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危机解除，土耳其显然已经败走。朱罕纳族人由侧翼的延布河谷发动猛烈的攻势。加兰在城内筑的防御工事令人印象深刻。费萨尔要求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在西奈展示军力，以避免撤走的土耳其人前去支援麦地那，默里爵士发回令人鼓舞的消息，让众人都松了口气。几天后博伊尔将舰队带开，并答应下次若有状况，必会再度火速集结。我借这机会到拉比格，与法国军事代表团指挥官布雷蒙上校会晤，他也是汉志地区唯一真正的军人。他仍在利用他派驻苏伊士运河的分遣舰队，迫使英国派一个旅的兵力进驻拉比格。他怀疑我与他不是同一阵线，所以打算设法让我改变心意。

        在随后的辩论中，我提出立刻攻击麦地那的必要性。因为，我与其他英国人一样，深信攻下麦地那是阿拉伯起义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奏。布雷蒙严辞驳斥我，表示阿拉伯人攻占麦地那非明智之举。依他看来，阿拉伯起义运动只有在麦加起义，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用；而与土耳其对抗的军事行动最好是交到英国与法国手中，阿拉伯人不要过问。他希望让协约国的联军在拉比格登陆，因为那会使部落民族怀疑侯赛因的动机，进而浇熄他们的参战热情。然后外国部队会成为侯赛因的主要防御力，他的安危就此完全操控在列强手中，等到战争结束、土耳其战败后，胜利的列强可与土耳其苏丹订条约要求割让麦地那，再将之赠予侯赛因谢里夫，让他拥有汉志的统治权，作为他效忠的奖赏。

        我不像布雷蒙那么信心十足地认为我们强盛到可以随意驱遣弱小的盟邦。简明扼要地说，我不以为然。我将重点摆在立即攻占麦地那，也建议费萨尔占领沃季，以延长他对铁路的威胁。总而言之，我认为如果阿拉伯建国运动的热忱未能促使阿拉伯人进军大马士革，则将使起义名不正言不顺。

        这种论调很不受布雷蒙欢迎，因为在一九一六年法国与英国签定的《赛克斯—皮科条约》中，赛克斯已提出这种可能性。为了充当报酬，条约中明订要在大马士革、阿勒颇、摩苏尔等地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否则这些地区便要落入贪得无厌的法国人手中。赛克斯与皮科都不相信阿拉伯人能进军大马士革，但我认为有此可能，也相信可以借此防止我们或其他国家在西亚实行剥削的不当殖民阴谋。

        布雷蒙借着他的专业来搪塞，以参谋官的身份向我保证，费萨尔想由延布进军沃季，是一种军事自杀行动。尽管他口若悬河，我却觉得他的论点站不住脚。我也据实将这种看法告诉他。这次会面很奇特，一个老军人与一个穿着怪异的年轻人会谈，我留下的印象很恶劣。布雷蒙上校和他的国人一样，在爱情与战争方面都是现实主义者。即使是写诗，法国人也是积习难改的散文作者，只依理性和理解的直射光看待事物，而不是像想象力丰富的英国人般，半眯起眼睛，依赖事物本质所散发的光辉，如雾中看花。所以两种民族合作来完成重大使命时，很难配合无间。然而，我极力自制，不将这次会谈内容告诉任何阿拉伯人，但送了一份完整的报告给威尔森上校，他不久就要来与费萨尔晤谈沃季计划的各方面细节。

        在威尔森到达前，土耳其的重心突然转向。法赫里帕夏已意识到无力攻占延布，或是在海夫侯赛因追逐那些神出鬼没的朱罕纳族人。他在奈赫勒穆巴拉克也遭到两架英国水上飞机的轰炸，这些飞机不顾敌军榴弹炮的攻击，两度飞越沙漠，深入敌境。

        结果法赫里匆匆决定撤回赛义德井，只留下一小股兵力防堵朱罕纳族人，然后率大军取道沙坦尼路移师拉比格。局势会如此演变，无疑地与阿里在拉比格的强势作为不无关联。阿里一听到扎伊德溃败，便立刻率部队和大炮驰援；在费萨尔也败走后，他决定率麾下所有兵力北上，攻击沙夫拉河谷的土耳其部队，逼其调回围攻延布的兵力。阿里旗下有将近七千人马，费萨尔认为如果他能与阿里两面夹攻，法赫里的部队或许会在山岭间被他们击溃。于是他拍电报作此建议，要求延后几天，让他有时间重整旗鼓。

