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哲学家的迷信。人们将其与科学之人等而视之了。就好像事物中隐藏着价值，只要掌握事物就等于拥有了价值一般！在现有价值的作用下（比如他们对光明、肉体等事物的憎恨），他们的研究进行到何种程度啦？叔本华与道德相关（对功利主义的嘲弄）。最终，这种混淆竟然到了此种地步——连达尔文主义都被归入了哲学！因而现在，统治权落入了科学之人的手中。就像泰纳那样，法国人在没有树立任何一套价值标准的情况下去找寻、或自以为是在找寻价值。继而拜倒在“事实”脚下，他们属于崇拜的种类。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要推翻现存的估价。

        这种误解需要解释。世上少有发号施令者，因而他们易于对自身造成误解。人们试图摆脱所有权威，并且坚信这是主流。在德国，觉醒男性包括评论家在内，像莱辛等人（拿破仑论歌德）。实际上，德国的浪漫主义挫伤了这一运动的锐气。因为德国哲学家的名声与浪漫主义有关，它似乎去除了怀疑论的威胁，似乎将作为信仰的直接证据。这两种倾向都在黑格尔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因为他对德国批判主义与浪漫主义进行了事实的总结，即辩证的宿命论；但这是出于对精神的尊重，事实上是哲学家对现实的妥协。而批判家要做的事呢？显然已经没有了！

        随着叔本华的出现，确定价值的使命开始在哲学家身上萌发，但幸福论始终掌控着一切——这是悲观主义的至高理想。

        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地区，人们千万不能冒充科学精神，即使是货真价实的研究者也要戴上对尚不流行的方法论的虚假面具。我们也不应该利用演绎法与辩证法编排歪曲人们从不同侧面认知的思想与事物，尽管康德就用他的“道德”歪曲了其内在的心理取向，而最近的例证便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伦理学。我们不应当隐瞒或歪曲诸如我们的思想如何产生于头脑这类的事实。取之不竭的最高深的书籍中，或许始终会出现像具有巴斯噶思想的格言与突兀的内容。动力与估价早已隐于表象之下，它们的影响才是最先出现的。所有虚假的伪善的科学性，我都反对。它们指的是：

        1.论证的方法。倘若它们有悖于思想起源的话；

        2.对方法的要求。实际上，在特定的科学时代，这些方法根本不会存在；

        3.对客观性的要求，即对冷酷的、无个性的要求。如同进行所有估价一般，我们自身与我们内在的经历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世上存在诸多无聊的虚荣心，比如圣·伯维，他为之遗憾终生的是，在“赞成”或“反对”方面，他确实流露过一些温情与激情——假使他能够让这些事实从他的生活中消失该多好啊！

        我们成了有良心的欧洲人。如何同爱国者区分开呢？我们虽然是无神论者与反道德论者，但我们对群畜本能的宗教与道德持肯定态度，即借助这些事物来培养一种人；终有一天，这种人会落入我们之手——事实上他们一定非常渴望。

        超越善与恶——我们必须提出无条件地严加保护群畜道德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留存几种必需的哲学。要知道，悲观主义哲学有时候可充当铁锤；欧洲的佛教或许也必不可缺。

        支持民主主义倾向的发展与成熟也是我们应当做的。因为这对意志的软化有一定的帮助。“社会主义”即是我们的肉中刺，叫人不得安宁。

        对各国人民所持有的态度。由于我们过于关注杂交的成果，因而存有偏见。

        瞭望、富足、强盛。嘲笑相关的“报界”及其所处的文化领域，科学之人或许当不成文学家——这是我们所忧虑的。一切同读报有关的或者干脆为报纸撰稿提供服务的教育都为我们所蔑视。

        我们所采取的态度（如歌德、司汤达一般的）同样出人意料。提出我们自身的经历充当前景，使得自己受到自身背景的欺骗；我们要等待，同时防止自己为此事坐立不安。我们好比旅人，而这些经历就是借宿的客栈——一定要谨防产生宾至如归的感受。

        在其他人得到之前，我们首先获得了一种意志原则，并将所有力量都用在了意志力的发展上。这是种准许我们佩戴面具的艺术，也是种能够领悟激情的彼岸艺术（有时候也是一种“超欧洲人”的思想）。

