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滞胀——刘伟
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已成为共识。2009年中国经济已陷入低谷，在此情况下，民营经济也出现了很大问题。我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
刘伟：2009年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之年，中国政府针对这次危机也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9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率是79%，这样就止住了15个月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跌的趋势。回顾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6%，相比2007年的13%跌幅达2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是101%；第三季度是9%；第四季度是68%，跌破了7%，这是非常少见的！接下来到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是61%，更低。由此，中国经济15个月是直线下降。而2009年的第二季度拉升到了79%，从数据看止住了下跌的趋势。这与中央一揽子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全球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付此次危机的举措，有直接的关系。
可以做一个近期和中期的判断，近期就是2009年，中期就是未来两到三年。其中2009年可能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从数据看是这样：经济增长是“保8”，但2008年是9%；失业率2009年是力争控制在45%，但是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2%。另外从2009年的财政看，包括中央和地方，1月到8月份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是负的、放慢的；从企业的利润来看，2009年国资委刚刚公布的国有企业利润普遍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则不只是利润下降的问题，它的现金流都有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都有问题。总之，我们应该从微观的企业情况、政府的各级财政、社会的宏观登记失业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等几个方面来综合研判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激增，从而让经济学界产生了对通胀风险的担忧。我认为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通货膨胀水平来看，2009年很可能处在“通缩”的警戒线之下。因为上半年的物价，不管是PPI还是CPI，工业品和消费品出厂价格，相比去年都是负增长的。
2009年我们实现“温和的通货膨胀”目标问题不大，就是通货膨胀率在5%以下。但是我们2009年有可能掉到通缩警戒线之下（2%），考虑到统计误差，如果物价上涨水平在2%以下，就认定为通缩。所以，2009年有可能是通缩警戒线的临界状态。通缩比通胀更可怕，更难治理。其实，2008年已被证明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困难、最复杂的一年。最开始是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这个论断，当时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2007年经济情况这么好，2008年有困难能难到哪儿去？经过2008年一年时间，印证了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论断是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实属误判。各种矛盾，包括国际的、国内的、宏观的、微观的矛盾，各种失衡，包括结构的、总量的失衡伴随在一起，导致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速度之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没有的。因为2008年初，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通胀。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双防”：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到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局部上涨到全面上涨，核心是防通胀、防过热，控制总需求。
是年7月份，中央调整了这项政策，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致使沿海的出口企业、加工企业停产，导致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这个时候，中央提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制物价水平，这样就把物价从年初的首要的调控目标，降为次要目标。但是，到了年底情况更进一步恶化，中央又调整了宏观政策，叫“一保（保增长）、一扩（扩内需）、一调（调结构）”。保增长和扩内需是短期的任务，调结构是长期的工作。短期就是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而2008年初是紧缩性的调控政策，经过7月份到年末变成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一年之内出现了方向性的逆转，这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2008年矛盾的复杂性、宏观政策变化的速度之快、抉择的难度之大、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和上年相比跌幅之大、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之大、月度经济直线下降的速度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现在来看，2009年比2008年更糟糕，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已成为共识。
尽管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成效，经济增长止跌的势头在第二季度开始有所回暖，但是这种回升总的来说还改变不了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的事实。这是我近期的一个判断。
