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大街在那个灰白的早晨显得格外宁静。从东面海边刮来的风带着淡腥，带着水汽，悄无声息地掠过空旷的街面，在一座座法式德式楼房的空隙间播下了缕缕雾纱。熬过了长夜的街灯依旧亮着，于白乎乎的天光中迸发着可怜的昏黄。雨停了，街面上十分潮湿，坑洼处积了水，亮亮的。偶有三两辆汽车从他和郑少白身边交错驰过，抛下一些即逝的声响和阵阵淡蓝的废气，反倒映衬出那宁静和深邃来。有辆黑颜色的司蒂倍克轧着坑洼中的水，从他们身后冲上来，季伯舜拖着郑少白往路边一闪，用英语骂了声什么。

        脚步一直没停，就是在闪避那辆司蒂倍克和骂人时，脚步也没停。他们踏着湿漉漉的街面，一直向西边的三岔路口走，走得急匆。郑少白显然有些害怕，时不时地回头张望，嘴里还嘀咕着：“季先生，时间还早哩，别这么急么！”

        季伯舜那时已打定主意要到玛丽路75号钱家去，时间对他来说并不早，他对郑少白的嘀咕没理会，也没注意。

        郑少白又说：“季先生，这么急慌，人家会起疑的！眼下清浦城里没准四处都有人家赵督办的探子！”声音很低，耳语似的，可郑少白说完之后，还是回头张望了一下。

        季伯舜那当儿就认定郑少白靠不住，郑少白在威廉大街125号客厅里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脱他的眼睛。在对待郑少白的问题上，郜明的眼力显然是有问题的，想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把郑少白留下来坚持斗争是失策的。这一点无需任何人明说，郑少白在会议上奉献出的一张脸孔就足资证明了。不错，昨日夜间这位工人执委是杀死了一个盯梢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怎么坚定勇敢，不能。为了自身生命的安危而奋起拼斗是一切动物的生存本性，由此而派生出的勇气实际上是一种怯弱到极致的本能的表现。季伯舜觉得和这样一个人一起去旅顺口，委实不是一件使人愉快的事。便强压着内心的鄙夷，对郑少白道：“你别疑神疑鬼的，咱们这一路可长着哩，什么事都可能碰到，我们思想上要有个准备！”

        “是的！是的！”

        “旅顺口我去过，我有个姨妈在那里，郜先生也要去，一路上你听我们的好了！别怕，千万别怕，明白么？”

        “我……我不怕！季先生，要……要是怕，我敢进执委会么！我孤身一人，又无妻儿老小，我……我他妈的怕个毬！昨夜我还……”

        “好！这很好！哦，注意，前面有人，别言语了！”

        季伯舜和郑少白又默默疾走了一阵，来到了三岔路口的街心公园。

        在花园门口，季伯舜停住了脚步，把到钱家去的意图和郑少白说了，要郑少白先去日航码头找老刘，把船票和安忠良为他们准备好的行李取出来。

        郑少白应了。

        季伯舜拍了拍郑少白的肩头，转过身，笔直地穿过街心花园，走到了玛丽路上。

        那是玛丽路的末端，门牌上的号码都很大。季伯舜看到的第一个门牌是钉在一家南货店门楼下的：185号，三个血红的阿拉伯数字紧紧靠在一起，像一团跳动的火焰。那刻儿，时间还早，南货店没开门，路两旁的其他店面也没开门，整个玛丽路也像威廉大街一样，被浸润着潮湿雾气的静寂笼罩着，几乎看不出什么凶险不祥的征兆。路上的人也不多，三三两两的，没有谁多瞧他一眼。

        季伯舜数着门牌，在一团团火焰的诱惑下，在初恋激情的鼓动下，渐渐忘却了刚刚开始的逃亡，忘却了身后那位叫郑少白的劳工兄弟，一步步迈向他梦幻中的温柔之乡，心中一遍遍地描绘着一幅幅关乎爱情的古老画面。

        画面不停地变幻，钱二小姐的面孔越变越清晰了。她时而映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时而映在门楼下那一团团跳动的火焰中。季伯舜痴迷地设计起了最后的吻别，想象着自己如何抚摸她、拥抱她，如何用一个男人强健的臂膀支撑起一个女人梦幻中的世界……

        季伯舜联想了很多，甚至还一厢情愿地认为，为了爱情，钱二小姐会不顾一切跟他走，跟他一起到旅顺口。他呢，自然是不能带她的，他是逃亡避难，不是蜜月旅行，他不能让她为他和他追随的这场革命承担生命的风险。

        他几乎被她的忠诚和自己的高尚感动了。走到玛丽路第一个十字路口时，眼圈竟有些湿，有些红。他停住脚步，在路口这边的一个茶楼前驻足站住，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了擦脸。

        这时，玛丽路上的行人已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123号茶楼门口，不断有些长衫大褂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路口对过的几家早点店、饭铺也开了门，阵阵香味伴着腾腾热气从店堂里不时地飘出，使季伯舜受了诱惑。季伯舜想起了自己空荡荡的肚皮，极想往哪个店铺里一钻，先弄点什么吃吃。可念头刚一出现，就被他强行掐死了，他不能。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爱情比肚皮更重要。

