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看到“哈丁吉号”已在顺利卸货，于是上岸找酋长优素福，发现他正协助比舍的警察、惊慌失措的村民以及一群茂路德的手下，在大街的尽头堆筑路障。他告诉我，五十头没有缰绳与鞍座的野骡当天早上由一艘船上放出来，逃窜入市集，目前已被围堵在该处，仍在横冲直撞，他们正在等货主茂路德前来替它们配鞍座，处理善后。这是骑骡步兵队的第二批骡，所幸我们在延布时已预备了些缰绳与马勒，随着“哈丁吉号”载运过来，足够供它们使用。到中午时，商家已再度开门营业，我们也赔偿了所造成的损失。

        我前往费萨尔的营地，营中正忙得不可开交。有些部落领了一个月的薪饷；每个部落都可领取八天的粮食；帐篷与笨重的行李都已打包妥当，进军的最后准备已经完成。我坐着听那些干部的交谈：贝都因的谢里夫法伊兹·古赛因曾任土耳其官员，以及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文献记录员，如今担任费萨尔的秘书；大马士革的地主奈西布·贝克里曾是费萨尔在叙利亚时的东道主，如今被他的国家判死刑后驱逐出境；奈西布的弟弟沙米是法学院毕业生，如今担任费萨尔的助理军需官；助理秘书沙菲克·艾尔之前是记者，瘦小苍白，行动鬼鬼祟祟，老是在窃窃私语，精忠爱国，但在生活上脾气很别扭，所以是个很惹人厌的同事。

        营中的军医哈桑·谢拉夫出钱出力响应阿拉伯起义，是个志洁高尚的君子。他刚才发现他的药瓶子撞碎了，散落的药丸在他的药箱底层乱成一团，令他气急败坏。沙菲克谴责他道：“你以为起义是度假吗？”他们两个都脸色苍白，一个是平常就如此，另一个是急得脸色发白，我们看了不禁莞尔。在困境中，稀松平常的小趣味远胜于伶牙俐齿的机智。

        傍晚时分，我们与费萨尔讨论即将展开的进军行动。去第一站塞姆纳的路程很短，当地有棕榈树林与水量充沛的水井。之后有多条路可以走，要等我们的侦察队回来报告何处蓄雨水的池塘数量较多再做决定。若走海岸线这条笔直的道路，到达下一座水井前要走上六十英里。我们步兵多，这路程太远。

        瓦黑地井的大军多达五千一百名骆驼兵与五千三百名步兵，有四尊克虏伯炮及十挺机枪，另有三百八十只驮行李用的骆驼。每件事都已极力撙节，远低于土耳其的标准。我们预定的出发时刻是一月十八日中午过后，费萨尔在午餐前已准时地将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是快乐的一群人：费萨尔本人该办的都已办妥，无事一身轻，阿卜杜勒·克里姆一向嬉皮笑脸，还有贾巴尔谢里夫、奈西布、沙米、沙菲克、哈桑·谢拉夫，以及我。午餐后，帐篷便拆掉了。我们走向骆驼，它们跪伏着围成一个半圆，佩妥鞍座并驮上日用品，每峰骆驼跪伏着的脚前各站着一个奴隶，正用力按压住它们。站在侍卫队长伊本·达希勒身旁等着的定音鼓手，将鼓敲了七八回，全场肃静。我们望着费萨尔。他正在向阿卜杜勒·克里姆作最后的叮嘱，这时他从地毯上起身，将缰绳接过来，膝盖靠在骆驼身侧，大声说道：“愿真主与你们同在。”他的奴隶将骆驼放开，让它站起来，这时费萨尔也伸腿跨到它背上，将长袍与斗篷的裾摆塞在臀下，端坐于鞍座中。

        费萨尔的骆驼出发后，我们也各自跃上骆驼，整群骆驼同时站起来，有些还嘶鸣不已，但大部分训练有素的母骆驼都默不作声。只有较年幼的骆驼，公的或没教养的，才会在路上撒野。自视甚高的贝都因人不愿骑这种骆驼，因为它发出的噪音在夜里或突袭时或许会暴露行踪。骆驼刚迈开步伐的几步都走得踉跄突然，骑士必须迅速用腿夹住鞍座前头的弓起部分，并挽住缰绳，以控制步伐。然后我们看看费萨尔目前的位置，再将骆驼的头掉转至那个方向，接着将脚贴在它们肩头，往前走到费萨尔身旁。伊本·达希勒跟上来，他望了望地形与行军方向一眼后，向亚格利人下达简洁的命令，要他们排成侧翼，分列于我们左右两侧两三百码处，骆驼则排成一列，以不互相碰撞为原则，一头紧跟着一头。移防行动干脆利落地完成。

