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您喝点水，慢慢说。还是那个原则，还是健康第一。什么工作都不能妨碍身体健康。

        季羡林：什么都不妨碍。说到什么地方了？

        蔡德贵：昨天说到赵宝煦。

        季羡林：我跟他比较熟。赵宝煦的字写得挺好的。

        蔡德贵：他的书法是什么体的？

        季羡林：赵体的，颜柳欧赵，一般的赵体，赵孟頫的体。

        蔡德贵：您小时候练什么体的？

        季羡林：先是柳体后来是颜体。后来是什么也没有练成。

        蔡德贵：您是颜柳兼而有之了。

        季羡林：现在成为什么书法家，我觉得奇怪。

        蔡德贵：头几天给潘石屹的字，和谐，放大了很好的。

        季羡林：不行。野狐谈禅。还是赵宝煦啊？

        蔡德贵：有没有别的了？

        季羡林：书法还是不错的。赵体的。

        蔡德贵：您跟他学术有交流吗？

        季羡林：没有。不是一行。

        蔡德贵：跟叶朗有交流吗？

        季羡林：有。

        蔡德贵：去年的一本书，《中国文化读本》的中英文版本由外研社出版，中英文两种版本的，他跟您有交流。

        季羡林：忘记了。

        蔡德贵：您跟他谈过启蒙。您现在谈点启蒙吧。

        季羡林：什么叫文化启蒙啊？

        蔡德贵：转型期需要的一种新思想。

        季羡林：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蔡德贵：新思想要不要占统治地位。

        季羡林：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蔡德贵：嗯。上次您不同意马恩全集从俄文翻译过来。

        季羡林：俄文。

        蔡德贵：应该根据原文翻译才对的。

        季羡林：就是啊，这个是对的。

        蔡德贵：根据俄文翻译有错的。

        季羡林：我说，根据俄文翻译，好像是天经地义，我觉得非常滑稽。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啊？是什么语言，就应该根据什么语言。而且俄罗斯人在这个，使用马列主义方面，成绩也不大啊！

        蔡德贵：您1935年经过莫斯科的时候，对它的计划经济不感冒。

        季羡林：那时候，是我们走过那个地方，按预定的行程，莫斯科是不停的。可是每次呢，都要停下来，停几天，这个我也不反对，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看看是可以的，对我们自己的国家，值得宣传。可是我得到的结果呢，有人领着我们，看了好多地方，都讲这是五年计划怎么怎么的，让我们一天只看五年计划啊！一座大楼也没有看到，让我们看你计划啊，因此我就很不感冒，而且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办法。你既然让大家留下来，你起码得有一座楼啊，不能到处都是五年计划啊！结果，只看了几天计划。

        蔡德贵：去看红场啦？

        季羡林：红场当然去了。红场和天安门没有法子比。

        蔡德贵：看列宁的墓了吗？

        季羡林：当时那个列宁斯大林，不都在红场么。

        蔡德贵：1935年斯大林没有死，只有列宁。看斯大林可能是后来的。

        季羡林：又去过。我对那个莫斯科啊，印象最深的是普希金画廊，就是美术的。那是历史的，排列从最早的，一直到中世纪吧，到这个列宾。列宾的画，当时专门是一间屋子，列宾的画，旁边摆一个椅子，坐在那里，《可怕的伊万》，那个还是一个杰作。

        蔡德贵：您从莫斯科1958年回来以后讲话。

        季羡林：回来请我讲一讲，我说，是敞开来讲，还是有保留地讲？他们说是党内，敞开来讲。结果一讲，惹了漏子了。说你对老大哥怎么这么不尊敬啊？回来以后我讲了，引起一场风波。说是，我有这个反社会主义的倾向。

        蔡德贵：这个帽子不小了。

        季羡林：帽子不小了。

        蔡德贵：是不是有人打小报告了？

        季羡林：这个我不知道了。结果是什么东西救了我呢？

        蔡德贵：那就是说，您反社会主义的倾向，上边也知道了。

        季羡林：学校当然知道了。后来什么东西救了我呢？我写过一篇《塔什干的小男孩》，那个文章救了我。就是从这个文章来看，我对苏联还是有感情的，就这么一篇，那个小男孩大概是犹太人。

