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四月一日前往阿卜杜拉的营地，只留下两支队伍于第二天和第三天在附近破坏铁路。沙基尔习惯摆排场，所以在队伍进营时举行了一场壮观的阅兵，并发射数千发子弹以庆贺他的局部胜利。原本就日夜笙歌的营地此时更是狂欢作乐。

        到晚上，我在帐篷后的荆棘丛漫步，透过浓密的枝丫看到火光，随着火光与烟雾而来的是鼓乐节奏声，伴随着拍手声以及部落民族低沉的合唱声。我悄悄靠近，看到一个大火堆，数百名亚提巴族人并肩环绕着席地而坐，专注地注视着沙基尔，他独自站在场地中央，随着他们的歌声起舞。他已脱下斗篷，仅穿着白色头巾与长袍，熊熊烈火映照在他的白袍及苍白、饱经风霜的脸上。他边唱边将头往后仰，在每个音节结束时都会抬起手，让宽大的水袖滑到肩头，裸露着双臂狂挥乱舞。身旁的族人用手打节拍，或随着他的舞动吼出合音。在这火堆的外围与我站立的树丛间，早已挤满其他部落的族人，交头接耳地看着这个亚特班族人的表演。

        隔天早上我们决定再度攻击铁路，以进一步试验在阿布纳姆车站之役功败垂成的自动引爆地雷。老达希勒—阿拉说他要亲自陪我走这一趟，掠夺火车的计划使他跃跃欲试。与我们同行的有大约四十名朱罕纳族人，我觉得他们比出身高贵的亚提巴族人更强悍。然而，一位经常和阿卜杜拉与沙基尔一起吃喝玩乐的亚提巴族族长沙尔坦·阿布德拒绝做壁上观。这位脾气温和但卤莽急躁的仁兄是一个贫穷地区的族长，他的马匹在战场上阵亡的数目远比其他亚提巴族战士多。他时年二十六，骑术精湛，妙语连珠，喜爱恶作剧，非常聒噪；身材高大强壮，头大脸四方，额头满是皱纹，眼眸亮而深。一把大胡子遮住他冷峻的下巴及宽阔的嘴巴，白森森的利齿有如野狼。

        我们带着一部机枪和十三名机枪手同行，以便在困住火车时加以扫射。沙基尔在阿卜杜拉处做客，他要我们先出发，半小时后他会追上来。这次我们沿着艾斯河谷与哈姆德河谷交界处前进，发现绿草如茵，牧草遍野，因为这个冬天此地已经历两次洪汛。最后我们右转越过一道沟壑进入一处平地，当晚在沙地中过夜，半夜时一场骤雨淋得满身是水，极为扫兴。不过第二天一早又是阳光普照，热得人头晕目眩。我们进入图布贾、艾斯、吉济尔三河流经的平原，三大河谷与哈姆德河谷在此合而为一。主流的河道正如阿布杰雷贝特附近一般长满树木，河床上像长瘤般隆起一丘丘的沙堆，但是灌木林只有两百码宽，林外的平原上则有错综复杂的浅激流绵延数英里长。中午时我们在一处像野花园般的地方歇息，多汁的花草及腰高，骆驼乐得大快朵颐，饱餐一个小时后才坐下休息。

        白天似乎越来越热，太阳越来越近，烤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洁净的沙质地面烫得我无法赤脚走过，必须穿凉鞋，这让朱罕纳族看笑话了，他们的厚脚底甚至连小火烧都不怕。午后阳光稍有收敛，但热气仍不断上升，闷热得令我大感意外。我不断回头看是否身后聚集了一堆人，才会使空气吹不进来。

        整天山头都有雷声隆隆作响，瑟得与贾西姆两座山峰笼罩在深蓝色与黄色的氤氲中，岚雾文风不动，凝结了似的。最后我看到瑟得山头有若干黄色云雾缓缓随风飘向我们这边，山脚也扬起一片风沙。

        云层几乎与山峰同高。在云层接近时，有两道像对称的坚固烟囱般的龙卷风朝我们逼近，一道在云层左侧，一道在右。达希勒—阿拉尽职地四处找地方掩蔽，但一无所获。他警告我，暴风即将来袭。