现阶段中国经济，反衰退还是反滞胀？未来的两三年应该属于危机的哪个阶段？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困难？
刘伟：2010年包括2011年，属于后危机时代中期，也就是“十一五”规划完成期间，我觉得不至于更加困难，但恐怕还是比较困难。2009年短期来看是反失业和反衰退，刚才讲短期内可能有困难，最突出的矛盾和威胁就是失业和衰退问题。政府救市使大量资金注入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岌岌可危。但是，据了解中小企业承担了就业的3/4，国有企业近几年非但不能提高就业率，反而在减少。中小企业作为中国就业的生力军，它们要是出现了问题，就业保障失衡在所难免。短期内的主要威胁不会是通货膨胀。毕竟，这次救市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在2009年还显示不出明显的通胀表现。虽然下去很多货币，但由于货币本身有时间的滞后性，一般情况是长则两年，短则半年。
在西方，一般是6到8个月，我们国家大概是7到24个月，所以2009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使得贷款大概已经超过8万亿元。总之，我们实施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财政赤字就已经9000多亿元了啊，已经接近了警戒线了嘛，通常财政赤字3%，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1万亿。这样下去，就会形成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实质上是“两个车轮”在赛跑，同一个举措形成“两个车轮”。这一轮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方面会拉动需求扩张、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它也会推动各种成本的提高、带动通货膨胀。需求扩张的同时，它既有拉动增长的功效，也有推动通胀的作用。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形成通货膨胀之前，中国经过经济增长的拉动，让失业问题能够得到短期缓解，使反衰退、抗危机取得一定的成果；等过了一两年，当通胀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腾出手来集中治理通胀。所以，现在为了缓解失业率，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未来的通胀压力。关于中期，未来两三年主要任务是反滞胀，因为有可能经济停滞，发展速度没有上来、失业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又通货膨胀。
短期政策实施之后，显示不了通胀，更多地显示拉动增长，但到中期就会表现为需求拉动物价，经过一两年的经济周期，带动了成本的提高，成本又在推动物价。如果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举措，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拉动，那失业率在短期内就不能有效地缓解和降低。过了这个时期之后，通胀就会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也便是，未来两年可能出现经济滞胀，即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样就使得宏观总量政策很难抉择，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要求的宏观调控的方向是相反的。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滞胀。意思是任务要先明确，近期就是反衰退，为此即使加重通胀也值得——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正是如此；中期就是反滞胀，那只是一个和近期衔接的事情。衔接不外乎两条：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尽快地显示出扩张效应，假使对经济增长和反失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那就麻烦了；二是如果取得预期效果，失业率很低，经济增长上去了，过两年有通货膨胀就不再恐惧，届时宁愿牺牲失业率换取通货膨胀的降低也可以。
在经济学上，本来宏观调控就有两个目标：一个反通胀，一个反失业，但是中期很可能出现这两个目标同时有问题，那么宏观总量政策就没法选择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就出现过这种问题。当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时出现，关键是能不能置换得动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当时即是如此，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个选择和替换：如果一个时段内，威胁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失业率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就要先解决通胀。为此所有的目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宁愿降低需求、减少通胀，宁愿让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要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
政策就是要有重点。假如在另外一个时段，中国宏观经济的目标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率，是经济停滞萧条，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要为解决失业让步。到了这种情况，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价是物价要上升，即意味这个时候政策重点的选择是要降低失业率，而不惜提高通货膨胀率。为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可以牺牲次要矛盾，这就是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但也有人认为，为什么到70年代出现问题了呢？特别是当时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此时就出现了滞胀。这种局面实际上意味着，凯恩斯那一套已经失灵了。
中国经济基本面依旧是好的——魏杰
中国经济走向“谨慎乐观”。可否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做一个预期展望？
