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军事压力下，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向我军投诚。这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六十军的起义。

        曾泽生率六十军全军起义，并非在大军压境之时的临时决定，有着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是我党我军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

        曾泽生是云南永善人，黄埔三期出身，以后又参加过黄埔军校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他参加过北伐。北伐之后，因“不愿做腐败之军人”而辞去了国民军的少校军职。1929年，他与潘朔端等20名青年军人被滇军录用，从此长期在滇军中任职，是龙云和卢汉手下最重要的军事骨干之一。

        六十军和在东北战场上的九十三军都是滇军，是云南地方军政首脑龙云和卢汉经营多年的部队。龙云和卢汉本是云南昭通炎山彝族的一对表兄弟，他们从彝家山寨走出来，在行伍中奋斗几十年，从士兵直到成为滇军中无可替代和毋庸置疑的统帅，被全国公认为“云南王”。他们的部队都是亲自带出来的，其地方观念和家族色彩很重。但是，尽管滇军在1921年就开始追随孙中山，1927年就接受了蒋介石的指挥，云南地方政府也接受了国民政府的领导，听从了蒋介石“清党”“剿共”、堵截红军的种种命令，而且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出滇参加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滇西战役中立了大功，又把云南作为打通中缅交通线的基地，作为远征军的后方基地。可是，蒋介石按照自己一贯的排除异己的不变方针，总是把滇军看作非其嫡系的、不可靠的地方势力，另眼相待，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完全除去龙云在云南的力量，让自己彻底统治云南。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卢汉率领滇军主力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开赴越南河内接受日军的投降。龙云和卢汉明知这是在搞釜底抽薪、调虎离山，但是在这种民族大义面前又不能不去。谁知，就在卢汉率滇军主力离开云南之后，1945年10月，蒋介石制造了著名的“云南事变”，命令驻云南的杜聿明所率的中央军包围了云南省政府，残酷镇压了云南地方势力，将龙云绑架到重庆，改组了云南省政府。紧接着，蒋介石又命令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分别开到海防、河内、北海，然后直接海运东北，到东北打内战，让其在与共产党作战中相互削弱，两败俱伤。蒋介石对付地方实力派的这一套手法使滇军将士心寒齿冷，但在蒋介石强大的中央军面前又无可奈何。六十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东北内战前线的。到了东北之后，六十军仍然保持了滇军的很多特点，部队团以上军官基本上都是曾泽生的学生或老部下，基本上未让蒋介石插进自己的人，连新兵补充也是从云南征兵，所以曾泽生在六十军中有极高的威信。

        滇军到了东北之后，就被分割使用。六十军的一八四师放在海城地区，由杜聿明指挥；一八二师放在昌图地区，由孙立人指挥；军部和暂编二十一师放在抚顺，曾泽生能指挥的就只是一个暂编二十一师。这种安排事实上是为了便于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监视。至于在给养、待遇上当然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两种对待。所以，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到达东北不久，就是在被分割使用的情况下，由于在海城怕作为杂牌被蒋介石放弃，在潘朔端师长率领下于1946年5月举行了起义。一八四师起义之后，六十军当然更被另眼相看，不断有以各种考核、视察、联络之类名义派到部队中的监军和钦差大臣。同时又把六十军调到北满作战，把九十三军调到热河作战，使两支滇军部队远远分开。当新组建的一八四师被歼以后，又把原来的中长路交警二总队改编为暂编五十二师拨给六十军，用以取代一八四师。交警二总队是众所周知的属于军统系统的原忠义救国军，战斗力不强，让其到六十军，实际上也是用来监视六十军的。所以，六十军和蒋介石嫡系军队之间长期是离心离德，而且分歧愈来愈大。

        我云南中共党组织早在1937年六十军刚组建时就派有党员杨重等人进入该军开展工作，并在一八四师中建立了滇军中第一个党支部。我党还从延安派了周时英、薛子正等同志到六十军中，根据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泄露”的方针开展工作。杨重还担任了曾泽生的副官长兼特务营长，1947年秋天因为身份可能暴露，才根据组织决定离开六十军（当时正在长春城外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所以对六十军内部的情况十分了解。当滇军到了东北之后，党中央就把争取滇军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朱德、叶剑英都亲自过问过这方面的工作。滇军元老、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很早就与我党有联系，身份暴露后前往延安参加革命，这时也被中央派到东北，担任了东北军区高级参议和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参加对滇军的工作。

