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拜访。拿出《国际儒藏》的第一册，韩国卷，给先生看。）

        张立文：季老，这是我们做的《国际儒藏》，主要是韩国编的。原来汤先生一再请我去主持《中华儒藏精华》，当总编，因为我还没有退休，纪宝成不同意。我跟汤先生商量，我搞国际部分的。因为您是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的顾问，所以您还是我们的顾问。

        季羡林：嗯。

        张立文：我们想跟温家宝讲讲，儒学早就走出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公元前，早就走出去了。韩国、日本，还有欧美，做4编。中国文化很早就走向世界了。

        季羡林：韩国啊，尊孔比我们要强。我去过韩国，有一次谈到一个宗教，他们谈到，韩国的宗教30%是天主教，30%是什么教，100%是儒教。这是韩国人他们自己讲的。

        张立文：现在他们还有乡校。

        季羡林：对。

        张立文：我们先把韩国的“四书”部分做出来。

        季羡林：汉城大学有一个什么奎章阁，我去看过那个地方，奎章阁藏书不多，但是很有特点。李退溪就是韩国的。《儒藏》必须做，你们做了好工作。

        张立文：希望您支持。我们想申请一部分经费。

        季羡林：新闻出版总署，他们管这个事。

        张立文：希望季老多支持。

        季羡林：不敢当。我力量有限，尽力而为。《儒藏》实在是非做不行啦。要不然影响我们国家的面子。人家问，《佛藏》有了，《道藏》有了，为什么没有《儒藏》。人家一问，你回答不出来。不过这个课还得补，年轻人还得认识繁体字。我们的情况，不能不认识繁体字，必须改变。原来我有个想法，我说大学生，不管哪个系，一年级，不是都讲学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是要讲，和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中国的国学。不管哪个系，一年级，没有这个，不能毕业。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咱们这个藏啊，《道藏》是抄的《佛藏》。《道藏》抄的啊！过去有个说法，我们的《四库全书》就是《儒藏》，这是不对的。不光是儒学，那个是代替不了《儒藏》。当然，《四库全书》是了不起的东西，但《四库全书》不能叫《儒藏》。

        张立文：现在我们缺乏古籍整理的人。

        季羡林：并不容易。国务院不是有个古籍整理小组吗？组长是周林。

        张立文：季老，您是我们的大树，有您在，就好说话。我们就有力量。

        季羡林：大家一起来鼓吹，众志成城啊！汤一介现在在做这件事啊！

        张立文：我们在一起做。汤一介那里已经出了8本了。

        张立文：您有什么想法，交代给我们。

        季羡林：第一个想法，就是你们做了一件好事，要不然不像话啦。儒释道三家，《佛藏》有，《道藏》有，独有《儒藏》没有，你交代不过去啊！你中国不是提倡中国文化吗？藏里面就包含中国文化。当然，这个工作做起来也要慎重。日本《大正大藏经》，那个经，是我看到的，国外的学者都引那个书，很方便，我也引那个书，可是那个标点哪，一塌糊涂，一塌糊涂不够，就“两塌糊涂”。没有一个对的。那个现在我们习惯了，不看标点，标点不存在。第二个，这个标点很不容易，你看二十四史，好多年以前组成一个班子，后来一直有人挑错，特别是那个《元史》，《元史》的名字就古里古怪的。《元史》的错，最多。

        ……

        蔡德贵：张劲草是不是叫张治平？

        季羡林：不清楚。

        蔡德贵：有人说，您年轻的时候，手经常在裤腿上写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有人说，您经常用右手写字吧？

        季羡林：那是毛病。

        蔡德贵：那可不是毛病。手是连着大脑的。

        季羡林：是这样子，我那是脑筋想一个问题，想得深了，手就在画，写什么，手并没有感觉到，脑筋想问题。

        蔡德贵：1947年您回济南，王耀武宴请您，王耀武问王昭建他们，季羡林有什么特点？王昭建告诉，季羡林就是手特别愿意动，愿意用右手写字，在裤腿上写，右裤腿总是与左裤腿不一样，先破。