        这些亚格利人是散居在安内札、波雷达、拉斯等地的内志都市人，他们签约入伍，担任骆驼部队的正规军，役期数年。他们都很年轻，十六到二十五岁不等，人都不错，眼睛很大，相当开朗，受过一点教育，信奉天主教，领悟力强，是路上的好同伴。他们之中很少见到胖子。这些少年即使在休息时（大部分东方人的面孔在此时都毫无生机）仍满脸聪慧俊俏。他们说得一口优雅的阿拉伯语，彬彬有礼，生活习性较奢华。他们在都市中长大，乖顺明理，不需要别人再三叮咛便懂得照顾自己及服侍主人。他们的父亲是骆驼贩子，从小就接触这一行，结果也变得像贝都因人一样四处游牧。颓废柔弱的本性使他们很顺从，对东方人习惯用来维持纪律的体罚也很能忍受。基本上他们都谦卑恭敬，然而也有军人的天性，若指挥得宜，他们也一样智勇双全。

        他们如今已不再是部落民族，因此没有世仇，可以在沙漠中畅行无阻，在内陆自由贸易经商。在沙漠中做生意利润微薄，但已足以吸引他们投入，因为他们家居的环境也不怎么舒适。狂热的极端分子在安逸而文明的卡锡姆市实行严格的戒律。在卡锡姆市内，很少用咖啡待客，经常祈祷与斋戒，不准抽烟，不得与女人打情骂俏，不准穿丝质衣服，不得系金银质的头巾或饰品。一切生活作息都极度虔诚，极度严谨。

        此种苦行僧的信仰每隔一个多世纪便会在阿拉伯半岛中部周而复始地出现，已成为自然现象。这些信徒发现他们邻人的信仰中充斥着世俗的浮华，依他们的宣教者狂热的标准来看太不虔诚。他们曾一次又一次窜起，掌握那些部落民族的精神与躯体，然后在对抗都市中的闪族人、商人、好色的凡夫俗子时铩羽而归。这种新教派掌握大权，然后衰退消逝，像潮起潮落或季节的变换，每次运动都因矫枉过正而种下夭折的潜因。无疑地，他们必须如自然现象（太阳、月亮、风）般周而复始地出现，在广袤的旷野中逞威，将他们的教义灌输在无忧无虑的沙漠居民的脑中。

        然而，这个下午亚格利人脑中想的不是真主，而是我们，在伊本·达希勒将他们分成左右两列时，他们急忙列队排好。鼓声咚咚响起，右列一位诗人高亢地吟出一首诗，对费萨尔歌功颂德。右列部队仔细聆听后，也附和着他，带着自豪、满足、炫耀的神情，连续吟唱了一次、两次、三次。然而，他们正要再唱第四次时，左列部队中的诗人也不甘示弱地即兴创作，以相同的音步，相对应的韵脚，同样地歌颂费萨尔。左列部队得意洋洋地欢声雷动，鼓声也再度咚咚响起，掌旗官挥舞着大旗，全体卫队，左列、右列及中列，意气风发地同声合唱：

        我已失去英国，我已失去高卢，

        我已失去罗马，还有，最惨的是

        只不过他们失去的其实是内志，以及马阿布达的妇女，他们的未来就在由吉达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路上。不过这是首好歌，骆驼也很喜欢它的节奏。它们将头压低，脖子往前伸，若有所思地在歌声中迤逦前行。

        今天的路对骆驼而言很好走，因为是坚实的沙质坡，长而缓的波浪形沙丘，丘顶寸草不生，只在丘底凹处长了些灌木，低洼处有几株干枯的棕榈树。再往前是一片宽阔的平地，有两个人骑着马缓缓由左方前来迎接费萨尔。我认得第一个人，是朱罕纳族的埃米尔，卑鄙短视的老穆罕默德·阿里·巴达维；第二个人看起来很陌生。他靠近后，我看出他穿着卡其制服，外头披着斗篷，系着丝质头巾，头巾已歪曲变形。他将头抬起来，我才看出是脸部已晒得通红脱皮的纽科姆，他眯着眼，抿着嘴，带着一丝笑意。他今天早晨刚到达乌姆莱季，听说我们才刚出发，便跨上优素福最快的马，马不停蹄地追上来。

        我将我的备用骆驼给纽科姆骑，并引见费萨尔，两人一见如故，不久便热烈地讨论起来。纽科姆很快就进入状况，加上天气爽朗，整个部队其乐融融，使得行军的士气高昂，也使我们对未来充满期盼。

        我们通过哥瓦细亚——遍地杂乱无章的棕榈树园，然后轻松地穿越一片熔岩，它崎岖不平的表层已被细沙覆盖，沙层厚度刚好可使地面平坦，而又不会深得太软。熔岩的最高处露在沙层外。一小时后，我们不经意地到达一座山头，下坡路像是一道沙坡，极为陡峭，几乎可以称为沙崖，山下是一座广阔的壮丽山谷，遍地小圆石。这里是塞姆纳，我们经过种满棕榈树的梯田，走下这道陡坡。

        我们一路迎风走来，所以到山谷风吹不到的地方便觉得暖和起来。这是我们的水源地，我们要在此歇息，直到侦察队来汇报前面何处有蓄雨池。这是首席向导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建议。我们穿越四百码宽的山谷，往另一头的山坡前进，直到已达可以避开洪水的高度，费萨尔才轻轻拍着骆驼的颈部，让它跪坐在砂砾地上。赫吉里斯替我们铺上地毯，我们和其他谢里夫坐着闲聊，等着喝热咖啡。

