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义县之后，就要准备打锦州了，东北战场上的重头戏就要开锣了。

        为了便于指挥，林彪决定把他的指挥部从已经生活和驻扎了两年多的黑龙江双城迁到前方。9月30日，从双城开出了一列普通的列车，林彪率领的野战军总部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工作人员全在车上。为了保密，列车先到哈尔滨，罗荣桓一个货运站上了车，然后向东南驶去，到拉林车站后突然又向北，开向齐齐哈尔。列车在昂昂溪车站又转为向南，经白城到了彰武的郑家屯车站，这是一个小站，时间是10月2日，前方的目标是阜新。

        参谋长刘亚楼命令列车在郑家屯车站停留，让通信人员在野地中架起电台与中央和各部队联系。就在这里，电台收到了中央发出的一个《敌情通报》，方才知道东北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敌情通报》中通报了这样的情况：由于顾祝同在沈阳无法将蒋介石关于立即援锦的命令让卫立煌执行，蒋介石却决定必须援锦，在无法让卫立煌立即行动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亲自进行指挥。他在9月30日到了北平，随行的官员包括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按：联勤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简称，相当于我军的总后勤部），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要有调兵的大行动。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抽调华北的主力三个军援救锦州。傅作义不能违抗，但又说解放军的华北兵团正在猛攻察绥，无法抽出这样多的部队，最后决定只抽出5个师，由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的一个师、独立九十五师从天津塘沽上船到葫芦岛。蒋介石还决定烟台不再用兵防守，原驻烟台的三十九军的两个师也由海运到葫芦岛，与原驻葫芦岛的五十四军会合，总共有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在空军和海军的配合下，由锦西向东进攻，援救锦州。根据这个计划，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行动起来，准备支援东北。10月2日，蒋介石又飞到沈阳，他知道卫立煌可能不会完全听从，就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命令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还有三个骑兵师，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负责指挥，从沈阳出发，先向西边的彰武、新立屯一带进攻，切断东北野战军的后勤补给线，然后向南进攻，与华北的东进兵团合击围攻锦州的解放军，解除锦州之围。根据后来廖耀湘的回忆，蒋介石的目的不仅是援锦，而且还想在这里“给共军一个歼灭性打击”，进行一次“战略性的决战”。10月6日，蒋介石乘“重庆号”军舰到葫芦岛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部下都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向塔山、锦州进攻。

        上述情况是战后才完全搞清楚的，当时林彪从《敌情通报》中当然未能了解得如此详细和准确。但是，敌人要在葫芦岛增兵几个师这一情况引起了林彪的极大关注。林彪最担心的事，即我军包围了锦州，而敌军又从外边南北夹击包围我军的这种事态终于出现了。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无法应付。于是，对于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要坚决攻打锦州的决策，林彪又出现了动摇，并立即给中央发出了一封电报，重新提出了回头去打长春的可能性。不过，他让载着总部机关的列车仍然继续向着阜新方向前进。就是说，他只是出现了动摇，还没有停止攻打锦州的行动。

        可是，由于东北野战军总部给中央的电报都是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的名义共同发出的，以这封电报在发出前也曾经过罗、刘二人过目。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愈想愈觉得不对，愈觉得是一种错误，在这种全局战略已定、大战已经打响的时刻，这时的动摇将会出现严重的后果。于是，罗荣桓和刘亚楼一道去找到林彪，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林彪也承认发出的电报不妥之后，三人再次向中央发出电报，表示“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浪费时间。且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同时在这封电报中，还就如何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两面夹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于林彪的第一封电报，毛泽东非常生气，在两个小时之内，毛泽东发出了两封电报，再次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对于东北战局的不可动摇的态度：“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甚至，毛泽东下了死命令，“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五个师”。直到毛泽东接到林、罗、刘的第二封电报以后，才放下心来。他在10月4日的回电中说：“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

        这是在大战已经开打时出现的一件并非小事的插曲，正如后来由罗荣桓起草的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是“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动摇”。虽然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正如后人评述的那样，是“有惊无险”，但是毛泽东对罗荣桓在处理这件大事中的作用与办法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63年罗荣桓逝世之后，毛泽东写了《吊罗荣桓同志》一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为一位去世的下级写挽吊之诗，毛泽东一生之中就只写过这唯一的一首，可以说是一次破例。诗的前两句，回顾了他们在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建根据地、瑞金反“围剿”多年合作的深厚友谊。第三句，指的是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紧急关头，罗荣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率四师十团担任后卫，保护了党中央的安全这件大事。可是，毛泽东认为这件大事还“不是难堪日”，而只有“战锦方为大问题”。从这首诗中既可看出毛泽东对辽沈战役的伟大战略意义的极高评价，也可看出毛泽东对当年罗荣桓在处理这件大事中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战锦方为大问题。”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意见最终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大决战也就必然坚决而顺利地进行下去。正如毛泽东在10月4日电报中所说：

        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些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按照你们3日9时的部署，希望你们大胆放手和坚决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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