        季羡林：这倒是有的。

        蔡德贵：写什么也不知道？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在北大后湖救一个小孩，大概上世纪60年代，五六岁的小孩。

        季羡林：有一个。

        蔡德贵：您也不会水？多少会一点吗？

        季羡林：我不会水。我那时候，也不能考虑会不会水啦。那个小孩掉进去了，首先考虑把他救出来。

        蔡德贵：是北大的家属吗？

        季羡林：北大的家属。什么地方住，我不知道，后来他的爸爸还写过一张大字报，是一封表扬信。

        蔡德贵：小孩叫什么，您也没有问？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救上来，就完事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比雷锋还早。

        季羡林：这倒没有。

        蔡德贵：您在北戴河好像在海里泡过。

        季羡林：北戴河我泡过。海水浮力大，容易啊！我不会浮水，小时候在家里会一点狗刨儿。

        蔡德贵：您的运动就是打打乒乓球？在济南和一个老师打了一年，没有打过人家。

        季羡林：对。和济南一中的一个老师打过，怎么也不行。我说，这个乒乓球里面大概有很多奥妙，怎么也赢不了他。

        蔡德贵：您体力不如他，还是技术不如他？

        季羡林：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败了，每一场都败。不如人家，没有赢过一场。

        蔡德贵：您在济南高中，他在济南一中，经常凑一起打？

        季羡林：嗯。

        蔡德贵：在济南高中和学生吴传文打。

        季羡林：吴传文也不是高手。

        蔡德贵：“文革”咱不说了。有了。

        季羡林：“文革”啊？

        蔡德贵：“文革”有些阴影，说的也差不多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副校长的时候，干的那两件事，西侧门修了的土堆，俄文楼李大钊像后边的树。实际上您太谦虚了吧？

        季羡林：不是谦虚的。那时候，我这个，对那个校长不满意。

        蔡德贵：校长不是周培源啊？

        季羡林：不是。周培源走的时候，推荐我当副校长。那个人什么人，不讲他的名字了。周培源那个人是很耿直，日本那个创价大学的池田大作，要跟北大交换，给周培源一个名誉博士，北大给池田大作一个名誉博士。周培源说，创价大学不入流的学校，不要。后来，这个大概中央，还不是教育部，一看周培源这个人不好管，北大不行，就调他出去了。到全国大概去当了政协副主席。后来不是民主党派，一个党派出一个副委员长。

        蔡德贵：周培源是九三学社的主席吧？

        季羡林：对。九三学社是许德珩。当时的怪话挺多。不要重复了。有关九三学社的怪话。

        蔡德贵：您在北大，从1946年到现在62年多了，经过了多少校长啊？胡适，马寅初，还有江隆基。

        季羡林：江隆基实际上是管事的。

        蔡德贵：江隆基是党委书记，名义上是副校长。

        季羡林：嗯。

        蔡德贵：然后江隆基之后是陆平啦。我们在校时（1965年）就是陆平的校长。

        季羡林：陆平，本姓刘啊。

        蔡德贵：陆平的眼睛不好。

        季羡林：对。一只眼睛是假眼。

        蔡德贵：陆平之后就是周培源了。周培源的任期很长，我们毕业的时候还是他的校长。您好像对江隆基评价很高。

        季羡林：江隆基那个人，他是延安来的。延安来的啊，原来怎么的不知道，就是想物色这么几个人，什么名义都没有，定期开个会，听听这些人的意见，对学校的意见，后来就说他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

        蔡德贵：您在这里边吧？

        季羡林：嗯。我在里边。后来在“文革”当中，他被人打死了，头上被打了个洞。

        蔡德贵：他是死在北大吗？

        季羡林：没有，走啦，已经离开北大了。

        蔡德贵：王邦维是您的第一个开门硕士吗？

        季羡林：（当时）没有硕士这个词。

        蔡德贵：您开始招的硕士生四个。1978年任远、段晴，1979年王邦维、葛维钧。

        季羡林：不记得有（硕士）这个词。

        蔡德贵：应该有。

        季羡林：不是应该不应该，就是博士。中国没有这个。

        蔡德贵：钱文忠不是也是硕士吗？

        季羡林：反正我脑筋里面没有，不记得了。钱文忠，嗯，不是钱文忠，刘波，刘波是博士，他写的那个博士论文，他研究中医，对东方文化知道一些。他写的论文反正是挺庞杂的一篇。后来有人就问我，我说，我研究的这门学问不是东方学，是印度学，只要跟印度学有关的，都是我的范围，不是东方。刘波那个写的，与印度有关系。

