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球化，但不要全盘西化——刘伟
人民币封闭起来，就能屏蔽掉风险吗？为避免经济下滑，当局可能寄望调整汇率政策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放慢升值步伐。如今已经出现人民币从升值转向贬值的趋势。这样一来，中国应该如何从根本上调整汇率政策？
刘伟：这就是汇率机制的问题。国内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这次避开金融危机的正面冲击，包括上世纪90年代末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货币不是自由货币，中国的金融体系开放得还不够，基本上是封闭起来的，所以屏蔽掉了风险。为什么没受到正面冲击呢？因为你落后。不妨打一个比喻：乙看到甲游泳时不小心呛水，就为自己不会游泳而窃喜。不能把自身缺陷和不足作为优势总结。那么，经过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调整，大家要看到，中国的方向是国际化和市场化，人民币也一定要国际化。
而且，伴随着国力的提高，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肯定是一种进步的、文明的方向。这场危机告诉我们，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的速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要盲目地货币自由化，但又不能由此反对或阻碍人民币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方向。难道更加封闭就好吗？中国的货币政策一如心脏需要供血，但血管这儿被堵塞。通过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考验，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还有哪些不足？在危机到来时，我们使用金融工具时都出现了哪些问题？怎样改进？刘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肯定有问题，各个国家的货币问题都在通过这次危机进行自我检讨。有人认为货币政策根本就没有用，甚至认为危机是货币政策惹的祸，然后让财政政策来买单。但在中国，说句老实话，不是货币政策不够松，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问题。整个社会制度，使得整个货币的扩张传递不出去，实现不了，这个是很要紧的问题。
比如心脏需要供血，但是血管这儿被堵塞。这恐怕是将来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这次危机验证了中国过分的外需依赖，不过这个判断我不是很同意。什么叫过度？你有没有一个准确的度？中国要是真正进入西方的一体化，弄不好自己要承受更大的灾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要反对的是一体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和发达国家一体化？我们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和西方的基督文明怎么一体化？我们是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社会、法律、行政制度，你和西方的制度怎么一体化？所以一般我们不要撇开国情和国际的现实，去盲目地简单讲一体化，像历史上东欧的一体化实践都证明是失败的。但是要知道，不能由此而反对全球化。全球化一定是一种趋势，是遏制不住的历史潮流。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一定是全球当中的一部分，中国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一定是全球化的一个内容。上述几个问题，都是对中国体制影响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有四项理由主张地方发债——魏加宁
减税比增加支出更有意义和效率。当前经济形势之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减税呼声很高。对此您认为有没有较好的改革举措，纾解作为市场经济细胞的企业、乃至于整个社会群体的眼下之困局？
魏加宁：这个问题其实是财税改革，即增值税转型。它一方面可以起到减税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企业设备更新。现在中央正在做，估计要减税1200亿元，对此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目前这种经济环境下，减税是一个首选的政策，它比增加支出更有意义和效率。这是学者们的共识。除此之外，个人所得税能不能以家庭为单位出现。其实国外就是这样的政策，这有两方面好处：一可以减税，有抚养人口就可以减少税收，减轻家庭负担；二可以减轻就业压力，夫妻没有必要两个人都去工作，妻子可以在家照顾家庭。因为减税的时候把抚养人口的部分剔除了，然后家庭赋税的压力大大减小。另外需要理顺资源价格，包括征收燃油税。像燃油税问题已经争论了14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推出，就是因为油价在不断地上涨，担心消费者承受不起；现在油价降下来，推出正是时机。
燃油税也可以说是费改税，可能把养路费、过桥费并到里面，这样的好处是鼓励买车，但不鼓励用车。以前只要买，车开不开都要缴费，现在是不开就不用缴费，趋于合理。要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来推动地方财政制度改革。我有四项理由主张地方发债。理由一，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是地方政府在落实，而用于建设的资金往往来源于上代人或上几代人，基建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数年建成之后，往往是下代人甚至下几代人去享受，这样就存在一种代际之间的不公平。所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就可以解决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后人享用应该由后人去还债。理由二，即使中央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依然拥有各种形式的隐形债务。这个隐形债务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计算，风险无法控制，无法管理。它和地下金融是同样道理，所以我主张“暗翻明”……第三个理由，就是它比银行贷款要有很多好处。现在基建项目都是靠银行贷款，最近实施的“4万亿”投资，地方政府肯定会找上银行，理由就是银行必须贷款支持地方建设。中央有精神指明就是拉动内需，而银行只能放贷，没有挡箭牌。
所以，地方用钱就不用担心效益好坏，而银行的风险就加大了。如果发债，可以有四个约束环节：首先，地方发债必须要经过当地人大审批，各国都是如此。其次，中央政府把关，可以把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先行挡下。第三，就是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第四，约束机制是投资者，包括商业银行，可以自主决策，有利可图就买，认为风险过大就可以不买。这种约束是市场化的，投资者拥有完全的主动权。这种债券是全国互通性的，没有限制。但一般当地老百姓更了解当地的状况。比如，北京修地铁，北京的老百姓容易知道效益如何，当地的媒体对项目更清楚。如果搞成形象工程之类的项目，当地的百姓肯定不会买单。所以，地方发债对项目的约束更强，比银行贷款的风险更小一些。第四个理由，就是地方发债比国债项目更注意效益。国债项目都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地方报项目的时候，没有效益的项目也要上，毕竟可以拉动当时的GDP。一般都是先把钱要到手再说，项目建成以后实际的效益如何，地方政府不关心，中央部门也不关心。我们在地方调研时发现过这种问题，国债项目建完之后就荒废起来。因此1998年以来的国债项目很值得去考察。