魏杰：我认为，中国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还是会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现状，普通老百姓的致富欲望还很强，推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动力还在，我们称之为“两化一动力”：致富欲望，加上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致富欲望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支持下就能实现，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要注意能力提升和修养提升，社会一方面要加以爱护，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推动其提高。这样才会引领经济不断向高端发展。在当前全球衰退的背景下，对于未来，主流学者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非常悲观，认为中国还会出大问题，甚至预测明年只增长3%；另一种则对危机麻木不仁，不太重视问题，过度强调希望。我的观点可以说介于二者中间，应该是“谨慎乐观”。我估计，2009年会是艰难的一年，也可能会出现大的改革契机，比如维权事件的增多势必引起高层问责。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年。
乐观地看，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生。2010年的重要任务是什么？中国2010年是不是继续保增长，如果保增长要不要延续2009年的基本政策？如果延续2009年的政策要不要根据2010年的情况做一个调整？
魏杰：现在看来，已逐渐形成共识，中国2010年保增长仍然是重要的任务，而且要继续延续2009年的政策方法，要根据2010年做一些基本的调整。我想按照这个共识对2010年的情况做一个讨论。2010年我们的首要任务肯定是继续保增长。除了近期发生的“迪拜事件”，2010年还会有很多国际事件爆发，对中国的影响还会很大。应该是中国2010年一定还继续把保持增长速度维持在8%左右作为首要任务。既然这样的话，那2009年对策主要是三个。2009年情况怎么样，2010年怎么调整？这是我重点讨论的问题。2009年保增长三个主要的对策：第一个是启动投资。投资由三部分构成，一个就是民生投资。有四大类：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第二个是生产性投资，是对各个产业的投资。
比如对制造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等等。生产性投资主体是企业。第三类投资是资产投资。主要包括资本市场投资和房地产市场。2009年启动三种投资，现在看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启动效果比较明显。
2009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投资这个因素来讲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的效果比较明显。民生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比较大。资产投资11月份开始，房地产资本市场已经远远好于2008年。所以从投资上现在看来，三类投资中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生产性投资远远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和应有的贡献。为什么呢？主要是结构问题。就是结构不合理阻碍了企业投资，现在很多企业进入到生产力过剩阶段，当然不能再投资了。
要从过剩进入短缺这是一个过程，现在结构调整没有获得太多的效果，所以企业没法投资，当然生产投资起不来。因此我估计2010年投资上重要突破点是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为什么结构调整不了？比如说国务院一再强调结构调整，企业也想结构调整，但是就是非常缓慢。
魏杰：主要原因是技术准入。
也就是没有核心技术，所以没法增加投资。现在很多企业想投资，就是投不了，原于没有核心技术。我去东莞、温州调研，许多资本有钱但是没法投资的原因就是没有核心技术。缺乏核心技术的原因使中国的技术创新一直没走向正轨。中国整个技术创新体制并没有形成，因此技术投资没法进行，我们没法进入短缺领域结构就难以调整。比如说美国之所以技术创新非常强大原因就是它有一套非常有效的技术创新体制。美国是一个实业经济的大国，核心就是技术。中国恰恰缺乏这个非常重要的体制，美国讲实业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就是把知识孵化成技术。而我们很多政府到处办开发区。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实业经济国家，现在出口是美元、一个是规则、一个是技术，而中国恰恰缺乏这个。所以重点是技术创新体制的构造问题，而技术创新构造体系问题又是改革的问题，所以有人强调2010年要加速改革。所以我想，关于启动投资问题，2009年三大投资的启动应该是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效果比较好，主要是生产性投资起不来，没有起来的主要原因是结构不合理，结构不合理关键是技术创新体制没起来。
这就是2009年保增长的第一条关于启动投资的分析。2009年保增长的第二个对策就是启动消费。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好，2007年出口对增长贡献是10万亿元人民币，2009年统计少了一半。年初定了启动消费两条，一个是增加收入，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这两条做得非常不好。现在中低收入增长微乎其微，再加上最近关于税收、增收的调整，将有些福利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范畴。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从2009年某种意义上讲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有些单位还微微下调。社会保障制度也没有达到应有的状况。虽然2009年的消费比2008年有增长，但是就我们来看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2009年出口减少5万亿GDP，竟然差不多4万亿是靠投资，消费仅仅占了1万亿。所以，2010年恐怕在投资和消费重点是消费的启动。消费启动的重点是提高人们的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方面应该有重大动作。看一下1998年到1999年收入的波线，显示人民收入猛然上了一个台阶，这对经济增长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
