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上次讲到在北大，沙滩的时候当工会分会主席，到西郊以后当全校的三任工会主席。有人说，您当那个玩意儿干什么？

        季羡林：就是，后来这个，北大工会成立的事情，我讲过了。

        蔡德贵：钱端升以后您当的。

        季羡林：钱端升当过工会主席，而后是金岳霖当工会主席。

        蔡德贵：钱端升之后是金岳霖当工会主席？

        季羡林：大概是。你们觉得金岳霖不可能当工会主席，但是他就是工会主席。

        蔡德贵：金岳霖是不是跟梁思成的爱人，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林徽因，金岳霖是不是追过林徽因？

        季羡林：当时大概有几个人哪，追林徽因，包括金岳霖，后来金岳霖让了，退啦，急流勇退啊，结果一辈子没有结婚。

        蔡德贵：他怎么能够当工会主席，他有行政能力吗？

        季羡林：那个工会，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事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资本家做斗争的。在我们国内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说的。

        蔡德贵：三任工会主席，校方重要的会，您也参加啊？

        季羡林：最大的一个会啊，就是欢迎这个战斗英雄空军英雄张积慧，那个空军，打败美国的王牌驾驶员，（把他）打到地下死了，张积慧。

        蔡德贵：那时候在沙滩？

        季羡林：沙滩民主广场。还有时乐濛，音乐家，在沙滩那个民主广场外边的场地上，欢迎战斗英雄。他俩一块儿，时乐濛唱二呀么二郎山，在沙滩的民主广场，欢迎战斗英雄。

        蔡德贵：他们两个一块儿吗？

        季羡林：时乐濛讲话，说他是沾战斗英雄的光。

        蔡德贵：您是不是也唱过什么歌啊？

        季羡林：我哪里会唱什么歌啊？我这个嗓子，还能唱歌？

        蔡德贵：您不是跟王大珩唱过歌吗？

        季羡林：是这样子。德国有一种叫学生会，和中国的这个学生会不一样，它是一种群众组织。在德国的大学里面有很多学生会。他们的中间呢，没有什么矛盾，有时候，大概星期三是活动时间，往往就是坐马车，到郊外，主要是喝啤酒。

        蔡德贵：有点娱乐活动。

        季羡林：喝啤酒这样子，里边就有比赛啦，把桌子上摆满啤酒，不喝完，不让走。喝完了，啤酒瓶摆满桌子，才算完成了任务。我参加了一个学生会，会上大家都唱歌，我也不能不唱啊！我一辈子只会唱一首歌，那就是清华大学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

        蔡德贵：清华校歌好几段的，您就唱这一段吗？好几段啊，那您也不走调？

        季羡林：走调不走调，天知道。

        蔡德贵：有个材料说，您和王大珩在这里，您和他一起还唱这个校歌了？

        季羡林：我和王大珩是差不多时间在清华。好像他来过，王大珩在长春光学研究所的，是搞光学的，搞光学的权威。

        蔡德贵：您唱完了，是不是台下也鼓掌啊？

        季羡林：当然鼓掌了。哪儿还有不鼓掌的啊！你就是公鸭嗓子，他也得鼓掌啊，题中应有之意啊！

        蔡德贵：礼节性的鼓掌。

        季羡林：对。礼节性的鼓掌。

        蔡德贵：可能他们觉得您唱得很美啊？

        季羡林：美不美，那天晓得。不是有个故事吗？《你杀了我吧》。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

        蔡德贵：没有。

        季羡林：老舍讲的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唱歌，人家都不愿意听，后来他就拿着一把刀，走到村外去，拉住一个人，说你要听我唱歌，不听，我就宰了你。那个人说，那好，那我听你唱歌。唱了不几句，这个人说，你杀了我吧。（大笑）这是老舍讲的。

        蔡德贵：您唱的没有那么难听吧？

        季羡林：（笑）还不如，你杀了我吧。反正也够呛了。

        蔡德贵：您在北大当系主任，没有人让您唱歌吗？

        季羡林：我当系主任，不管唱歌。

        蔡德贵：欢迎张积慧和时乐濛的这次会，是您主持的吗？

        季羡林：对。因为那时候这个北大，六个学院，由谁来主持？工会出面最合适了。另外呢，还有一次是欢迎陈毅回校。

        蔡德贵：欢迎陈毅回校。

        季羡林：后来陈毅讲啊，我哪儿是北大毕业的啊？

        蔡德贵：没有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的。

        季羡林：不是。那时候，是他在中法大学挂了个名，中法大学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他就在北大沙滩的中老胡同租了间房子，到北大旁听课。所以他说，我这个校友是这么来的。

        蔡德贵：您欢迎陈毅，他还做过长篇讲演吗？

        季羡林：对。当然他讲了。欢迎他么。

        蔡德贵：也是在沙滩吗？

        季羡林：对。沙滩民主广场。

        蔡德贵：很重要的活动。

        季羡林：当时是很热烈啊！后来时乐濛讲话，他说，我沾了张积慧的光，他说战斗英雄，我哪儿是什么战斗英雄啊？他就是唱“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他是音乐家。

        蔡德贵：时乐濛的爱国歌曲发挥过作用。这是张积慧、时乐濛的一次，陈毅的一次。这些活动好像没有什么影像资料。也没有见到您用过这些照片。

        季羡林：当时我没有照相机。我是没有照。

        蔡德贵：您那时候住在东厂胡同。

        季羡林：对。

        蔡德贵：搬到西郊以后，还有类似的活动吗？

        季羡林：以后就没有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了。沙滩的北大，民主广场在沙滩北大的中间。过了那个大楼就是民主广场。而五四广场在北大的边缘。

