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您在德国的时候,经常和龙丕炎、田德望、章用到席勒草坪去聚会,是不是在那里经常作诗?
季羡林:没有。偶尔,大概就作过一次。
蔡德贵:您也作过诗吧?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章用为什么叫您诗伯呢?
季羡林:(笑)咳,给你戴一顶桂冠么。
蔡德贵:您没有作诗,人家给您戴桂冠干吗呢?
季羡林:作过。
蔡德贵:但是没有发现您的诗作。席勒草坪经常聚会吗?
季羡林:礼拜天大概都去。
蔡德贵:您到蘑菇山洞躲炸弹,带着书去看,那时候没有中国留学生了,只有您自己了?
季羡林:对。没有中国留学生了。龙丕炎后来也回来了。
蔡德贵:章用回来早一些。
季羡林:章用是这样子,他原来是自费,没有钱了,没有钱,因为他母亲在德国,他回来弄钱。他家是安徽大地主,那时候国内大概正在闹革命,回来以后也没有拿到钱。他母亲在哥廷根,也没有经济来源。吴弱男,她自己说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蔡德贵:在哥廷根有半年吗?
季羡林:半年可多。好多年可能。
蔡德贵:1936年到罗马,每到一地就给您回明信片。您没有办法回。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还有其他留学生吗?
季羡林:有。有个姓叶的,叶理殿。跟这个人没有什么来往,因为这个人是不念书的。
蔡德贵:还有其他人吗?
季羡林:对。还有一个马耸云。
蔡德贵:这些人也没有专业吗?
季羡林:专业是有的。马耸云是搞生物的。叶理殿不知道搞什么,他什么也不搞。
蔡德贵:家里有钱,只是玩。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和章用关系好,因为他是念书的。
季羡林:章用也不跟他们来往。章用的母亲告诉我,你来以前,章用不跟中国留学生来往。这个人的那个脾气啊,不好听,就是固执。他瞧不起的人,就不来往。因为他无所求于这些人,无所求。
蔡德贵:那您和他怎么那么投缘呢?
季羡林:大概就是,都念书吧。
蔡德贵:我看他走到哪里都想着您,给您还提供材料。后来到青岛的山东大学以后,就来往不多了。他在山大4年,一直是讲师。后来竺可桢聘他为浙江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学校撤退的时候,上课没有地方挂黑板,他说怎么没有地方挂?我的脖子就可以挂。这很感动浙大的学生。您跟吴弱男没有照片吗?
季羡林:章用是学数学的。
蔡德贵:他的诗作也很好。
季羡林:家庭渊源啊!他父亲章老虎。
蔡德贵:您和他没有照片。
季羡林:我没有照相机。
蔡德贵:您那时候也不重视照相。
季羡林:第一张照片是高中毕业的。
季承:我看到您的高中毕业文凭,清华大学的文凭,还有哥廷根的学位证书。
蔡德贵:实际上跟章用来往最多。
季羡林:对。他母亲告诉我,我去以前,他不跟中国留学生来往,他瞧不起那些人,那些人孤高。
蔡德贵:吴弱男会做饭吗?
季羡林:她做饭,就是大米饭上边,摆上火腿香肠。没有别的,那时候也没有别的。她丈夫是教育总长章士钊。
蔡德贵:章用走后,您就没有别的朋友了。
季羡林:后来他母亲走,就是我张罗的。就是吴弱男回国哪。章用回国没有弄到钱,(弄到钱)才能回去(德国),没有弄到钱,她自己一个老太太住在那里干吗啊?我就说这个留学生啊,那个水平啊,这个你写信,什么什么先生,德文的先生herr,写信的话呢就是第三格,加一个n,就是herrn,这是最简单的,可是我们那位叶理殿,这个都不知道。
蔡德贵:叶理殿属于贵族子弟吗?可见什么常识都没有的。
季羡林:嗯。就是安徽的大地主,大概是,要不钱哪里来的啊?
蔡德贵:您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不是一类人。在席勒草坪一待就是一天吗?
季羡林:也不待一天,就是上午,大概接近中午的时候。都到那里去,有几次,我就下山,买那种小面包,中午吃饭啊。那个德国售货员,他说,你买那么多干吗?我说,我们人多啊。
蔡德贵:您是给大家买的。
季羡林:就是啊,我下来采购,就是为了到席勒草坪去吃。
蔡德贵:您自己还是那么大方,自己掏腰包。
季羡林:自己掏腰包。
蔡德贵:其他人蹭您的饭吃。吃您的大户。
季羡林:嗯。我到哥廷根,是他们派的,不是我自己选的。乔冠华不是到图宾根吗?结果我一到哥廷根,那一个汉学教授,哈隆,给我一个中文讲师的名义,一个月350马克。用不着,一个月大概是吃饭住房150马克,就够了,那时候挺阔的,所以礼拜天,反正也不是每次吧,有几次我下来,买小面包。
蔡德贵:大家都沾光。有点像您父亲在临清赶集的请客吃饭。有点侠气。
季羡林: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有中文讲师,350马克,150马克吃睡都够了。我去的时候是200马克,后来加中文讲师,350,是550马克。阔气。
蔡德贵:您高中老师也阔气过一阵儿。
季羡林:高中老师160块大洋。那个大学助教是80块。
蔡德贵:济南的馆子您几乎吃遍了。
季羡林:就是。那时候东西也便宜,山东有句话,叫自磨刀,就是要一块钱的自磨刀,一块钱四个菜。你愿意给什么,给什么,叫自磨刀。到馆子说,我要一块钱的自磨刀。馆子自己配。
蔡德贵:有主食吗?
