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实行官员低俸制，官员的俸禄很低，一品官每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一百八十斛（每斛五斗），依次降下来，九品官每年俸银三十一两多点、俸米三十一斛多点。其中七品知县每年俸银四十五两、俸米四十五斛。当年的俸米是漕运过来的南方糙米，如果难以下咽，就得去市场换成钱。纵使当年的物价低，这样的俸禄，如果家庭人口多一点，吃饭都勉强，想精米白面加鱼肉，基本没戏。所以，明朝的清官海瑞做县令的时候，母亲过生日，割两斤肉都难。清初也有几个清廉到“死心眼”的老儒，一任县太爷做下来，家产都赔光，卸任只能骑个毛驴回家。

        当然，多数的官员没有这么“傻”，俗话说“千里做官，图的是财”。老百姓的话，很符合当时官员的心理。当时社会人们认为只消做官有了权，就自然有办法给自己弄钱花。地方官，亲民之官，亲自治理民众，哪有没油水的道理。征粮征税，流水的钱经手，哪有不漏点下来的理儿？打理诉讼，且不说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但凡打官司，总是要花钱的。原被两造钱花下来，肯定没丢到水里去。征粮要多征点，鼠耗、雀耗、水分耗，征税征来的散碎银两要融成元宝，得有火耗，还要多征。两下加起来，就叫耗羡。单这两项，每年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就几万两。再加上其他的陋规，一任县太爷下来，宦囊就鼓鼓的了。后来皇帝老儿看着眼热，要求耗羡归公，然后另发养廉银，即使知县，也每年四百到两千两，比正俸高出十到四十倍。如果做到巡抚总督，养廉银就可以过万。只不过，有养廉银之后，官员们陋规该拿还是拿，再后来，耗羡之外还有耗羡，养廉银来了，廉也没真的养出来。

        只是这样一来，即使是账面上的收入，京官和地方官也差了太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京官羡慕嫉妒恨大爆发，皇帝也得让步，发双俸，不行，只好酌情发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养廉银千差万别，京官就是发，也只能是平均数，地方官那种规模的灰色收入是别想了。有的衙门经手的钱粮和公务较多，有陋规可捞，但中央的衙门跟地方不同，即使有陋规，也是书吏拿大头，官员还是穷。更何况，有的根本就是清水衙门，比如礼部、鸿胪寺、翰林院什么的，无事可干，无公可办，也基本上没什么油水，自然穷得一塌糊涂。所以，无论怎么弄，除了不知管了多少田庄、多少税关、多少钱粮的内务府，在北京做官，总不如地方官肥。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京官总是哭穷、念苦经，好像每天都吃不上饭似的。

        其实，绝大多数京官，即使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小京官们，比如内阁中书，哭穷归哭穷，但老妈子要找，仆人要用，皮袍子要穿，小妾要纳。平时的吃用可以赊账，但酒食征逐、听戏唱曲，一样都不会少。他们有另的找钱的路子，路子就是地方官。

        地方官捞钱容易，但在中央集权体制的王朝，他们总是要进京办事的。升了官或者左迁的官员，赴任之前也要进京晋见皇帝。只要这些人来了，就成了唐僧肉，人见人爱，人见咬一口。在进京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无日没有酒席，每次都是地方官做东，人一拨一拨地来，一拨一拨地走。当然，有些银子是地方官心甘情愿拿出来的，不拿也不行。比如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各部的尚书侍郎，各部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司局级”的干部都得打点，挨个儿拜到。如果是所办之事需要劳动的衙门，连书吏的红包都不能免。比如公事报销，如果不打点户部的书吏，纵使你是皇帝的宠臣，也照样不灵。夏天冰敬，冬天炭敬，其他的叫别敬，该敬的都得敬上。道光年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一个肥差。上任之际，打点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两班章京，每人十六两，如果特别有交情的，则增为八十到一百两，六部尚书，每人一百两，侍郎和九卿，每人五十两，侍郎以下递减。不消说，这些银子都是必须给的。其他的同乡、同年，以及不知是什么关系攀上来的，也都得打点到。只那一次，张集馨就花了一万五千多两，这还是道光年间的价儿，以后还要水涨船高。据晚清名士李慈铭讲，穷京官们只要听说有地方官进京，有关系的自然责无旁贷，一拥而上，打秋风，要钱，请饭，请看戏，恨不得把人家袍子都扒下来。没关系的，关系套关系，沾边儿就赖。张集馨抱怨说，京官“专以咀嚼外官为事”，只要进了北京，相识的自不必说，但很多漠不相识、绝无关系之人也会拥上来，还不能不加以点染。这年头，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呢？据他讲，每次外放，都要花费上万两的银子。注意，这样的银子都出自地方官的私囊，不能公费报销的。

