里步行，骑自行车，偶尔还回回头。她笼罩了我。我为她而焦虑，她让我魂不守舍。惟一不同的是，我非常害怕被她认出来，幸亏天冷了，我用风衣上的连衣帽裹住了我的脑袋，戴上墨镜，这种高度艺术化的方法成功地掩盖了“词曲作者”的本来面目。我站在鼓楼广场，仔细地看，耐心地等。

        她又一次出现了。她的身影又一次回报了我的耐心与渴望。这个世界因为墨镜而变得古怪，一切都蓝悠悠的，而我的狐狸也蓝悠悠的，她出现了，我的狐狸像夜行的精灵，在半个月亮的照耀之下款款独行。事实上，现在是午后，秋日的阳光黄金一般灿烂。既然墨镜使太阳带上了月亮的痕迹，我的跟踪也就愈发不可遏止。我喜欢这样，日常生活因为一副墨镜而不再日常，它像神话一样梦幻，像梦幻一样迷人。这样的感受令我眩晕，它是多么地激动人心！

        她没有向东。她的车轮顺着鼓楼广场的大斜坡向南滑行。我追踪了很久她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但是，临近大华电影院的时候她放慢了车速，缓缓越过了马路。她存好自行车，一个人走到大华电影院里去了。这样也好。这也许正是我所希望的，她看电影，而我可以在某一个角落里静静地看她。每个人都有自己想看的电影，每个人都可以倚仗黑暗而梦想成真。

        我走进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银幕上演职人员的名单正在向上滚动。我摘下墨镜，静下心来慢慢地找她。我没有成功。不过这没有关系。我知道她在我的身边，这比起站在鼓楼广场上大海捞针不知要踏实多少倍。我贴着墙，走到第一排去，一排一排地向后找。我总能找到她的。在我走到最后一排的时候，惊心动魄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了。她斜躺在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的怀里，胸前的衣襟全敞开来了，男人的手插在里头，她的上衣十分无耻地呈现出男人手指的蠕动状况。而她居然闭着眼睛，无比丑陋地用张大的嘴巴呼吸。她怎么能这样，她怎么可以这样？她可以在大街上让我无地自容，但是，她不可以对那个男人这样！只要她不属于任何一个男人，一切我都可以忍受，可她为什么要这样！我的血一下子就热了。我傻站在那儿，又急又恨。我明白了什么叫妒火中烧，这不是比喻，是确确实实的一团火，它们在我的胸中熊熊燃烧。纸包不住火，纸同样包不住我。我被点燃了。纸成了火。只要我还没有成为灰烬，为了她，我只能燃烧到底。我脱下皮鞋，蹑手蹑脚地猫到他们的身后去，一把勾住了男人的下巴，闭上眼我就用鞋跟给了他一下。又一下。出乎意料的是，我听到了玻璃的破碎声。就在我夺路而逃的时候，我听到了男人的失声叫喊：“我眼睛看不见啦，我的眼睛看不见啦！”

        我是被人从女厕所里揪出来的。我的右手上还握着皮鞋，鞋跟上粘着血和玻璃屑。电影已经终止了，电影院里灯火通明。我被人反扭着，拽进了电影院。一个陌生的女人冲到我的面前，用她的女式皮鞋对准我的脑门就是两下，随后她就晕倒在地了。我知道我出血了，但是不疼。我感觉不到疼。混乱之中我的镇定简直让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在四处张望。然而血在流，血模糊了我的双眼。血色的人群正在分流。在血色的人群中我终于发现了我的狐狸，她夹在人缝里，从容地向安全门走去，一边走一边捋耳边的头发。又冷漠，又傲慢。我知道我弄错人了。我冲着她大叫了一声。她似乎没有听见，她一点都不知道围绕着她都发生了多么大的事。她一无所知的样子让我心碎，让我欲哭无泪。我又大叫了一声，她已经捋着头发走出边门了。血越流越多，越流越浓，我听见那个男人还在喊：“我看不见啦！”这个可怜的男人实在是冤，今天碰上我也算他撞上鬼了。我不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今天下午都发生了什么。我也看不见了，除了一股一股的殷红，我的的确确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找到饭碗了。我要把我的好消息告诉马杆。他是我的兄弟，我要让他为我高兴。应当说我的运气不错，老板在饮料房的内侧给我搁了一张床，我告诉老板，下半夜的保安也归我了。我替老板省了一分工钱，他为我解决了住处，可以说两全其美。更关键的是，我喜欢我的工作，夜总会的每一个夜晚都是这样疯狂，音乐在不要命地响，而客人们在不要命地跳，他们的那种样子总是使我想起刚从牢里放出来的那一天，就好像明天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就好像再不狂欢这个世界就到了尽头了，捞到一点是一点，抓住一把是一把。没有明天。他们就是懂得生活的人，男男女女全缭绕在一起，男人的裆部痛苦得要命，一挺一挺的，而女人们的臀部则快活得不知所以，跟着男人的节奏一撅一撅的。他们是出了水的黄鳝与泥鳅，用致命的扭动打发最后的日子。他们感染着我。这是末日。末日的庆典必须是身体的狂喜与痛楚。没有明天。