        根据六十军的具体情况，东北局对敌工作部门开展了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如不断地送给六十军各种传单和宣传品，利用云南同乡的关系经常给六十军的各级军官写信，将被俘后思想转变较好的云南籍官兵有意释放回去做策反工作等。1947年5月，暂编二十一师在海龙突围时被我军俘虏7500多人，备受优待，我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抗日名将周保中（周保中本人就是云南大理人，白族，而且是著名的云南讲武堂出身）亲自给俘虏上课，给他们指出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和对滇军利用、分化、瓦解、消灭的用心，勉励他们参加革命、将来打回老家去，解救云南的父老乡亲。我政工人员还向他们散发《新民主主义论》、《蒋管区内幕》等书。最后，我军将120多名军官当场释放，让他们回去，并请他们给曾泽生等滇军高级军官带回一封信，劝他们效法潘朔端将军走自新之路。特别是张冲和已经起义并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的潘朔端一直坚持用各种方式对六十军官兵做工作，对六十军官兵逐渐认清前途、选择正确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生于云南的刘浩是193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从延安派往东北工作之时，是由刘少奇和朱德亲自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刘浩的妻子也是彝族，而且和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是亲戚，刘浩过去在云南时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龙云、卢汉有交往。所以他到东北之后，就利用各种关系在滇军中开展工作，曾三次面见卢浚泉，面交了朱德的亲笔信。根据刘浩在多方努力之后掌握的情况，东北局在研究之后认为，我党在六十军中的工作基础要比九十三军好，曾泽生的情况要比卢浚泉好，所以决定把争取滇军工作的重点放在六十军，并成立了两个滇军工作委员会，一个由东北局联络部长李立三兼任书记，一个由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兼任书记，刘浩在这两个委员会中都担任副书记。刘浩早在1947年夏天就和曾泽生的亲信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讨论了起义问题，陇耀表示理解，但说目前条件不成熟，以后再从长计议。他希望我军能尽快把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官兵释放回来，以免卫立煌安插大批的蒋军嫡系军官。我军根据陇耀的请求，将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200多名军官在教育之后放回了二十一师。所有上述工作，都在六十军中有不小的影响。

        1948年春，六十军驻守吉林、永吉地区。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卫立煌的方案，让其撤到长春。蒋介石给了曾泽生一个秘密命令，要六十军在撤离前将小丰满水电站炸掉。与之同时，驻守小丰满的五四四团团长胡彦也收到不少我军的宣传品，要他们认真保护这个东北最大最重要的水电站（小丰满水电站的发电量在当时占整个东北发电量的一半，在当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在这种必须认真抉择的情况下，曾泽生在与部下商议之后说：“蒋介石要我们做花园口式的罪人（按：1938年6月，日寇入侵豫东，蒋介石为了掩护其溃退，遂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淹没土地5.4万平方公里、淹死人口80多万、受灾人口1250万的大惨案），我们没有那么蠢。共产党说了，谁破坏小丰满，谁就是千古罪人，列入战犯。”他顶住了蒋介石的压力，让胡彦将团部弹药库引爆，给人造成电站已炸的假象，保护了小丰满水电站。这说明，在这样的大事面前，曾泽生已经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既然滇军与蒋介石有很大矛盾，在1945年的“云南事变”问题上甚至可以说有深仇大恨，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跟着蒋介石走，还要与我军作对，不愿起义投诚呢？为什么我党还要在与之作战的同时花大力气进行争取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云南事变”之后，龙云被蒋介石绑架到了重庆，免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所有军政职务，名义上让龙云做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南京。卢汉不得不忍辱负重在云南仰人鼻息，收拾残局，维持乡梓。滇军主力两个军全都被送到东北内战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北的滇军，特别是滇军中的主力六十军就成了蒋介石和卢汉之间政治交易的抵押品。六十军是1937年组建的，卢汉是其第一任军长，军中所有高级军官都是卢汉一手提拔的。六十军还在东北打内战，就表明卢汉还在跟着蒋介石；六十军如果有了反叛蒋介石的行动，就表明卢汉对蒋家王朝的反叛，在云南的卢汉和在南京的龙云就会受到蒋介石的追究甚至迫害。还有，当时在锦州的卢浚泉是卢汉的叔叔，他所统率的九十三军和六十军的情况完全相似（卢浚泉在升任第六兵团司令后，第六兵团事实上也就只有九十三军一个军，由原九十三军副军长盛家兴任军长）。如果六十军反叛了蒋介石，九十三军也就难以生存。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六十军的将领们一直是抱着对卢汉怀恩抱德、荣辱与共的态度在过日子，一直抱着保护龙云与卢汉的目的在过日子。正如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自己所说：