        蔡德贵：后来周恩来到学校去，再没有以工会名义组织欢迎仪式吗？

        季羡林：没有。因为他常去。外国这个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经常到北大，他都陪。

        蔡德贵：东方的外国元首到北大东语系来，周恩来是不是经常陪啊？

        季羡林：有过啊！东方的国家不少。只要是国家首脑，他都陪。江泽民那次到北大去。

        蔡德贵：1998年。

        季羡林：（江泽民）到北大去，后来教授会推我讲话，我说，北大这个全国高校之首，只要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中国，就要到北大来，参观的话呢，都是周恩来陪同。中国元首，就我知道的，毛泽东没有到北大去过。江泽民呢，我说这个，你是中国的元首里，第一个人到北大来的。他见了我，拱拱手。

        蔡德贵：我看过电视片，他见您时说：季老，我对您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季羡林：对。对。

        蔡德贵：您说没有说过：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不光我一个啊！说过类似的话吗？

        季羡林：我当时在他讲完之后，当然要“颂圣”了。我说，这个中国的元首啊，真正的元首，没有到北大来的。周恩来常来，但他不是元首。江泽民是国家主席，真正的国家元首。我说你是真正的元首第一个到北大来的，北大将来写校史要写上的。毛泽东没有去过的。从那以后，我提了两个意见，第一个是，不要重理轻文，这是当时北大的文科教授让我讲的。第二个就是防止人才外流。

        蔡德贵：那时候您就提了。您说没有说过，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

        季羡林：这话我说过。什么时候我忘记了，不知道是哪一次。

        蔡德贵：就这一次。您说完以后，北大就传开了。您颂圣，他高兴吗？

        季羡林：嗯。当然高兴啊！

        蔡德贵：都愿意听恭维话啊！

        季羡林：当然高兴了。这个没有问题。（大笑）

        蔡德贵：您批评重理轻文的话，就是那时候讲的。从那以后才有985规划。

        季羡林：就是啊，重理轻文哪，起码有半个世纪了。我年轻的时候，当时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不想出国的，出国留学当时叫去镀金，镀一层金。当时出国，主要是到美国。到美国，一回来的话呢，美国留学生，有的拿学位，有的学位也不拿，回来以后呢，都可以当教授。我那时候就一定要出国留学，目的啊，不纯。为什么原因呢？我想批评去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可是你要自己没有出国，人家会说呢，那就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不要人家说我葡萄酸的，所以我也一定要争取出国。可是那时候国家公派，不管哪个省，没有派文科的，都是派理工科的。后来和德国交换研究生，交换研究生就是他派一个，我们派三个。他一个人30块大洋。我们到德国的话呢，是250马克。250马克啊，大概一半吃饭，一半住房，一点零用钱都没有。我为什么感激那个哈隆教授呢，我一到哥廷根大学，他就给我一个中文讲师，一个月给我350马克。我阔了一阵儿。350加250，600啦，有一段时间，很阔绰的。

        蔡德贵：江泽民这次见面以后有没有再联系？

        季羡林：没有联系。

        蔡德贵：“颂圣”以后，他也高兴了，您也解决了一个文科的大问题。

        季羡林：对。

        蔡德贵：算是皆大欢喜了。没有那一次讲话，就没有后来的“985规划”。文科的都感谢。

        季羡林：这个重理轻文严重得很，简直等于瘟疫。起码有半个世纪。

        蔡德贵：在燕南园这边，重要的活动就是这次和江泽民的见面了。周恩来来东语系，每次您都要陪吧？但是没有照片。

        季羡林：当时哪儿有照片哪？没有人照。北大校史馆可能有。那里面可能有。北大不是有个校史馆么。

        蔡德贵：那您就是在1978年当的副校长，对吧？

        季羡林：就是周培源当校长的时候，他推荐的。

        蔡德贵：那为什么您干着干着，就辞了呢？那时候没有岁数限制您啊！您辞了以后，臧克家祝贺您。

        季羡林：就是啊！那时候是这样子。我当副校长的那几年，实际上是我怠工的几年，就是怠工。因为我对好多事情看不惯，但又管不了。所以给了我一间办公室，给了我一把钥匙，那个办公室，我就没有进去过。

        蔡德贵：没有进副校长办公室。一直在东语系外文楼那个小屋里。

        季羡林：对。一直在东语系办公室。

        蔡德贵：一个叫邹士方的《人民政协报》的记者就是那时候采访您的。您还给他去过好几次信。这些信，都收集起来了。

        季羡林：哦。忘记了。

        蔡德贵：他好像现在是《人民政协报》的副主编。有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叫杨匡满，写了《为了下一个早晨》。

        季羡林：对。这个我知道。

        蔡德贵：说好像那时候您当副校长，学生的水龙头坏了，学生都要打电话找，甚至半夜也有打电话的，说季副校长，我们水龙头坏了。

        季羡林：给学生看行李。

        蔡德贵：给学生看行李，就是当副校长的时候。钱文忠说您好像给学生看行李，不只这一次啊？

        季羡林：反正是，大概新生报到么，在西校门那里。他说，老师傅，你给我看看行李。后来我婶母讲，你那时候穿的衣服，还不是一般的老师傅，是炊事员，（笑）身上不干不净的。

        蔡德贵：衣服还是干净的，就是皱巴点。不脏，就是旧。

        季羡林：我是一直穿卡其布的中山装。

        蔡德贵：钱文忠说，您好像给好几个学生看过行李？说一个好像叫朱海波。

        季羡林：可能就是这一个。就看过一次行李。

        蔡德贵：在北大校史上，您是独一份儿了。您站在那里有两个小时吗？还看过书吗？

        季羡林：没有两个小时，就是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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