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我曾在闪族的中东地区待过数年，学习农村居民、部落民族、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居民的风俗。我阮囊羞涩，因而必须与较卑微的小人物为伍，这个阶级是欧洲观光客很少接触的，这样的经验给了我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使我得以了解无知的大众并为他们着想，而不只体贴受过教育的未来的意见领袖。此外，我曾见识过中东民众心中政治思潮的转变，也特别留意土耳其帝国各地出现的腐败现象。

        土耳其衰亡的原因是已面临强弩之末，试图以日渐拮据的资源来维续它所继承的庞大帝国。奥斯曼民族的子民曾借着剑表现勇气，而今剑已落伍，取而代之的是更致命也更科学的武器。人生对这个孩子气的民族而言太复杂了，他们的长处在于朴素、有耐心，以及勇于牺牲。他们是西亚地区对外界反应最迟缓的种族，很难适应新的政府制度与人生，更无法自行独创新的艺术。他们的行政部门也无可避免地沦为档案与电报、高等财务、优生学、数据等例行公事。老一辈的首长都借高压手段或个人意志来统治，知识浅薄、仗势欺人、假公济私，必然要被淘汰。大权转移到新一辈手中，他们更机敏灵活，能适应机器时代。青年土耳其党那些肤浅、生涩的成员都是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后裔——就是没有塞尔柱人或奥斯曼人。社会大众与他们的行政首长的想法格格不入，这些首长的文化背景源自黎凡特，政治理论源自法国。土耳其正在衰亡，唯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使它维持健康。

        安纳托利亚人喜欢旧式稳定的生活，在村落吃苦耐劳，在国外当兵也任劳任怨。而此时土耳其帝国内占总人口十分之七的受统治种族的势力与知识都与日俱增，因为他们没有传统与责任，而且思想较无包袱，脑筋也动得快，对新思想的包容力较强。原本至高无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土耳其名流，如今相形逊色。这种土耳其与统治省份间权力均衡的改变，使得帝国必须借增加驻军人数来巩固原有的地位。的黎波里、阿尔巴尼亚、色雷斯、也门、汉志、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库尔德斯坦、亚美尼亚等地都落得众叛亲离，也苦了安纳托利亚的农民，他们被募集的士兵人数逐年增加。负担最重的是穷困的村落，景况自是雪上加霜。

        征召入伍的士兵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依循土耳其农民逆来顺受的习性。他们像绵羊，既没缺失也无美德。若任之独处，他们什么也不做，或许就呆坐在地上；若奉命要表现友善，他们连遇上敌人也会像与好友相聚；若奉命对自己的父亲拳打脚踢，或将他们的母亲剖心挖肝，他们会若无其事地执行，表现杰出。他们无可救药、没进取心，因此成为全世界最温驯、最吃苦耐劳也最没士气的士兵。这种人自然会成为他们趾高气扬的黎凡特长官的牺牲品，他们被派去送死，或因疏忽而平白丧命。的确，我们发现他们只是长官的出气筒。他们被视为草芥，连最寻常的预防针也没有注射。我们为几批土耳其战俘进行身体检查后，发现他们几乎有半数罹患性病。像梅毒这种性病在这个国家仍是无法理解的疾病，也因此在各军营间蔓延开来，这些士兵就在其间服役六七年，退伍后，幸存者如果是来自清白人家，往往羞于回家，不是转而投入宪警工作，便是在城镇外围像残障人士般打些零工，造成出生率下降。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的农业，也因他们的入伍服役而衰微。

        我们看得出来，东方需要一个新的元素，某种势力或种族，在人数、生产力和智力上都要胜过土耳其人。依历史看来，我们不认为这些特质可以由欧洲提供。欧洲列强试图在亚洲黎凡特地区立足的努力都以惨败收场，我们不忍心再引诱其他西方人步上后尘。继之而起者与解决方式都必须来自当地；幸好所需要的效率也是采取当地的标准。竞争的对象是土耳其，而土耳其已腐败不堪。

