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抑或病态，人们可要当心啊！肉体的欣欣向荣，升腾之力、勇气同精神的愉悦仍旧是其永恒不变的标准——当然同时也要看他从病态中摄取的量与克服的量，即能够康复的量。会置弱者于死地的事物，却是伟大的健康的兴奋剂。

        为了要区别事物的真假，人们或许要首先懂得何为确实性，何为认识，诸如此类的概念。既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那么具备批判认识能力这种说法也就是荒谬的了——难道让工具自我批判吗——倘若工具能够始终服务于批判的话？工具根本无法为自己定义！

        假使所有统一性都是组织统一性，那会如何呢？然而我们信仰的“事物”仅仅因此被架设为不同的谓语的证明。假使这一事物真的“起了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看来，其他所有的特性——平时存在于这里的一时潜在的特性——是现在出现的某些特性的原因。即它是X——被认为是事物特性的总和——特性的原因。这是多么荒谬与愚蠢啊！

        所有统一性，只是作为组织与配合的统一性，这就如同人的群体也是某种统一性的情况一般。换句话说，它走向原子论无政府状态的反面，也即是说，一种表示统一的统治产物并非是统一的。

        说存在一个我们不能设想的力。这是废话，在科学中，公民权是不属于这种力的。就如同所谓的纯机械论的吸引力同排斥力一样，由此使我们相信世界是可以被设想的，仅此而已！

        所有故意发生的现象，都能够被还原为扩大权力的企图。

        论对逻辑学的解释：寻求一致意志即是权力意志——确信某物是怎样怎样（判断的本质即使如此），这一信仰便是意愿的结果，事情原本应该趋向一致。

        假如，对我们而言，我们的“自我”即是唯一的存在，应当依据它的模式来理解一切存在——这很好！那么如此一来，人们对这里是否存有远景式的幻想心存疑虑，也是理所应当的了——表象上的统一，如同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情况一般，一切都融为一体了。从肉体教科书上能够欣赏到无与伦比的多样性。要想初步知晓较为贫乏的事物的目的，就应当利用这种可深入探寻的、丰富适宜的现象，这一方式是完全可行的。最末，假设一切皆为生成，那么认知只能基于对存在的信仰。

        人们想从能够对现象套用数学公式的地方着手去认知事物，这是痴人说梦。因为这除了对现象本身的描述与构图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无论哪一种判断，都深刻地隐含着完整的主宾信仰或因果信仰——认为结果即行动，行动者又为行动的前提；然而后者只是前者的偶然现象，致使这一信仰作为一项基本信仰得以保存。由于存在着主语，因而正在发生的所有现象都以宾语的形式跟随每一个主体。

        某种现象为我所发现，而我正在找寻其产生的原由。这原本是由于我在这个现象中找寻意图，因为一切现象皆行为，所以着重找寻怀有意图之人、主体行为者。一切现象都是意图，这是我们最久远的观念。动物也同样具有意图吗？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动物不也需要通过自身作出解释吗？“原因”的问题即是探寻终极原因、探求“目的”的问题。至于这个原因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对此并不感兴趣。而休谟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正确的见解，习惯——不仅仅是个人的习惯——让我们等待，常见的过程之后，某一过程紧随其后，除此再无他物！因果性信仰表现得十分稳固，然而我们并未因此养成先后有序的伟大习惯，却在解释与蓄意现象不同的现象时表现得十分低能。这即是对具备生命与思维之物的信仰，对唯一作用之物的信仰——对意志与意图的信仰——即是信仰一切现象皆行为，信仰行为者为行为的前提，换句话说就是对“主体”的信仰。对主宾概念的信仰，难道不是最为愚蠢的吗？

        意图是否也是产生现象的原因呢？换言之，这是否也是幻想呢？难道意图不是现象本身吗？

        卢梭认为，情感是规范的基础，正义源于自然；人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完善自身——在伏尔泰看来，这是在远离自然的过程中完成的。一样的时代，对前者而言，就是人道与进步的，对于后者而言，就是非正义与不平等的。

        在对人类的看法上，伏尔泰的见解还只停留在文艺复兴时期，而对待美德的态度上亦是如此，他愿为“高等贵人”和“高等市民社会”的事业奋斗终生，这是审美的任务，科学的任务，艺术的任务，进步以及文明本身的任务。

        爆发于1760年左右的斗争：这位日内瓦公民同伏尔泰之间的激烈争斗。从那一时刻起，就诞生了那位世纪伟人、哲学家、宽容与无信仰的代表——伏尔泰，而此前他只是一个高贵的灵魂罢了。是被卢梭激发的妒恨驱使向前，不断“攀登”。

        伏尔泰——为了“庸众”而施恩与复仇的上帝。

        批判两种同文明价值相关联的想法。在伏尔泰看来，没有比社会的构想更美好的构想了。因为除了维护与完善它之外，再无更高的目标了——这就是恪守社会习俗的奴隶，为了维护“社会”、传教士、贵族、功勋卓越的统治阶层以及估价的需要，美德不得不屈从于强加的偏见。然而卢梭始终是个缺乏教养之人，对他的文学家身份，这是闻所未闻的；他厚颜无耻，一切未经他手的东西都为他所蔑视。

        大部分人都为卢梭身上的病态神魂颠倒，甚而争相效仿。拜伦的作风简直和他一脉相承，费尽心思地追求非凡的谈吐举止，追求仇恨与复仇，乐于贴上“卑鄙行径”的标签；此后威尼斯使他恢复了的平衡，他知道什么更为轻松愉悦——无忧无虑。

        卢梭，毫不在意出身的问题，并骄傲于我行我素的作风。然而，倘若有人当面指出这点，他却会变得异常激动……

        毫无疑问，卢梭和精神障碍症扯上了关系，而伏尔泰则拥有强健的体魄。那是病人式的怨毒；卢梭神经错乱的时期，也是其蔑视人类、变得多疑的时期。

        卢梭反对伏尔泰的悲观主义，为慎言慎行辩护。因为如果诅咒社会与文明，上帝必不可少；万物都应安于天命，因为上帝主宰一切；只有人与人彼此败坏。作为自然人而存在的“善良之人”纯属子虚乌有；然而，就上帝这一具备作家资格的教条主义而言，这种人的存在则是有根有据的了。

        卢梭的浪漫主义：激情即是受难的自主权利；“自然性”；疯狂的诱惑力即是平步青云的妄想；弱者所具有的可笑的虚荣；庸众的仇恨成为了法官。“几个世纪以来，病人一直被当作政坛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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