我们要改革目前的国民收入，目前居民个人收入比例占得偏低，国家财政比例收入偏高，重点要调整这个结构。这个结构不调整，个人收入增长很难。所以2010年应该在消费问题上重视对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上多做一些工作才行。比如2009年退税提出了3亿到5亿，农村家电下乡我调研一个是数量太少，再加上做法有问题。老百姓最重要的负担是教育负担，2010年退税应该提高到2000亿，减税个人只减了2200亿，也太少了。我建议2010年减税最少是5000亿。2010年能不能增加个税起征点，如果退税、减税、个税起征点都做的话，消费这块会大幅度提升。2010年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加速调整才行。投资和消费相比，投资2009年贡献比较大，消费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原因就是国民收入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没有达到效果。保增长第三个对策就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从2009年状况来看，我们认为2010年应该收缩货币政策。2009年货币政策过于宽松。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定义是货币增长速度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到6万亿。
2009年新增贷款是10万亿左右，这就不是17%左右，而是30%左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宽松的一次。所以经济增长必须要稳定平衡问题。我自己认为2010年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持续，但是量度必须要约束。应该是2010年CPI增长速度加上GDP增长速度，加上4到5个增长点。2010年GDP是8%左右，CPI是3%左右，加起来是11个点；2010年货币增长15%左右，相当于新增贷款7万亿以上。昨天晚上我和一些企业家通电话谈到这个，他说不行，跟2009年相比少了三分之一的新增贷款，就不可能保证GDP有8%的增长。所以我估计2010年宽松的货币政策量化到什么程度，恐怕还有一个争议的过程。我自己认为应该要寻求一个平衡点。寻找平衡点最后货币政策还是宽松的，只不过用量控制。我自己认为新增贷款一定要控制在7万亿以下，不然可能会有问题，不能延续到2009年。2009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我判断2009年财政政策不是太积极。因为中央政府年底有6万亿国债余额，这相当于借了GDP的20%。按照欧盟国的标准，一个国家借债可以借到本国GDP的60%。
从这个标准来看我们2009年的财政政策显然不够积极。所以2010年财政政策能够再积极一点，就可以把货币政策控制在7万亿以下。最近讨论中有人说，你们的计算方法不对，说现在国债余额不是6万亿，是22万亿，去年是30万GDP，借60%是可以借18万亿，现在已经是22万亿了，所以2010年财政政策不能再积极了。后来经过研究发现欧盟标准好像不太适合中国，因为欧盟是私有制国家，还债靠税收，而我们是公有制国家，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所以根本不用害怕。我们土地资源国有资产至少卖30万亿，认为还可以继续增长财政政策力度，所以主张2010年财政政策再积极一点。这就是2009年保增长三大对策的效果，2010年要延续它，要根据2009年的情况做一个调整。我总结一下主要有三条：第一个调整是投资上。2010年应该重视生产性投资，关键是结构问题，结构背后是技术创新体制的建立。第二个调整是消费上。2010年应该更加重视消费的启动。2009年消费贡献没有达到预想效果。第三个调整是在宏观政策上。从2009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有所收敛的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休整过后有晴空——张卓元
中国经济休整过后有晴空。在经历了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后，2009年GDP增速可能剧降，很多人担心能否保持既定目标。您对经济增速有何看法？
张卓元：总体来看，中国未来经济有良好的前景。首先我们有很高的储蓄率，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中国有广阔的市场，特别是潜在市场，农民、农村的消费水平和收入都还很低；第三，中国有很充沛的劳动力，他们一般有初中以上文化，技术力量增长很快。另外，我们的体制也在不断完善中，不断给经济注入新活力，这也很重要。
但是，未来中国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有些难度，因为还有若干领域改革要攻坚，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分配关系改革。当前中国经济正在下滑，GDP经过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也该适时休整了。我认为休整期间，主要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转变；一是解决几方面经济失衡的问题，比如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出口比例不协调的问题。中国经济本来就该要休整、放缓时，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从2008年开始下滑。在政府出台很多救市政策的情况下，我估计整个经济不会出现负增长，只是增长速度下滑。但一些具体指标会出现负增长，例如出口量、发电量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要“保8”，估计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2010年，GDP恢复到9%左右的正常范围，是可以做到的。
打造金融安全网与社会安全网——魏加宁
危机还会持续多久？眼下这场危机的传导之快、影响范围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从美国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它究竟还会持续多久？
魏加宁：目前，国内外对这次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有三种看法：一是V字形，即一两年之内见底反弹，短期内可以很快复苏；二是U字形，即三到五年的时间，有个调整期；三是L形，即调整时间很长，可能十年或更漫长……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年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曾经一再提醒要注意泡沫经济的危险性，是因为泡沫经济只有破灭之后才能知道有多危险。泡沫是相似的，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日本不尽一致，可能中国的情况比日本更复杂。日本经济泡沫是怎么形成和破灭的呢？80年代中后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后，为抵御因出口受阻而带来的经济衰退，日本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大量资金都流到了资产市场，导致日本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包括高尔夫会员证、文物收藏品的价格，几年间两三倍地往上涨。