        蔡德贵：那时候塔什干属于苏联，现在不是了。文章发表以后，再也没有追究。

        季羡林：没有。就是我对社会主义，还是有感情的，行啦。

        ……

        蔡德贵：“文革”当中考教授。您考了吗？

        季羡林：考啦。我没有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

        蔡德贵：是您自己胆子大没有去吗？

        季羡林：我自己就，也不知道这个重要性，不愿意去，就没有去。结果那个事很快就过去了，没有再追究，讲这个马尾巴的功能。

        季承：田德望去考过，我问他，他回答当然是零分。后来田德望教小学一年级的英文，在北大附小，简直胡闹。

        蔡德贵：本身就是个圈套。

        季羡林：就是让你去丢人现眼。

        蔡德贵：您接到通知，没有去。

        季羡林：接到了，没有去。

        蔡德贵：那可是需要胆量的。

        季羡林：当时我没有去，后来也就算了。

        季承：田德望去了，我问他，田老伯怎么样啊？他回答当然零分，当然零分了。不考零分，过不了关。

        蔡德贵：那时候工农兵已经占领大学了。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到延庆以前先到北太平庄的？

        季羡林：延庆我都忘记什么时候了。

        蔡德贵：1969年。大批教授去了鲤鱼洲。您去了延庆，我们学生也都在那里。去昌平的太平庄以前，你们在北大煤店。

        季羡林：什么地方？

        蔡德贵：北大的煤店，然后到太平庄，在太平庄睾丸肿得很厉害，疼得不得了。

        季羡林：那就是批斗啊，也叫游斗，睾丸肿起来了，他拖着你走，就跟拉死狗一样。到北太平庄，不能走路啊！吃饭都是金克木给我打饭。没有人打饭，我自己走不动啊！那时候北太平庄，有一个军队的医生，我就连滚带爬，爬到那儿。首先得报告，原来这个医生笑容满面，我报告第一句话是，我是黑帮，一下子就是晴转阴，中间连过渡都没有。我是黑帮，晴转阴，当然不会给你看病了。那时候睾丸肿得那样子，还得劳动。怎么劳动呢？他们这个身体健康的啊，栽白薯。我没有栽白薯，也不能走，在地下只能爬着走，就让我捡石子，院子里的。院子里的石子，都扔出去。见那个军医，马士沂你知道吗？士农工商的士，三点水的，沂水的沂。他是美国归国华侨，他去给那个饭团买菜，到庄子里买菜，他看到我这个睾丸肿得那么大，说我这个车里边带你一步。我说，不行，我不能连累你。他带我那还了得啊？我是黑帮。

        蔡德贵：马士沂也是北大的？

        季羡林：北大的。最有意思的是那个军医，远处满面笑容，第一句话，说我是黑帮，立刻晴转阴。

        蔡德贵：在那里时间很长吗？

        季羡林：时间不长。

        蔡德贵：军医是北大派去的吗？

        季羡林：不是。不是北大的，是当地驻军的。

        季承：军队医院，报告是黑帮，不给看。后来到地方医院。

        蔡德贵：没有给看。

        季羡林：他当然不敢给你看了，他给黑帮看病，他自己不也成为黑帮的朋友了吗？回忆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意义很大，就是，那时候，根本拿人，不把人当人看，这个账到今天还没有算，我自己以为啊，还得要算一算。要不算的话，这些年轻人哪，不懂了。算的话呢，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算，让年轻人懂，知道什么叫作“阶级斗争”。加引号的阶级斗争，这一课我觉得还得补。我有时候觉得，中国人民哪，小事清楚，大事糊涂。这样的大事，现在年轻人哪，都忘记了，都不知道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个损失。应该抓住这么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告诉年轻人，中国人民有这么一个阶段。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没有人敢否认，也有不伟大的地方。不能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今天忘记了。

        蔡德贵：您认识台湾的韦政通？

        季羡林：韦政通我认识，我见过他。

        蔡德贵：他是自由撰稿人。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跟他交流过吗？

        季羡林：没有什么交流，反正我认识这个人。

        蔡德贵：当时吃什么？是不是很糟糕的。

        季羡林：当然糟糕了。那时候都是金克木给我打饭。我不能动。当时我们三个人住一个屋子，我，金克木、赵宝煦。

        蔡德贵：你们三个难友了，赵宝煦最年轻了。

        季羡林：对。按道理他比我年轻啊！

        蔡德贵：太恐怖了。那时候还有别的老先生吗？

        季羡林：其他的，有啊，不清楚了，我那时候是自顾不暇了，别人的不知道了。马坚你熟吗？

        蔡德贵：不熟。但是知道他去过沙特阿拉伯去朝觐。那时候发工资，发工资的人给他毛票，288元全部是毛票，被捉弄了。也是人格侮辱啊！

        季羡林：对。他不数就完了么。

        蔡德贵：那时候人都变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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