        人人抱着“可以叛蒋，不可叛卢”的信念，因此，内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排挤打压，外受解放军的进攻包围，内外交困，艰险重重，前途暗淡，但仍然含垢忍辱，任劳任怨，惨淡经营。即使在困守长春、弹尽援绝、杀马烹犬、勉强度命的严重关头，也仍然死力挣扎，以期维持云南政治局面的稳定，不负卢汉而后已。对于国家民族的大义则茫然置之度外，致使共产党的争取工作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但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却已在第六十军中播下了思想的种子，时机成熟，就会发芽滋长。

        曾泽生和六十军的领导人是从围城到了十分危急的9月中开始考虑自己出路的。蒋介石要派来援军已绝无可能，长春绝不可能再守下去，也绝不能突围出去，滇军要想再行入关也是绝无可能。在这几种绝无可能之后就只有两条路：一是为蒋介石殉葬，被解放军所消灭；一是起义反蒋，投向共产党。9月22日晚上，曾泽生约他的两个师长白肇学和陇耀密谈。三人都倾向于走后一条路，唯一的顾虑就是怕六十军起义之后云南的卢汉立刻就会被蒋介石搞掉，所以对具体步骤未能进一步研究。

        但是想来想去，他们估计，蒋介石已经被打得手忙脚乱，自顾不暇，难以加害云南。至于远在后方的眷属的安危此时已无法顾及，有冤有债，只能以后再算。所以，他们逐步下定了起义的决心，从9月26日开始，他们进入了起义的准备时期。

        六十军要起义，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新七军和名义上属于六十军的暂编五十二师，因为这是以自己的两个师对付对方的四个师，马虎不得。其次是能否争取郑洞国一道起义，或至少要争取郑洞国不以武力来反对。10月13日，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六十军军部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做出了以下决定：（一）派曾经被解放军俘虏过的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和五四四团副团长李峥先作为代表持三人共同署名的信件出城与解放军联系接洽；（二）接洽妥当后，即于16日夜开始行动；（三）对新七军进行布防，并同时对其军师级军官送信进行规劝和警告，对其士兵进行喊话，说明六十军起义的原因，争取其同情与支持；（四）对暂编五十二师以武力加以监视，并先行扣留其师长和各团团长，争取挟制其就范；（五）派出纠察队维持社会治安；（六）做好处理伤病员和后方人员的准备。

        10月14日夜，张秉昌和李峥先持曾泽生等三人的信件出城到了我军前沿阵地，经过哨卡盘问和逐级转送，他们二人到达我一兵团政治部时已是15日上午。这时，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萧华正在研究如何作战，因为我东野总部从沈阳得到了内线情报，知道蒋介石已命令长春守军突围，而且命令沈阳的新三军和新六军前往接应。得到六十军要起义的消息时，他们相当审慎，怕是敌人在突围前搞的花招。所以，一方面向东总报告，一方面同六十军来人进行商谈，并向六十军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必须表明六十军如何对待新七军的态度；（二）起义后的集结地点和路线由我军指定；（三）立即派出高级官员出城谈判。

        就在15日，东北局领导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就给萧劲光、萧华来电，认为从全局分析，六十军要起义是可以相信的，我们应立即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6日，中央就给东北局来电，就如何处理有关问题做了明确指示：