        我们当中有些人判断，阿拉伯各民族（也是土耳其帝国最大的组成分子）有绰绰有余的潜力，有强大的闪族凝聚力、杰出的宗教思想，相当勤奋，有商业头脑，够精明，然而在个性上则温驯、毫不盛气凌人。他们已被土耳其的铁蹄蹂躏了五百年，开始梦想要争取自由。故而当最后英国与土耳其决裂，东方与西方同时爆发战争时，我们这些自信可以看出未来趋势的人，便开始设法扭转英国的努力方向，朝向在亚洲培养新的阿拉伯世界。

        我们人数不多，而且几乎都是英国驻埃及情报局局长克莱顿身边的人马。克莱顿是统御我们这群脱缰野马的最佳人选。他冷静、客观，眼光独到，义无反顾地担起重责大任。他放手让部属自由发挥。他的观点与知识同等广泛，而且他采取潜移默化的领导方式，绝不靠颐指气使的咆哮。他的影响力很难一眼看透。他就像流水，或无孔不入的油，静悄悄且持之以恒地穿透万物。克莱顿几乎可说是无所不在，不过也很难说到底有多少事迹真的是他的功劳。他从不曾有形地领导我们，但他的观念与采取有形领导的人一样能让我们接纳。他的稳健与庄严令人印象深刻。在实际事务上他采取自由放任、不守常规、不修边幅的态度，是个可以让独立自主者忍受的人。

        我们这支队伍的第一位成员是英国总督官邸的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也是近东最聪明的英国人，虽然他将不少精力投注在他热爱的音乐、文学、雕塑、绘画，以及世间一切的美好事情中，但办事效率仍高得令人难以想象。尽管如此，斯托尔斯所播种的都由我们来坐享其成。他做事也一向一马当先，是我们当中最杰出的一位。如果他能够摒除外界的干扰，以一个运动员投身一场硬仗般的心志，全力以赴地磨练自己的身心，他的巨影则将我们的工作和英国在东方的政策遮蔽得毫无光彩。

        劳埃德·乔治也成为我们的一员。他信心十足，他对钱财的知识让我们得以对中东的商界与政界之内幕了若指掌。他也是中东未来走向的先知，如果没有他参与，我们绝对无法如此快速地完成这么多的任务。不过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什么都想尝试。对他而言许多事都是非做不可的，所以他与我们相处的时间总是不长。他不了解我们有多喜欢他。

        接下来是没有说服力但想象力丰富的马克·赛克斯。他满脑子成见、直觉、半科学。他的思想全是拾人牙慧；他在选择他想倡导的思想时，也没有耐心深入了解其内涵。他会看事实的某个层面，将它从环境中抽离，使其膨胀、扭曲并重塑，直到变成令人发笑的四不像，而引人发笑最令他得意洋洋。他的天赋在于插科打诨。如果要他选择，他宁可当漫画家而不想当艺术家，即使投身政界也是如此。他看每件事都只看一面而漏看另一面。他会匆匆几笔便描绘出一个新世界，比例全都不对，却也生动地描绘出我们期盼的事情的某些层面。他的帮忙对我们有利也有弊，为此他在巴黎的最后一星期试图赎罪。那时他刚到叙利亚结束一趟政治任务，深切体会到自己的梦想真貌，他勇敢地说：“我错了，以下才是事实真相。”他昔日的朋友不会了解他的诚意，认为他反复无常，而且犯了错误。不久他便过世了。对阿拉伯人而言，那是悲剧中的悲剧。

        格思不是狂放不羁的野人，而是我们众人的精神导师、聆听我们告解的神父与顾问，他启迪我们的历史、中庸之道与勇气。对外人来说，他是个和事佬（我则是张牙舞爪的恶魔），凭借他的英明裁决，使我们心服倾听。他有敏锐的价值感，并教导我们如何看出隐藏在阿拉伯人褴褛衣衫与溃烂皮肤下的潜力。霍格思是我们的裁判，也是我们诲人不倦的历史老师，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他也能展现渊博的学识与睿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做的事。接下来这位是康沃利斯，看起来很粗糙，但显然是由熔点高达数千度的超硬金属所铸造。所以他的热度可以比别人持续更久，然而外表却冰冷坚硬。他之后还有别人，纽科姆、帕克、赫伯特、格雷夫斯，全都秉持同一信念，也都奋斗不懈。