到了1989年一般商品价格开始涨上来以后，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一提高利率，股市泡沫也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也破了，所以整个泡沫经济破灭了。后来，日本中央银行前任行长几次来中国都讲这个事情，说根据日本的教训，中央银行不但要关注一般商品价格，也要关注资产价格。我们现在还应当关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的情况。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是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后来还爆发了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还应注意到，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政府都干了些什么呢？就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日本政府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在泡沫经济形成时期，当时日本的中央银行不仅受政府的控制，而且还受大藏省的领导的控制，没有独立性；第二件事是把金融监管从大藏省独立出来，几经周折逐渐过渡到现在的金融厅；第三件事是推动金融机构重组，发展金融控股集团。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停滞了十几年，还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它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的金融安全网虽然不够健全，但是它还是有金融安全网的。金融安全网一般包括三样东西，一个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再有一个是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慎监管职能，还有一个是存款保险制度。日本在出现金融危机以后，一方面加快金融改革，另一方面调整了存款保险制度，结果很快就把金融市场稳定住了。如果没有这些，其金融危机肯定要更深刻得多。再有一个，日本有很强大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是说它的社会安全网非常健全。所以，日本经济停滞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下岗失业，包括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是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社会安全网比较健全。我认为，中国要抓紧时间，把这几个网建立起来，而不是光搞项目投资。否则中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有很大的风险。大多人恐怕还是认为建立安全网不能解决眼前之需，立项更能稳住现状，以保短时不出大问题。搞项目多少资金都舍得，但建立安全网这种看不见的工程就不舍得投钱了，因为它不体现政绩。其实还是舍得不舍得的问题。
现在，回头看看朱镕基总理当年在社保方面所做的改革是高瞻远瞩的，只是后续政策没有继续推进。在政策方面，我们还要有一个反思。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过热，要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过热，冷的时候应当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启动经济。但现在发现一个悖论，热的时候一紧缩货币，首先受到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冷的时候一上项目，往往受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长期这样下去，经济实体会分化，大的国企越来越好，民营中小企业越来越困难。这种悖论的产生，还是由于调控方式有问题。我们紧缩货币的时候是靠贷款规模控制，而不是靠利率，因此首先控制住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如果是用利率手段的话，看起来是一刀切，但是有效益的项目，不管大小企业都可以贷款。关于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升值有两个问题要看到。一个是此次美国及全球经济下滑，是需求没有了，而非价格的问题。不像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需求还在，美国经济正强盛，别国在贬值，我们不贬就出现价格竞争的问题。再一个是中国长期的发展方式要转变，继续靠出口补贴、人民币汇率低估，等于把福利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
所以现在又回头捡起出口政策和汇率政策，用过去的办法来应对危机，这可能是有问题的。有专家讲，与其补贴给出口企业，为什么不补贴给农民呢？农民有了收入就可以扩大内需啊。我们总是提要转变发展方式，但真正到应急的时候，就把它扔到一边了。我认为，金融海啸来的时候，当务之急不是“出海抄底”（收购），也不是内部“挖坑蓄水”（扩大内需），这都来不及了。重要的是“筑防波堤”，筑金融安全网、建立社会安全网，先保住自己的安全才是首要问题。
当前中国处于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的低迷期，尝试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刺激内需，或可保一时的GDP。然而，假如美国经济未来两三年迟迟走不出衰退阴影，那中国经济的支撑点会在哪里？
魏加宁：现在国库还算殷实，一旦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没能产生良好的效应，到时钱也花完了，那会是非常可怕的。因此，不能不提的是垄断部门的改革问题，尤其是铁路的改革问题。“4万亿”很大程度上将投入铁路，问题是铁路体制最落后，政企合一，它带动不了民间资本。所以要依靠改革，带动民间资本，政府就可以投入很少的钱解决很大的问题。
美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真正走出危机——斯蒂格利茨
美国提出“Buy America”，这违背了tO协定。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关注到，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斯蒂格利茨：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2008年11月在华盛顿的20国峰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推行保护主义，但几个月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个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美国提出“Buy America”（买美国货），这违背了tO协定。同时另一个观点就是tO协定，它很少考虑到穷国。它更多的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而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其实比保护主义还要糟糕。各个国家不推行保护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保护主义不要发生，否则这会使经济复苏变得困难。因为在经济学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每个国家都在推出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计划中都是要最大化本国的利益，就势必要推行保护主义。