        在风沙接近时，原本快将我们的脸烤焦的热风，转瞬间变成又湿又冷的阴风扑打我们背部。风力也急剧增强，太阳被我们头顶的黄色云层遮住，失去踪影。周遭笼罩在一股骇人的赭色光影里。由山间飘来的褐色云块已经非常接近，嘎嘎作响地朝我们扑来。三分钟后龙卷风将我们卷入一团尘土与让人刺痛的沙粒中，不断打转，同时仍急速往东前进。

        我们原本让骆驼的尾部朝向龙卷风，走在它前头，不过这时斗篷已被狂风吹得支离破碎，风灌入我们眼中，将骆驼吹得左旋右转，使我们搞不清方向。有时它们被吹得在原地打转。这期间有道旋风直扑而来，令我们束手无策，只看到矮树丛、灌木，甚至一些树被连根拔起，朝我们冲撞过来，或以惊人的劲道飞过头顶。我们的视线不曾被遮蔽——一直都可以看见两旁七八英尺的景物——但探视周遭太过危险，因为除了风沙之外，也不知道是否会有树木、鹅卵石或长着草的土块迎面飞来。

        这场暴风持续了十八分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的队伍被吹散，分布达一平方英里，或许还更远，我们身上的衣服及骆驼身上都裹满尘土，从头到脚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土黄色。正要重新集合时却下起滂沱大雨，淋得一身泥泞。山谷中开始有水流的激溅声，达希勒—阿拉催我们快点离开。这时狂风再度来袭，这次是往北吹，风助雨势，放眼望去但见雨暴风狂。雨水不久便浸透斗篷，使我们的衣服与皮肤都黏在一起，也使我们冰寒透骨。

        我们在下午三点左右到达山麓，但发现山中不但无处遮风避雨，而且更冷。我们往上骑了三四英里后停下来，登上一座危崖，眺望位于另一头的铁路。山上的风强劲得令我们攀不住滑溜的岩石，斗篷与衬衫也被风刮得直拍打我们的身体。我脱下斗篷与衬衫，打着赤膊爬完剩下的路程，如此一来反倒走得更轻松，而且也不会比刚才冷。不过依然白忙一场，雾气太浓，能见度不佳。所以我再爬下山与其他人会合，此时早已遍体鳞伤。我全身冻僵地着装。在我们折返途中，闹出了这趟行程唯一的人命：沙尔坦坚持要与我们同行，他的亚提巴族仆从因不善于走山路，不慎坠落四十英尺的断崖，头先着地撞上石块。

        我先行回到营地时，手脚几乎已无完肤，躺着浑身打颤近一个小时，其他人则留在山谷掩埋死者。他们回来时，在路上遇见一个不知名的骆驼骑士朝他们开枪，于是他们开枪还击，双方在雨中展开枪战，然后他消失在暗夜中。这令我们忐忑不安，因为我们原本是打算出奇制胜，不希望有人警告土耳其这个地区有游击队出没。

        在驮着炸药的骆驼也跟上来后，我们再度上路，往铁路逼近。不过才刚出发，仍山雨凄蒙的谷中便传来土耳其部队开饭的号角声。达希勒—阿拉竖起耳朵朝声源方向倾听，发现号角声来自穆代赖季，也就是我们打算突袭的小车站。所以我们朝那可恨的声音前进，可恨是因为那代表晚餐与帐篷，而我们如今无处栖身，在这种风雨交加的夜晚，也无从举炊做饭，只能落得饥寒交迫。

        我们在晚上十点后才到达铁路，能见度极差，因此无从选择机枪的摆设位置。我随意挑中距离大马士革一千一百二十一公里处埋设地雷。那是个很复杂的炸弹，有一个中央引爆器，可以同时引爆三十英尺外的数颗地雷。我们希望借此可以将往南或往北的火车都炸出轨。雨水使地面泥泞不堪，埋设地雷因而耗费了四个小时。我们在地面及河岸都留下了明显的足迹，有如一群大象在此地起舞。想消除这些足迹是不可能的，只好采用障眼法，又胡乱踩了几百码，甚至牵骆驼来帮忙践踏，使足迹看起来像有千军万马奔腾过山谷，埋地雷的地方也因而看不出异状。然后我们回到安全距离外，藏身于几座泥泞的土丘后，静待天亮。寒意袭人。我们的牙齿打着寒颤，全身发抖，不自主地嘘着气，手指则往内弓缩，有如动物的爪子。

