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跟此前的土地改革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卷入人口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时代的其他运动，即使如“文革”，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投入，而合作化则不同，凡是农民，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几乎人人有份。可以说，这个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几千年形成的生活方式。同时，1950年代根本改变中国的三大改造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实际上都是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运动拉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合作化运动改变了整个中国也不过分。

        这样一场掀动全国的政治运动，其最初的起因，却仅仅源于一个偶然事件，即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标志着新中国工业化规划正式启动，而恰好这年夏天夏粮欠收，城市粮食供应出了一点小的麻烦。以此为契机，中央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统一征购和统一销售）。在此之前，尽管农业合作化已经列入中央的计划，为此成立了农村工作部，但在1952年，全国入初级社的农户才占全国总农户数的0.1%，实在算不了什么。显然，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从事过工业化的党的领导人来说，对“一五”计划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高度的重视往往导致过分的紧张，因此在粮食和农产品供应问题上，采取了过分的反应。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从手艺人到工匠；从商人、经纪人到三姑六婆之类的媒婆、巫婆神汉，以及医生和教师。他们包办了农村的各种事务，可以满足农民在生活上的各种需求。但是这些人的职业，又都是半个，也就是说，教书先生也罢，巫婆神汉也罢，他们同时也是农民，离不开自家的田地。一个市场上的牙子，在交易的时候他是经纪人，但交易结束了，他又成了农民。市场上经销、运销粮食和农产品的商人，实际上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其本业也是农民。这种“半职业”的特点，使得政府想要彻底摧毁农村的市场网络，变得十分困难。这些人在风声紧的时候，就偃旗息鼓，变成了农民，一有机会就又冒了出来。所以，农村的市场网络，至少在统购统销推行之时，依然盘根错节，根深叶茂。

        农村市场网络的根，植在小农个体经济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证明的那样，中国的农村，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大多数地区商品化程度已经很高了，绝大多数的农产品都是为了出售才生产的。施坚雅（G.illiam Skinner）的研究表明，现代城市和交通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市场网络，也具有了某种现代性，集镇的贸易量增加，每周的“市场时数”的增加，坐商与行商的比例增加，以及经济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只有商人现代化了，事实上，农民也是这个市场的主导者，他们也在跟着进步。中国的小农非常类似美国的农场主，只是经营规模要小一点而已，这些小农场主，已经习惯了跟市场的连接，无论是参与市场贩运的“半农民”，还是单纯出售农产品的“全农民”，市场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出售或者倒卖农产品，是农民的基本谋生途径，只要农产品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就要通过市场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实现家庭的财富增值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统一征购，实际上是断了农民的生计，势必会引起农民越来越激烈的反抗。事实上，下决心推行这一政策的人知道，这样严重损害农民的举措，必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乃至反抗。事实上，统购统销的推行，阻力相当大。据当时新华社的内参反映，相当多的地方都出现了农民因此而自杀的现象。由于农民普遍而强烈的抵触情绪，所有的开会、宣传、鼓动，党团员带头，以及分化瓦解，孤立部分等等动员方式，都不太灵光。大多数地方，为完成任务，只能依靠派民兵挨家挨户去搜，一搜就连种子口粮都搜走了。为了防止农民饿死，又必须返销，返销的粮食注定比征购的价钱高。这样一来，农民的不满情绪就更大，阻力也就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来抵抗征购。

        解决之道有两条，一是放弃统一征购政策，回归市场。一条是釜底抽薪，立即实行农业合作化，而且高层次的合作化，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民，全部生产资料和部分的生活资料归公，将农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同时将农民的生产生活集体化、军事化。换言之，就是让农民手里不再有属于自己的剩余产品，这样交易也就无法进行了，市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显然，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走第一条路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正因为如此，1953年之前十分谨慎的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在统购统销推行之后，猛然之间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进行。在两年（对于80%左右的农户而言，仅仅是一年功夫）多的时间里，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的90%以上的农户，被组织进合作社。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是从单干直接跃进到了土地和全部生产资料充公的高级社，根本没有经过所谓的互助组、初级社的过渡。以如此高的速度推行一种涉及千百万农户生活方式改变的“变革”，即使这种变革原本对农民有利，也会在推行中变了味，更何况这种实质上属于剥夺农民的根本改变，与情与理，都是农民根本所不情愿。

        当然，农村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在控制最严的时代，在严刑峻法之下，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黑市交易也没有绝迹。农副产品的市场，更是以顽强的生命力，为自己争得了合法和半合法的地位。但是，合作化之后的农民，毕竟已经变成了“国家农民”，而且是剩余和自由几乎都没有的“国家农民”。保障城市供给和工业化建设的农产品统一征购，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了问题。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导致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使得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被窒息，仅仅依赖农业的微薄剩余，显然不足以支撑工业化，只是农民却因此被限制在半饥饿的状态。不过，在政社合一高度组织化的农村结构里，极度有限的剩余资源，只能掌握在政府手里，农民中只有沾“组织”边的人，才会获得好处，农村干部，自然会牢牢地依附在“组织”上，合作化前那种动员力消退的担忧，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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