        这即是为将来立法者与地球主人的身份做的准备工作。倘若我们不能够，至少我们的孩子可以——这即是我的基本婚姻观。

        要以肉体为准绳。倘若“灵魂”是一项诱人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思想，那么哲学家与它难舍难分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哲学家们正试图摆正它的位置，而它也变得越发撩人、越发神秘了。这即是人的肉体。因为有它的存在，一切有机生命体的发展过程中最久远与最贴近的过去才得以恢复元气，变得生机盎然。一条毫无边际、无声流淌的水流仿佛流经于此，奔流而去。因为肉体是比老旧的“灵魂”更让人惊讶的思想。不管是在什么年代，信任肉体即是信任我们实实在在的产业与最真实的存在——总之，信任自我即是信任精神（或者称为“灵魂”，或者称为主体，就像现今的学校中的教授那样）。从来没有过这种人——突然灵光一闪，认为自己的胃好像已非己所有，并且充满了神性；而自己的思想却是“上天赋予的”，自己的价值乃“受之于上帝”，自己的本能即是朦胧的行为——人的这一观点与审美已为人类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特别是艺术家们。在有人问及他们杰作的产生原因与最佳构思的实现方法以及创意思维的来源时，他们常常表现得手足无措，战战兢兢，犹豫不决；脸上显出几分孩童般的腼腆。他们甚至都没有勇气开口说：“这源于我的灵感，是我的双手创造的。”而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基于自己的逻辑学与虔诚心而最有理由声称自己的肉体是错觉（并且是被克服了的绝对的错觉）的哲学家与教士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一可悲的事实：肉体并没有消失。不管是圣徒保罗，还是吠檀多哲学，从中都能够发现令人惊异的证据。然而到底什么是信仰的力量呢？什么也不是！所以强大的信仰或许终归只是人类的愚蠢——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总而言之，倘若觉得对肉体的信仰只不过是推论的产物，即如果这一错误的推论——按照理想主义者的说法——如果信仰是推论的原因，这难道不是在怀疑精神本身的可信度吗？如果多数、空间、时间与运动（无论信仰肉体有着怎样的前提条件）全部都是谬误，这又将对精神产生多大的怀疑呢？因为这些前提的形成都应归功于精神。毋庸多言，总之，对精神的信仰始终比对肉体的信仰略逊一筹。凡是想要对后种信仰进行诋毁的人，都无异于损毁了对精神权威的信仰！

        如果世界真的存在所谓的目的，那么应该快实现了才是；如果世界真的能够达到永驻与固化，达到“存在”，那么或许这所有的变化都早已终结了，即是一切思维与“精神”的终结。“精神”即是生成的事实，这也就表明世界无目的，无最终状态，而且永不能达到“存在”的程度。然而，旧习惯确信：世间万象都是有目的的，并且存在一个发挥引导作用的具创造性的上帝。其巨大的影响使得思想家们千方百计地设想不再将世界的无目的性作为行动指南。凡是声称世界有能力创造永恒的新事物——即有限的、确定的、体积不变的——与世界同等能力的人，以及凡是声称世界具有神奇的、重塑世界形式与状态的人一定会这样想：如此一来，世界就会有意绕开目的，甚至能够人为地谨防陷入某种循环。

        世界虽非上帝，但也一定具有某种神性的创造力、永恒的造化功能，它应当竭力防止陈旧形式的重复——不仅应具备这样的意识，更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即是说无论何时何地，它的任何行动都应当避开目的、最终状态与重复——或许这一切都是一种特异的思维与愿望形式促成的。它们一直是陈旧的宗教思维与愿望方式，一种渴望——如同老旧的、可爱的、永恒的、极富创造力的上帝一般，世界也存在于某地，认为某地“老上帝还活着”。在“上帝即自然”（甚至是“自然即上帝”）的论述中，斯宾诺莎的那种渴求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定理与信仰到底是什么呢？如何能确切地阐释那种决定性的转变？如今的科学精神是否已对宗教以及虚构神灵的精神构成威胁了呢？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力的世界是有限的。因为不能如此设想，认为无限力与“力”的概念无法调和，我们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并不具备创造永恒新事物的能力。

        本质上来看，道德对科学并不友善——从苏格拉底开始就一直这样。由于科学所关注的事物完全和“善”、“恶”不沾边， 所以在科学一边，“善恶”感也就丧失了重要性，即是说道德打算使完人全心为自己服务：因为它认为，倘若有人一头扎进植物与星宿的研究中，这就等同于浪费了一个人足够应付消耗的全副精力。所以当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科学中散播道德化的瘟疫时，转瞬之间科学就衰败了。如德谟克利特、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这些思想巨人，后世再未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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