        天亮时云层已消散，火红的太阳可望马上由铁轨外的山头浮现。这时由我们的向导与夜袭的领队老达希勒—阿拉全权负责，他将我们一人或两人一组分派到各藏身处。他自己爬上前方的山脊，以望远镜观察铁路动静。我暗自祈祷，希望在旭日高升、使我全身暖和前不要有状况，因为我仍全身颤抖个不停。不过，太阳不久就浮出山头，情况也有了改善。我的衣服快晒干了。到中午时，已和往常一样热，我们气喘吁吁地找阴凉处，并披上更多衣物来遮阳。

        首先，在清晨六点时，达希勒—阿拉高叫有一部台车由南边接近，我们望着那部车安然度过——正合我们意，因为我们费尽苦心埋设的地雷，可不是只想对付那部车上的四名小兵和一个班长。然后有六十个人由穆代赖季出发。这时我们一阵慌乱，后来才发现他们只是要去修理被飓风吹倒的五根电线杆。七点半时有一支十一人的巡逻队沿铁轨而来，两边各有两人仔细检查铁轨，三人在河岸边搜寻，另一个显然是带队官，威风凛凛地沿铁轨而行，没什么事做。

        不过，今天他们有事做了，他们在一千一百二十一公里处发现我们的足迹。他们专注地研究那些践踏过的地面，来来回回好几趟，拨弄铁轨路基的碎石，详加检视。他们的搜查行动使我们如坐针毡。还好地雷埋设得宜，所以最后他们总算满意地再往南行，与另一支由海狄亚车站过来的巡逻队会合，两队人马坐在拱桥的阴凉处休息。这时一部火车，很笨重的火车，由南方驶过来。车上的九节车厢中满载麦地那来的妇孺，他们都是被驱逐到叙利亚的难民，带着全部家当逃难。火车驶过埋设地雷处，没有引爆。身为埋设人员，我对此大为光火；身为指挥官，我又对此暗自庆幸，因为妇孺不应成为牺牲品。

        朱罕纳族人听到火车驶近时，赶忙冲上我和达希勒—阿拉藏身的山头，想看火车炸个粉碎。我们藏身的石块只能遮住两个人，所以山头一下子人满为患，极为醒目，与那些巡逻队遥遥相对。土耳其的巡逻队大惊失色，立刻拔腿狂奔逃回穆代赖季车站，然后在大约五千码外，朝我们噼里叭啦地开了几枪。他们一定也通知海狄亚车站了，这个车站内不久也传来骚动，不过因为距此最近的哨站也在六英里外，所以守军并没有开枪，只整天吹着号角。双方在号角声中遥遥相对，有一种庄严之美。

        穆代赖季车站虽然朝我们开枪，但并不会造成伤害。然而我们曝光的后果相当严重。穆代赖季车站有两百名守军，海狄亚车站则有一千一百名，我们要撤退时必须经过海狄亚车站所在的哈姆德河谷。他们的骑兵或许会倾巢而出，截断我们的退路。朱罕纳族人有健步如飞的骆驼，所以安全无虞。不过机枪是由德军处掳来的马克辛机枪，骡子驮起来极为吃力。机枪手全是徒步或骑骡子，时速最高也不过六英里，再加上他们只有一部机枪，战斗力也不高。待我们紧急协商后，决定带他们绕过山区，再派十五名朱罕纳族人送他们前往艾斯河谷。

        如此一来我们的机动性就高了，达希勒—阿拉、沙尔坦、穆罕默德，还有我，伙同其他队员再到铁轨旁探视。此时火伞高张，热风不断由南方朝我们扑来。我们在几棵大树下遮阴，并烘焙面包吃午餐，可以监视铁轨动静，也可以避开炎阳。随着树枝在风中摇曳，树叶间筛下来的光圈也在我们身边的碎石上来回舞动着，像是灰色的小虫子。我们在树下野餐，令土耳其守军极为光火，他们不断地朝我们开枪或吹号角直到入夜，我们则轮班睡觉。

        到傍晚五点他们静了下来，于是我们跨上骆驼穿越空旷的山谷朝铁轨出发。穆代赖季那边再度枪声大作，海狄亚那端也号角喧天。满地凌乱足迹的障眼法，这时使我们自己也找不出埋设地雷的地点了。所以我们到达铁轨旁后，让骆驼跪下，由达希勒—阿拉充当祭司，在铁轨间举行晚祷。那或许是朱罕纳族人几年来首次祈祷，我则是破天荒第一遭，不过由远处看来还算是有模有样，所以土耳其人也不再对我们胡乱放枪。这是我在阿拉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穆斯林的身份祈祷。