        蔡德贵：是中印医学交流的。

        季羡林：嗯。

        蔡德贵：他顺利答辩完了？

        季羡林：顺利答辩是这样子。当时我采取德国的办法，把任继愈也请去了，参加答辩委员会，继愈。说到答辩委员会，讲一个笑话。在德国往往是要三个系，才能毕业，一个主系，写论文，两个副系。后来一个中国学生呢，认为三个系太多，说我是中国人，我就用中文做副系，搭个桥，因为是学中文的，就选中文为副系之一。那次答辩的时候，上来问他，是莎士比亚早啊，还是杜甫早。他两个差七八百年，他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认为杜甫是比较近的了，英国人莎士比亚是1616，它就是英国历史短哪。他就说，莎士比亚早。那个答辩委员会主席说，对不起，你落第了。

        蔡德贵：也是您在哥廷根大学时同时的学生吗？

        季羡林：嗯。后来这个，还有一次，也是答辩的故事，端来一盘猪肝，问这个学生这是什么？学生不敢答复。到了后来，那个，老是不答复也不行啊，后来这个时间已经过了，答复也没有用了。那个答辩委员会主席问，你看到什么东西？学生说，我看到的是猪肝。教授说，那你为什么不敢说啊？你这个人不能研究医学，也不能研究科学。

        蔡德贵：是那个姓马的吗？

        季羡林：不是。不是姓马的，另外一个。他研究科学的人啊，眼睛看到什么东西，就说什么东西。你不管，怎么端一盘猪肝进来呢？这个不是你的任务。他这个训练很重要。你研究自然科学，看到是什么东西，就说是什么东西。要严格。后来有一个学生进来了，那个答辩委员会主席问学生，我这个大衣是什么颜色的？这个学生看了看，回答说，教授先生，您这个大衣曾经是……什么颜色的。这位教授大为欣赏。这叫科学态度，严谨。曾经是灰色的，现在已经穿了几十年了，不知道什么颜色了。所以说：及格，答辩通过。曾经是，什么颜色的，就是这么严谨。

        蔡德贵：德国人是很严格。开放初，德国到山东招学生，第一道题是山东有多少人口？答不出来，就没有希望了。那个姓马的学医的叫什么？

        季羡林：马耸云。他是学生物的。

        蔡德贵：这个人没有成大名啊？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您哥廷根大学有一张合影，有马耸云吗？

        季羡林：可能有。还有龙丕炎。

        蔡德贵：龙丕炎给过您梵文词典啊？

        季羡林：不是，龙丕炎后来研究炼钢炼铁，这种学问。他有一个专利，炼钢炼铁，做了很薄很薄的书签，比这个纸啊，方便。他后来到美国去了。

        蔡德贵：那张照片有没有章用呢？

        季羡林：应该有他。章用是研究数学的。章用的母亲，是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就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这个老太太很有意思，她在哥廷根住了七八年，不会一句德国话。英国人这个民族很奇怪，说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只有英语是唯一能够叼着烟斗可以说话的语言。这个可没有试过。因为我没有抽过烟。

        蔡德贵：中国话是不是叼着烟斗也可以说啊！英国人自己吹的吧？

        季羡林：反正英国人他自己吹。老太太住了七八年，出门带一本英德词典，使用这个词典，她买什么东西，指着英文单词，告诉人家德文单词，就买这个。

        蔡德贵：吴弱男很长寿的，1973年才去世。这以前你们有联系吗？

        季羡林：有联系。后来我还跟她通信。章用是自费留学，后来没有钱了，回去弄钱。他家是安徽的大地主。她的父亲吴保初，在朝鲜战争期间，袁世凯就是他的部下。我给吴弱男写过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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