        地方官花银子，一方面是为了办事方便，一方面则是为了一旦有难，被人参了，好有个奥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坏了官。但是，钱散出去了，真要办事，还得再掏银子。如果摊上事了，如果平日里仅仅是一般性地撒钱，还真就没有人帮忙。张集馨抱怨，他两次被参，京里得了他好处的人没一个帮忙的，漫说帮忙，连说句公道话都没有。害得他在按察使、布政使的位置上，上上下下多次，始终爬不到督抚上去，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其实，张集馨忘记了，像他这样的打点，早就已经成了惯例，每个进京的地方官都这样做。做多大的官儿，给什么级别的官员，送什么规格的礼，该送给谁，送多少，这样的礼，无论送多少次，在收礼者这边，无非就是例行公事。你不送，人家会怪罪，但你送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你做的只是大家都做的。如果要想结下交情，就得对特别的人给予特别的爱，单个打点，花大笔银子打点。这样，才能做到有难之时，人家特别援手。当然，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地方官也得有特别的本事，捞钱捞得足够多，而且还不显山不露水，不特别招人嫉恨才行。

        只是，一个朝廷，关键时刻在皇帝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并不多。你想打点结交，别人也不是想不到。这样的结交，单凭送礼估计也办不明白。这样的人，一般的礼也不会轻易收。王朝政治，讲究跟对人，但跟对人很难，很有技巧。跟对了人，即使才具平平，也一样无灾无害到公卿；跟不对人，即使一身的本事，照样一辈子沉沦下僚。跟人，关键在于怎么跟上。不送礼不行，傻傻地送更不行，送礼谁都会，但不是说礼送到了，官就做好了。这里面的学问，从来都比当官做事要大。

        但是，王朝政治，凡事要看皇帝的脸色。皇帝宠信的人，自然下面的官员要结交。清朝凡是能进南书房的翰林，薪俸不高，但收入都不低。因为陪皇帝读书，能说上话。可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准哪天，原来的宠臣就失了宠。即使进了军机处，做了首席军机大臣，也没准哪天就丢了乌纱帽。不用说，下面跟的人，马上就得换个对象。所以，即使能跟上，也跟对了人，还是不保险。加上皇帝也会换人，老的死了，新的上来，在前一个皇帝那里吃香的，到了后一个皇帝那里，多半就不吃香。有清一朝，大臣们无论满汉，细究起来，似乎没有人没有被贬过，总是起起伏伏。皇帝喜欢折腾臣子，臣子们难免被折腾，能做到曹振镛那样，三朝元老，不倒翁，真的不容易。可惜，此老做官的秘籍，只传下来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送礼方面的心得，秘而不宣。否则，印出来，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会畅销大卖的。

        在古代，送礼是官员的功课。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有送礼的内容，但哪个也没告诉人们该怎样送礼。熟读经典，也是白费。可是不学会送礼，官是注定做不好的。不仅做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但是，这样的功课，做起来又真难。哪个学校也没有人教，老前辈也只是告诉你心得，全凭人们自己悟。什么时候做官不需要送礼了，谁送谁犯规，官场才会真正好起来，做官的人们，才能踏实地做点事，为别人，也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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