        晚祷后，天色仍太明亮，无法掩饰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们围坐在堤防边抽烟，直到夜幕低垂，然后我打算独自去将地雷挖出来，了解一下为何没引爆，以供下次参考。然而，朱罕纳族人和我一样满心好奇，他们簇拥而来，跟着我一起沿铁轨搜寻。他们的围观令我心惊肉跳，因为我花了一小时才找出埋设位置。要将加兰设计的地雷安置好已够令人提心吊胆了，如今居然还得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沿铁轨来回摸索上百码，将埋在路基碎石下的引爆器找出来，简直是在玩命。与引爆器连接的两个地雷足以将我们炸飞到七十码外，我每一刻都想象着地雷突然引爆，不止我一人，整支队伍都因此血肉横飞。土耳其人如果知道我们敢这么玩命，必定大惊失色！

        最后我总算找到了，以手触碰后发现，引爆器往下陷了十六分之一英寸，或许是我安置不当，也可能是雨后地面松软造成的。我将引爆器调整好再埋回原位。然后，为了使敌军误判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开始在埋地雷处的北边执行爆破工作。我们发现一座小拱桥，并将它炸得支离破碎。然后回到铁轨，截断约两百码的轨道。当队员在安置炸药时，我叫穆罕默德爬上一根摇摇欲坠的电线杆。我要他切断电报线，然后紧拉着电报线，将电线杆也扯倒。我们动作很快，因为担心土耳其人会追过来。待爆破工作完成后，我们像野兔般矫捷地跑回骆驼处，飞身跨上鞍座，头也不回地沿着风声飒飒的山谷疾驰，再度回到哈姆德河谷的平原中。

        我们已脱离险境，老达希勒—阿拉对我们的爆破乐不可支，无法平静下来。我们到达平坦的沙地时，他鞭策他的骆驼撒腿狂奔，我们也跟着他在朦胧的月色下疯狂地奔驰。一路畅行无阻，我们连赶三小时的路都没勒过缰绳，直到赶上机枪队，他们正在路旁扎营过夜。那些队员听到我们在暗夜中传来的吆喝声，以为是敌军来袭，于是架起那挺马克辛重机枪朝我们扫射，不过在打完一排子弹后卡弹。他们也只是麦加征募来的裁缝师，无法排除故障。所以没有人受伤，我们也装模作样地笑闹着将他们俘虏。

        第二天早上，我们赖床睡了个饱觉，然后在艾斯河谷的第一处水井鲁比安吃早餐。随后我们抽烟聊天，正准备去牵骆驼时，突然听到远方铁轨处传来强烈的爆炸声。我们猜不透是地雷被发现而引爆，还是如我们所愿炸毁了火车。我们派两名斥候前去侦察，然后慢慢上路：一来是等两名斥候，二来因为两天前的豪雨已使艾斯河谷泛滥成灾，河床上到处都是浅水池，满地烂泥。阳光的热度使泥地变成强力胶一般，我们的骆驼举步维艰，走得跌跌撞撞，极为狼狈，模样令人发噱。这种外貌庄严的动物很少有如此走样的表现。我们不断地开怀畅笑，使它们似乎更为懊恼了。

        雨过天晴，也不用赶路，再加上期待着斥候的汇报，使我们心情开朗，大伙儿其乐融融，闲话家常。不过我们经过一晚的劳累，全身僵硬，再加上食物充裕，所以决定提前打尖，在阿布马克哈过夜。日渐西沉时，我们在谷中选了一处地势高而干燥的位置扎营。我先骑上去，当回头看着身后的其他队员时，笼罩在落日余晖中的他们像极了一尊尊骑在骆驼上的铜像，他们的体内宛如燃烧着熊熊烈焰。

        在面包烘好前，斥候便已回来，他们说在黎明时土耳其忙着处理我们先前爆破的善后，稍后一列火车由海狄亚驶过来，前后车轮都被我们埋设的地雷炸毁了。我们总算如愿以偿，于是在春光明媚的隔天清晨，全队高歌着赶回阿卜杜拉营地。我们已证实埋设妥当的地雷可以自动引爆，也证明埋设妥当的地雷会使埋设的人也找不到。这些都是重点，因为纽科姆、加兰、霍恩比等人如今都在沿着铁路大肆破坏，而地雷是截至目前使土耳其的火车损失惨重、寸步难行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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