        我觉得费萨尔的排场远不如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库尔德领袖易卜拉欣帕夏。易卜拉欣行军时，族中的妇女在天亮前便得起身，蹑手蹑脚地爬上帐篷顶端，将帐篷布拆掉，男人则拆帐篷架并加以打包后驮在骆驼背上。他们先出发，所以易卜拉欣醒来时，是独自躺在露天的睡毯上，前一天晚上他躺的地方仍是他那宫廷式帐篷最豪华的寝宫。

        易卜拉欣优哉地起床，在地毯上喝咖啡。随后马匹牵过来，他们再骑马到下一个扎营地。在路上如果口渴了，他会朝仆人弹一下手指头，负责侍候咖啡的仆人便立刻端着咖啡壶骑到他身旁，仆人的马鞍上还架着铜制的火炉以供加热，如此可以边喝咖啡边马不停蹄地赶路。到了日落时分，他们便可以找到已架好的帐篷，妇女们列队等着他，就跟前一天一模一样。

        今天天色阴暗，与几天来的阳光普照相较显得有点奇特。纽科姆和我聊着我的希望及他的期盼，我们也不时俯身探视地面，想知道影子哪里去了。我们的愿望如出一辙，所以乐得轻松，有闲情逸致欣赏塞姆纳的乡林野趣，以及荆棘树丛间悉心照料过的棕榈树园。几座以芦苇和棕榈叶搭盖的小茅屋散布在谷中，供树园主人及其家人在施肥和收成期间歇息。水井就在地势最低洼的谷底河床中，据说此地的水质甘甜，沁人心扉，可惜水量太小，花了一个晚上才让所有骆驼都喝到水。

        费萨尔由塞姆纳写信给比黎族、豪威塔特族、班尼阿提耶族的族长，表示他与他的部队即将进军沃季，并要他们待命。穆罕默德·阿里极为振奋，因为我们的士兵几乎都是他的族人，所以在编队及分派明天的路线时，他厥功甚伟。我们的水源侦察队已经回来，他们报告在滨海路线上有两处浅池塘。我们反复问了他们许久后，决定派四支分队走这条路，其他五支分队走山路，如此我们可望既快又安全地到达阿布杰雷贝特。

        至于详细路线则很难决定，因为我们的向导——穆萨地区的朱罕纳族人——缺乏时间概念，他们似没有比半天还短的时间单位，或是由一站到下一站的距离单位，而到下一站所花的时间由六小时到十六小时都有可能，视个人与骆驼的意志力而定。我们各单位之间的联络，屡屡因为没有人能读或写而窒碍难行。延误、混乱、饥饿、口渴，致使这次远征元气大伤。如果我们有充分的时间预先审视路线，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牲畜曾有将近三天时间没东西吃的记录，人员也空着肚子，以半加仑水撑了五十英里路。不过，这并没有使他们士气消沉，进入沃季时，他们仍欢天喜地唱着歌，装出要冲锋的模样。但费萨尔说，如果再这么又热又渴地走上一天，他们将难以支撑下去。

        待一切处理妥当，纽科姆与我睡在费萨尔专门借给我们的帐篷中。由于行李辎重很难运送，而且对部队而言极为重要，因此我们与其他官兵一样，非绝对必要的东西完全不带，对此我们也颇为自豪。我也从来不曾自己拥有过一座帐篷。我们将这座帐篷架在小丘上的断崖旁，断崖不比帐篷宽多少，所以将帐篷门帘一掀开，底下就是往下的山坡。年轻的巴达维族谢里夫阿卜杜勒·克里姆到帐篷来找我们，他用头巾和斗篷将全身裹得紧紧的，只让眼睛露出来，因为当天傍晚寒意袭人，有山雨欲来的迹象。他来向我要一头有鞍座与缰绳的骡子。茂路德那支穿马裤打绑腿的劲旅，以及乌姆莱季市集中的良种骡子使他也跃跃欲试。

        我看阿卜杜勒·克里姆迫不及待的模样，故意逗他，暂时没答应，不过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我们顺利到达沃季，他可以再来找我要。他对这种安排也觉得很满意。我们急着想睡觉，最后他总算起身告辞，不过，他不经意地瞄了一眼山谷，看到散布谷中的营火随风摇曳。他叫我出去看，用手挥过营地，略带感伤地说：“我们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而是一个民族。”

        阿卜杜勒·克里姆语气中同时带着一丝自豪，因为进军沃季是他们最大的成就。这是他们有记忆以来，部落民族的男子汉首度带着枪械食物跋涉两百英里，离开自己的地盘进入别人的领土，不是为了掠劫财物，也不是为了报血海世仇。阿卜杜勒·克里姆很欣慰他的族人能展现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但也有点遗憾。因为对他而言，人生的乐趣在于一峰健步如飞的骆驼、精良的武器，以及神出鬼没地掠取邻人的牲口。随着费萨尔的企图心逐渐获得满足，克里姆也因身负重任而无福享受这些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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