扩大居民消费要靠财政出钱——张卓元
我认为现在一个劲儿地投资也有问题。您怎样看待中央这次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什么把保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张卓元：在经济寒流严重袭击下，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看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实施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保8%左右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所以必要，主要是近几个月经济下滑过猛，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大量工厂关闭或停产，失业人员增加很多。比如，有报道称，中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这不但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出手促进经济增长，核心是促进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扩大内需是必然选择，这几年我国内外需严重失衡，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对外出口依存度（即出口占GDP比重）为18%，而到2007年则上升到38%；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最终消费率降到点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占的比重更降到40%以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经济衰退之中，进口需求锐减，导致我国大批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出口萎缩，甚至处于停产状态。所以，要抑制经济的严重下滑，就必须扩大内需，改变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的局面。实际上，2008年底，中央政府已经紧急启动扩大内需的政策。2008年11月国务院提出“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各省市又提出了本地区的投资刺激计划，加起来总达235万亿元。与此同时，长期建设国债拟发行数一再加码，2009年一年发行数额就将远远大于1998～2000年三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的3600亿元。上述投资计划将逐步落实，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只要国际金融危机不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恶化，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的情况下，保增长问题不大。估计2009年下半年经济很有可能在密集的投资带动下转暖。
我认为现在一个劲儿地投资也有问题，特别是到了地方，过去被否了的项目又重新上马，影响生态环境，等于用新的产能过剩解决暂时的问题。这是肯定不行的。在国际金融危机继续加深的背景下，这次提出“保8”（即GDP增长8%），究竟能不能做到？我个人认为要“保8”并不太难，难的是后面的几个配套，比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节能减排、改善民生等。又好又快是扩大消费需求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着力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而不要把提高中产者的收入水平放在第一位。这对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也有好处。所以，在怎么样扩大消费方面，要更多地想办法扩大需求，而且要更具体一点。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我们国家长期投资增速过快，扩内需应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十七大报告说：“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但是实际做起来很难。这主要是因为，扩内需促增长短期见效要靠扩大投资需求，而靠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调整结构和长期的持续增长，但不易短期见效。目前政府部门的主要倾向还是着力扩大投资需求，投资于产业链条长的工业项目。只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主要扩大消费需求。有人说，中国这几年消费增长已经不慢了，很难大步加快。的确，靠常规的办法，消费增长难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难以大幅度提高。所以，如果要较大幅度提高消费，特别是居民的消费比重，就要另有大的动作，要靠财政拿钱，而这会影响投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最难的是调结构。调结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
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且要用慢工夫，急不得，甚至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一定能明显见效。所以，一些政府部门很难选择它作为工作着力点。他们优先选择的是保这两年经济增速不要掉到8%以下，哪怕要上一些“两高一资”项目也在所不惜，尽可能把矛盾往后推移。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要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能降耗减排，这是一个硬功夫，没有四五年以上努力难有大的成效。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使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这包括，不再用GDP增速作为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理顺要素和资源的价格、提高市场开放度、开征环保税、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型等，这些，有的同短期保增长会有一定的矛盾，因而不容易出台。这次燃油税出台也说明改革之难。如果不是国际市场油价下跌2/3多，叫喊了多年的燃油税是无法出台的。现在出台的燃油税税负似乎也太低，对节能的作用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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