        但我并不着急。我知道，末日其实是有明天的。今天是末日，明天也是，而后天还是。着什么急呢？我穿着警服，两只手背在身后，分腿而立。在夜总会，我是“今天”最体面的旁观者。我用制服维护着“今天”。

        我干得不错。当天晚上我就证明给我的老板看了，他给我的这份工钱是值得的。大约在十二点过后，五号台与十三号台终于争执起来了。四男四女对四男五女。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夜总会差不多是天堂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天堂人们还要打架。那么多的男人到这里来把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们带出去了，他们那样多好，我看在眼里都浮想联翩。午夜时分男人的力气应该使在女人的身上，绝对不应该在男人的身上瞎折腾。但是他们不。他们撸起了袖子。我走上去，插在他们的中间，摁住了五号台上的男人，我甚至还堆上了笑，说：“兄弟，我刚从山上下来，捧一碗饭不容易，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回过头来再握住十三号男人的手腕，请求他不要逼我，我可不想再到山上去了。我反复强调“山上”，这是我得以成功的基本举措。某些时候，你羞于启齿的东西往往正是你的价值之所在，威仪之所在，凌厉之所在，力量之所在，一句话，成功之所在。处理完毕，我就回到吧台那边去了。挺了挺胸。干咳了两声。把双手背在身后。分腿而立。我领会到了老板所说的“那个意思”了。“那个意思”运行在我的周身，气息通畅，酣畅淋漓。尊严是我头上的短发，坚硬、有力、笔直。我真想冲到卫生间去偷着大笑。但我没有。我绷住了。我多么希望马杆就在身边，此时此地，他望着我，他心目中的“恩人”是多么伟岸，多么威严，站得像标枪一样直。

        马杆正在接电话。在我向他走近的时候他甚至不经意地瞄了我一眼。他显然没有认出我来，接着谈他的生意去了。但马杆突然侧过了脑袋，手持话筒直愣愣地盯着我。他放下电话，站起身，嘴巴保持着最后一个字的口型。我说：“忙呢。”马杆没有说话，挪出大班椅来示意我坐。马杆很客气，但不如前两次热情。我说：“马杆，我们喝点去。”马杆后来笑了，说：“你在干警察？”我没有回答，把他拉到上一次来过的酒吧。我们还坐在上一次坐过的位子，但是掉了个个。我想让马杆在镜子里看看我的背影。马杆是这个世上最拿我当人的人。兄弟拿我当人，我就不能让他失望。为了马杆，我也得有一个最体面的样子。我们静坐了一会儿，马杆没有前两次热情。这让我有点儿说不上来。我给马杆倒上酒，说：“马杆，兄弟我骗了你。”我低下脑袋，不想看马杆的眼睛。我说，“马杆，兄弟我不是警察，我是夜总会看门的。”我说，“我坐了九年牢，前些日子刚刚放出来。”我说，“兄弟我骗了你。”

        我抬起头，我的兄弟马杆正用一种很怪异的目光看着我。我一抬头他那种目光就没有了，换成了客气的微笑。老实说，我怕他看不起我。马杆是这个世上最拿我当人的人，我怕他看不起我。马杆是有脸面的人，对我这样好，我真的不想对他说这些，但马杆上次对我掏了心窝子，我不对他掏心窝子就不是东西。马杆拿起酒杯，往我的酒杯上碰了那么一下，这一碰我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马杆很豪爽地说：“——嗨，喝。”接下来马杆就开始谈他的生意。我听不懂他的生意，但我和马杆除了谈生意就只剩下儿时的那些事了。那个话题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说了。我们谈了很久，可说话总不如前几次痛快。分手的时候我有些难过，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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