        你们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兵团对六十军的分析和处置也是正确的。唯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制。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作战的现象。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区域，愿意加入我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和六十军代表谈判，并注意这些代表。如果曾泽生愿意见潘朔端，则潘可秘密见曾谈判。如果六十军能按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一兵团（加十二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七军。即使目前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中央的指示具体而明确，萧劲光和萧华得到电报之后立即将同意并鼓励六十军起义的决定告诉了六十军的两位团长，让他们立即回城通知曾泽生。

        16日，郑洞国通知曾泽生到他处议事。曾泽生让白肇学和陇耀掌握好部队，并说：“在我未回来之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曾泽生到了郑洞国处，见郑垂头丧气，面容憔悴，拿出了蒋介石的电令，才知是蒋介石坚持要长春守军突围。郑又告诉曾，当天与锦州的联络已完全中断，锦州方面的情况不明。曾泽生心中装着起义的大事，敷衍了几句就与郑告辞。他到新七军军长李鸿处，想劝说李鸿一起行动。但李鸿得了伤寒病，正在发高烧。曾泽生怕万一谈不好，就会坏了大事，故而未能告诉他什么消息，就回来等待与解放军联络的人员。这天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回来了，告诉了已经和解放军谈好，并让派出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商谈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曾泽生立即做出了当晚按原定计划起义的决定，并派去两个副师长李佐和任孝宗作为正式代表出城与我军围城部队进行具体商谈。

        10月16日夜，六十军在曾泽生军长的率领下按原定方案举行起义，起义指挥所设在五四五团团部所在地裕昌源面粉厂（曾泽生起义之后才知道，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团长朱光云是我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对象，五四五团也正在主动与我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我军要五四五团停止单独起义，全力支持六十军起义）。由于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较好，暂编五十二师也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随同起义（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弟李泰然的妻儿在败退时与蒋军失散，我军在防区中找到之后，通过我地下组织将李的妻儿送入长春。这事给李家的震动颇大，李泰然曾几次给我军送出军事情报，还表示争取早日反正。在这关键时刻，李泰然在五十二师起义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六十军起义是三个师的全部行动（只有一个军参谋长徐树民，因为是蒋介石派到六十军的特务，所以在起义之前就被曾泽生抓了起来，连同本是军统特务的暂编五十二师师长、团长等数人，都被曾泽生派武装押送交给了我围城指挥所）。为了最后一次争取郑洞国和李鸿，曾泽生在16日晚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封信，晓以大义。这封信可以看作当时国民党军队中若干有识之士对时局的一份宣言。信中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之腐败无能，官僚之伪劣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

        郑洞国和李鸿未能接受忠言，拒绝起义。但是，郑洞国并未采取任何反对或以武力加以阻止的行动，只是在明知无效的情况下派了他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和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三人前来劝阻，走了一个表示他不同意起义的过场。新七军也未采取敌对行动，而派来两名副师长表示既不参加但也不阻止起义，只希望双方不要发生冲突。这一事实说明，郑洞国和李鸿内心已经十分矛盾了，动摇了。

        10月17日，在我方联络员刘浩的陪同下，曾泽生出城见到了我围城前线指挥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对有关事项做了具体安排。当天夜里，六十军的2.6万多名官兵就开出了长春城，到九台地区休整。

        六十军的原有防地全部由我军独立六师和八师入城接防。

        曾泽生率六十军全军起义，这在解放战争中是继吴化文在济南率一个整编师的起义之后第一次整个军的起义，也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起义人数最多的一次起义，不仅受到了我党我军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也震动了全国。六十军的起义使国民党军队“固守长春”的形势急转直下，不仅使新七军被迫投诚，使长春迅速得以和平解放，而且使东北战局发生了对我军十分有利的变化，加速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49年1月2日，六十军全军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走进了人民革命的队伍。曾泽生仍然担任军长，白肇学和陇耀仍然担任师长，只是更换了暂编五十二师的指挥员（以原六十军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任师长）。在经过政治整训之后，这支军队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1949年南下入关，参加了鄂西战役和解放四川的战斗。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两次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屡立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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