那这样在刺激计划中带给本国的利益就会被别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所抵消。如果每个国家都只追求自身的利益，那最终的结果便是每个国家都变得更糟。但是不幸的是消除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困难。我们都知道，关税是一种重要的保护主义手段，与此同时补贴也是一种保护主义。在此次各国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补贴的影响要比所有人想象得还要大。现在银行体系、汽车行业等很多行业都存在补贴的现象，而这对经济的复苏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在这次危机后要重新思考全球化的问题，保护主义这些措施完全抵消了经济刺激方案所带来的好处。
世界经济的走向如何？世界经济的发展，以您的观察，究竟会走向何方？
斯蒂格利茨：有一些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全球的贫穷问题、环境问题和全球变暖问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经济的无效率：如何能将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如何保证我们消费的购买力能够转化成社会真正需要的产品。我们应该做的是在下一个十年，减缓全球变暖。在这一方面有足够的需求。
我们将会有足够的激励和机会去将这些需求转化为市场。就这个问题，我对联合国有三个关键的建议：首先，需要一个新的全球信贷机构，而且它的监管应该比现有的机构更好；其次要建立一个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最后要有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这是一个很早就被凯恩斯提出来的问题，而目前的系统运行并不良好，所以现在到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的时候。作为金融危机的肇发地和重灾区，美国的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我认为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以后可能无法施加危机之前它所能产生的影响，原因我认为在于美国的金融行业。美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真正走出危机。那么今后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就会共同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有可能重复这样的故事：从一个泡沫走向另一个泡沫。有人问，美国人现在应该增加消费还是增加储蓄？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在讨论的两难问题。
遇到现在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说收入会下降，从长远来讲我们是肯定需要更多的储蓄，零储蓄率绝对不行。但是，问题是现在储蓄率在上升，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问题。在我讲到美国应该如何恰当地应对经济政策的时候，我提到我们不应该鼓励消费，而是应该鼓励投资。比如说，如果你要减税的话，我们应该提供投资信贷，使大家能够更多地投资。给居民减税并不是非常有效的，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从长远来说，正确的方向是更多地储蓄和更多地投资。关于美国所做出的应对政策，大家认为迄今为止美国做出的反应还是很不够的，那会使危机持续时间更长。大家应该从美国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这不仅仅是在金融领域，而且在公司的法人治理中有更深层的问题，这些银行发展得块头过大，以至于它们不可能不失败。我们还需要货币政策的框架，有很大问题的货币政策框架也造成了这次的危机。大家已经多次讨论过全球化，它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也就意味着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
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些全球性的协议是由一些觉得市场万能的这些人所制定的，因此，这些协议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多次提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也需要全球来应对。我们需要国际组织来行动，有G20，但是全球有192个国家，也就是说172个都不是G20的成员，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受到了影响。联合国有一个专家委员会在研究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我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一个就是钱的分配办法要改变，现在的机制效率太慢了。如果这样改革的话，等到下次危机到来之前都不能够完成这些改革。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配制度，需要一个全球协调机制，也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在这期间我们可以发挥区域倡议的作用，比如说清迈议程。在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自己的经济保持增长。另外，就是它可以为全球均衡地恢复做出贡献，中国可以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和中国自己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希望中国在它自己所属的这个区域以及在全球建立恰当的机制，使得更多的资金能够转向新兴市场方面发挥其作用；并通过G20和联合国来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恢复人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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