        我们这一群人称自己为“好事者”，因为虽然前人已为我们铺好了路，我们仍决意要打破英国外交政策的陈规，在东方培养一个新民族。因此在开罗的情报部那间不伦不类的办公室里（一个很嘈杂的地方，门铃响个不停，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被赫伯特比喻为一座东方火车站），我们开始对所有的领导人下工夫，无论远近。英国驻埃及最高行政首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自然就成为我们第一个努力的目标。他眼光敏锐，阅历丰富，立刻了解我们的意图，并颇为肯定。其他人，像威姆斯、尼尔·马尔科姆、温盖特，也乐于助我们一臂之力，使这场战争更有建设性。阿卜杜拉谢里夫在几年前到埃及向基钦纳勋爵求援时，勋爵应允伸出援手，便是他们鼓吹支持的具体成果。故而麦克马洪最后终于替我们奠定了基础，与侯赛因取得共识。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有所期盼。阿拉伯独立运动便是在此地发源，一开始领导人是冲劲十足但不择手段的赛义德·塔利布，随后是亚辛·哈希米与军方人士。阿齐兹·马斯里在我们的极力安排下住在埃及，他是恩维尔的死对头，也是阿拉伯军官的偶像。战争爆发后几天，基钦纳勋爵便前去游说他，希望争取到土耳其驻守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加入我们的阵营。不幸的是，英国因战争初期赢得太过轻松，充满自信，而把击溃土耳其称为是骑马兜风。因此，印度政府反对与阿拉伯国家主义者结盟，以免妨碍他们为全盘利益而牺牲美索不达米亚殖民地的野心。他们中止谈判，拒绝阿齐兹，拘禁已投入我们阵营的赛义德·塔利布。

        于是大军强行推进巴士拉。位于伊拉克阵营的敌军几乎都是阿拉伯人，他们代表压迫他们的土耳其统治者出战，而身为他们对手的我们，却被视为即将解放他们的救星，可是我们又迟迟不愿表态，这些士兵的苦闷可想而知，打起仗来自然是敷衍了事。我们的军队百战百胜，后来不禁认为印度部队比土耳其部队精良。然后我们到达泰西封，遇上全由当地土耳其人组成的部队，他们负隅顽抗，致使我们攻势骤然受挫。我们铩羽而归，库特地区因而长期沦陷。

        这时候，英国政府对于指派我到美索不达米亚了解如何采取迂回策略化解当地胶着的战况，已有后悔之意，这或许与埃尔祖鲁姆的沦陷不无关系。当地的英国人对我的到来强烈反对，其中两位将军还好心向我解释，我的任务（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对一个军人（其实我不是）而言是很可耻的。事实上当时要采取行动已太迟了，库特正在苟延残喘。结果，我虽然有心也有权，却什么也没做。

        当时的情况对阿拉伯建国运动很有利。位于哈利勒帕夏的部队大后方的纳杰夫与卡尔巴拉两地民众已起义起义。而哈利勒本人也承认，他部队中残余的阿拉伯士兵已公然反叛土耳其。至于海伊与幼发拉底的部落，只要看到英国示好的迹象，便会立刻投入我们的阵营。如果我们公布已和侯赛因谈妥的承诺，甚至只要在巴格达被占领之后将此公告周知，并信守承诺，则必有大批当地战士愿意与我们并肩作战，前去破坏巴格达与库特间的交通。只要这么打上几个星期，必可逼得敌方仓皇撤离，或被我们反包围在库特城外，下场不会比被他们包围在城内的汤森将军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推展这个计划。只要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总部能向陆军部再争取八架飞机，增加每天空投给库特守军的粮食，汤森将军必可再撑得久一点。他的防御原本不是土耳其能攻破的，只因腹背受敌，才黯然投降。

        然而，因为当地的领导集团并不采用这套计划，于是我立刻返回埃及。直到战争结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本质上一直是侵略敌人领土的外国部队，当地民众或保持消极的中立，或没好脸色地排拒他们，所以不像在叙利亚的艾伦比将军活动自如，可灵活调度：他以朋友的身份进军叙利亚，当地民众箪食壶浆热烈支持他。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人数、气候、交通等因素都比在叙利亚有利，而且高阶将领的能力与经验也都不逊色。不过将他们的伤亡名单和拙劣的战术与艾伦比将军的相比较，便可看出一旦政治局势不利，将对纯粹的军事行动造成惨痛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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