季羡林:有。主食就不值几个钱了,不值一提了。
季承:一块钱很贵了。
蔡德贵:您吃过一次葱爆海参,您一直记得名字。好像有个汇泉楼。西门那儿。
季羡林:嗯。那里有一个放生的池子,江家池。放生的啊,在它旁边开一个馆子,我说这就玄乎了。
季承:有一条很大的鱼啊!
季羡林:就是在一个口上,鱼在里边,它被堵住了,它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后退。当时我要是好事之徒啊,我把那里凿一个洞,让它出来,放到池子里来。那个鱼岁数不小了。凿一个洞,它可以出来的。当时也没有想到。
季承:到我小时候,我看到这条鱼很大的。
蔡德贵:您在江家池旁边还吃过饭吗?
季羡林:吃过。有一个馆子。
蔡德贵:先生这一辈子,吃的好东西真不多。海参还吃一点。
季羡林:嗯。
季承:但是见多识广啊!
蔡德贵:叶理殿过去没有提到。回来也是洋博士。
季羡林:自己印名片啊!我当时留学啊,两个目的,一个当然是镀一层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看到美国留学一回国就是教授,可是那些人,有的教过我的,真没有学问。所以我就想去看一看,怎么叫留学。当时我考上北大、清华,为什么选清华呢?就是我认为清华出国的机会多。结果让我选中了。
蔡德贵:您这一选中了啊,他们在家里受苦了,您在外边也受苦了。
季羡林:嗯。他们在家里边摆过小摊,在我们的家门口,得到城顶去办货。
季承:到城顶办货,拉地排子车。
蔡德贵:糊过盒子。
季羡林:当时我们家没有糊,当时我没有糊。
季承:我们都糊过啊!我和我姐姐都糊过。
季羡林:那是后边彭家,他们糊盒子,我们给彭家帮忙,因为他们没有地方晾。
蔡德贵:常永德说过一个笑话。先生回来,在朝山街一个场院旁边看到一群小孩,问彭德华是不是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一个小孩说,彭德华是我妈妈,我带您去。这个小孩就是季承大哥。
季羡林:(笑)没有的事情,演绎出来的。
季承:当时我在家里等着。
……
蔡德贵:在德国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季羡林:事多得很,热闹的就是,我记得讲过。在柏林,找中国留学生,很容易找,因为说话声音特别高,吃饭呱嗒嘴。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请这个中国同胞,说话啊,声音减低几个分贝,我也不知道一个分贝是多少,就是降低一点,说话用不着那么大的声音。
蔡德贵:您自己的热闹事,还有吃生香肠。
季羡林:生的啊,我以为她骗我,德国人就吃生的。我以为她骗我,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老实啊!后来一打听,还真是最好的肉,才能吃生的。不是好肉,不敢吃生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是《表的喜剧》,就是写这件事的。
蔡德贵:您的文章被储安平发表了,还有两封给他的信。储安平表扬您守信,说到德国第一篇文章,给储安平,结果真寄来了。
季羡林:这封信真不简单,居然保留下来了。
蔡德贵:“文革”有这两封信,您的右派跑不了啦!吃生香肠很热闹了。
季羡林:嗯。我说你们不老实,骗我们。结果那个售货员哈哈大笑,说最好的猪肉才能生吃,德国那个地方,这个猪啊,也不像中国人这么养,也是干干净净的。
蔡德贵:您见过德国人养猪吗?
季羡林:我见过。怎么没见过。
蔡德贵:下乡去摘苹果的那个女孩子是谁?不是布莱恩小姐,也不是伊姆加德。
季羡林:不是。忘记是谁了。土豆一顿饭吃完了,很危险的。到瑞士就让自己掌握的。(对季承)还有一个故事,从德国到瑞士。德国的面包,有鱼粉,腥臭,到瑞士,我还带着,找一个不干净的地方,就是找不到。你秋姑这个人哪,小心眼。他们不是住上元街么,所以我平常就不愿意拜访人,特别是上元街,我觉得最腻味。可是马婶母非让我定期去拜访,很腻味。
蔡德贵:他们家看不起你们。
季羡林:我们穷啊!我们家穷的这个样子,其实弭家是吃瓦片的,房子多,没有帮助我们。我们结果是摆小摊。弭菊田这个人哪,不简单,一点学历没有,就自己写字绘画。
蔡德贵:您在清华帮助他联系过学校。
季羡林:就是艺术学校之类的。
蔡德贵:弭菊田名气不小了。
季羡林:弭家吃瓦片,有钱。分家以后,弭菊田是老二,还有大哥,那个大哥,吃喝嫖赌,结果没有钱了,眼睛也瞎了,就摆一个小摊,在上元街口上。我去,给他2000块钱。那时候2000块钱不得了的。我说,大哥,我是羡林,你这个摊啊,别摆了,你又看不着。你秋姑啊,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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