        阿里如箭在弦，不能再等。费萨尔因而催促扎伊德到延布河谷中的马沙哈里备战。安排妥当后，他派遣扎伊德去占领赛义德井，并成功达成任务。然后他命令朱罕纳族人前去支援。他们面露难色，因为他们的族长穆罕默德·阿里·巴达维对费萨尔在他族人中的势力逐渐强大而心怀猜忌，他想巩固自己的地位。费萨尔单枪匹马前往奈赫勒穆巴拉克，以一个晚上的时间使朱罕纳族接受他为他们的领袖。第二天早上，全族的人都已出发，费萨尔则继续前往塔夏山径，召集北哈尔卜族在沙夫拉河谷拦截撤退中的土耳其部队。他已集结将近六千人马，如果阿里由山谷南面攻过来，土耳其势将腹背受敌。

        不幸，事情并非如此。费萨尔上路后才听说，阿里在兵不血的情况下收复哈沙尼井后，他的部属因误信谣言，以为沙布地区的阿拉伯族已叛变，因此纷纷作鸟兽散，逃回拉比格。

        在这令人懊恼的节骨眼上，威尔森上校来到延布，试图说服我们即刻朝沃季用兵。经过修正后的计划是，由费萨尔率领朱罕纳族全部人马以及他的正规军，在海军的全力掩护下攻打沃季。这股兵力将足以奏功，但延布则会唱空城计，乏人防守。费萨尔一时不敢冒这种险。他指出，他周围的土耳其部队机动性仍很高，而且阿里的部队根本派不上用场，若遇上猛攻，连拉比格都守不住；而拉比格是麦加的堡垒，他必须奋不顾身地抛下延布前去支援，即使和他的部下全战死在拉比格的沙滩上，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它沦陷。他说得也在理。

        威尔森为了让费萨尔安心，向他大事吹嘘拉比格的兵力。费萨尔则为了考验威尔森是否坦诚，要求他亲口保证，拉比格的部队能在英国海军的协助下熬过敌人的攻击，直到他们攻下沃季。威尔森环顾着“达弗林号”（我们正在舰上开会）甲板上面面相觑的众人，希望有人帮腔，后来还是堂皇地作出保证。这是一场明智的赌博，因为若不保证，费萨尔便不愿出兵。这支攻打沃季的部队，也就是阿拉伯阵营中唯一有攻击力的部队，也是他们攻占麦地那及防止土耳其攻占麦加的最后机会。几天后，威尔森请费萨尔的父亲侯赛因谢里夫出面，命令他带着全部人马，立刻朝沃季出兵。

        这时拉比格的局势日趋恶劣。沙夫拉河谷和沙坦尼路的敌军总数约有五千人。北方的哈尔卜族苦苦哀求土耳其人放过他们的棕榈树园；南方的哈尔卜人，也就是侯赛因·马贝里格的族人，正伺机想在侯赛因谢里夫的部队后放冷枪。威尔森、布雷蒙、乔伊斯、罗斯等人及其他人员，于圣诞节前夕在拉比格开会，决定在舰艇的炮火掩护下，由埃及部队、“飞行部队”，以及“密涅瓦号”的一支海军登陆部队，在机场旁建立一座小阵地，以争取用来抢运或摧毁物资的几个小时。土耳其正步步进逼，当地情况不足以抵抗有野战炮兵支援的精锐部队。

        奇怪的是，法赫里动作太慢了。他在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将结束时才越过谢赫井，七天后仍未完成攻击胡雷巴的准备；阿里在当地有一个数百人马的前哨站。双方巡逻队曾短兵相接，每天都有可能受到攻击，但一直拖延。

        事实上，土耳其部队正遭逢出其不意的困境。他们的总部面临士兵大量病故以及动物体弱多病之苦，两者都是过度操劳和营养不良的征兆。部落民族不断地在背后骚扰他们，使他们草木皆兵。虽然有些部落民族并不认同阿拉伯建国运动，但不会因此就转而对土耳其输诚，土耳其人不久后便发现他们置身于危机四伏的险恶环境中。部落民族在一月的前两个星期所发动的偷袭使土耳其平均每天损失四十只骆驼，还有大约二十个人伤亡，物资的损失更是惨重。

        这种突袭在距麦地那沿海十英里起至往后七十英里的山路间，随时可能遇上。这凸显出土耳其部队以大量德国制的现代化装备，在无路可通的情况下，试图穿越崎岖且充满敌意的野地时，会面临何种障碍。日新月异的科技化战争装备妨碍了他们的机动性，使他们无法冲锋陷阵。越接近他们既不安全又不方便的基地麦地那，他们的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就越多，不是呈等差级数，而是呈几何级数地增加。

        局势对土耳其极不乐观，阿卜杜拉与费萨尔在一九一六年最后几天的突然移师改变了汉志战争的战略观念，这或许使法赫里觉得很安心，也使土耳其的麦加远征军（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八日后）匆匆由沙坦尼路、法拉河谷、加哈路、沙夫拉河谷等地赶回去，集合在麦地那城外消极地防御。这支劲旅就此一直困守于战壕中，直到停战协议结束战争，也使圣城及这支孤立无援的守军黯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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