        季伯舜把擦过眼泪的手绢往口袋里一塞，想走过路口，不料，偏在这时，在路口对过的人行道上看见了大兴纱厂工会的赵黑子。

        他看见赵黑子的时候，赵黑子可能并没看见他。

        他站在路口这边迟疑了一下，揣摸着：是和赵黑子打个招呼呢，还是干脆从路口这边绕过去？

        不曾想，就在这迟疑的当儿，赵黑子看见了他，高喊了一声“季先生”，兔子似的窜了过来。窜到路当中时，还差点和一个戴毡帽的中年人撞个满怀。

        季伯舜不得不做出一副很热烈的样子迎了上去。“哦，老赵！老赵大哥！”

        赵黑子拉着季伯舜的手说：“季先生，可见着你了！哎，这几天你都猫哪去了？我叫人四下找，也找不着你！弟兄们都说你不在清浦了，我就不信，我和他们说了，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人家季先生越不会走！这不，叫我说着了吧！”

        季伯舜警觉地四下看了看，声音压得很低：“老赵大哥，找我有事么？”愣了一下，又做出一副很随便的样子，问了句，“哎，今个儿是专来找我的么？”

        赵黑子也压低了声音：“不是！碰巧遇上了。哦，季先生，你听说了吧？上次抓走的十三名工人代表没放回来，昨个狗日的又围厂了，抓走了五个，还打伤了不少人呢。我和刘成柱是钻下水道逃出来的。刘成柱说好今天早晨在这间饭铺和我见面，可没遇上他，却碰见了你，先生，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吧？！”

        季伯舜哭笑不得，只得点头应道：“哦，缘分，是缘分！”

        赵黑子很热情，把季伯舜的手一扯：“走吧，季先生，咱们到饭铺里要碗饺子吃，边吃边等刘成柱，我们要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好好和你叙道、叙道！”

        季伯舜一听就急了，自己马上要撤离清浦了，无论如何也得和钱二小姐见一见面，哪还有时间有心思听他叙道？！便亲热地拍了拍赵黑子的肩头，尽量坦然地说：“我吃过了，你去吃吧！噢，忘了告诉你，我还有急事……”

        赵黑子不识趣，硬缠住季伯舜不放：“那……那我就简单和你叙叙，简单！我们大兴纱厂这边也急呀！兄弟姐妹们快挺不住了，被抓走的人又死活不知，下一步我们不知该咋办呀，哎，来，来，季先生，一起再吃点，等刘成柱一来，咱们把事说完您就走，这还不行么？”

        这怎么能行呢？！开船前的最后一点宝贵时间季伯舜已决定献给钱二小姐了，赵黑子这样干无异于拦路抢劫！季伯舜真恨不得像对付行劫的强盗一样，当胸给赵黑子一拳，把赵黑子放倒在这潮湿的路面上，自己拔腿走人。却不能。不是怕打不过赵黑子，而是怕坏了自己做先生的好名声。况且，大兴纱厂又是他联系的点，他不敷衍一下，是说不过去的。

        季伯舜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也好，也好！”

        二人穿过饭铺堂面，到里屋的炕桌前坐下，刘成柱的叔叔给他们一人下了碗饺子，他们便一边吃，一边谈，谈了没一会儿，刘成柱也来了，也跟着谈。

        这时，季伯舜的脑子很乱，两位劳工兄弟说的什么，他也没听清楚。填饱肚皮以后，他一心只想早点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谈话。他尽量不说话，唯恐多说一句话而引发出他们更多的话来。他还不时地看怀表，以显示自己的确有急事。

        刘成柱比那赵黑子还可恶，偏没完没了地说，一会儿吹嘘自己，一会儿吹嘘赵黑子，似乎不但是大兴纱厂，整个清浦市的总同盟罢工都是他们二位弟兄领导的。他们还为罢工工友拟定了三个斗争方案，要季伯舜予以赞赏。季伯舜言不由衷地把赞赏赐予了他们，他们却恩将仇报，一人扯着他的一只胳膊，要他跟他们到大兴纱厂去：“好，好！季先生，你既支持我们，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如果先生能再到工友们当中露一露面，把支持的话给大家说一说，这阵脚就稳住了！”

        逼到这个份上，季伯舜无可选择了，只得使出了欺骗的手法。

        季伯舜装模作样想了想，两手往炕桌上一按，站了起来：“好！那就跟你们去一下吧！哦，对了，你们看，是不是也找一找安忠良安先生，让他也一起去，你们说得对，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和工友们见一见面。你们先等等，我去买盒烟！”

        未待赵黑子、刘成柱做出任何反应，季伯舜便拔脚出了门，闪进了饭铺后门的小巷子，一去不复返了。

        事后回忆起来，季伯舜不得不承认，这一幕透着卑劣无耻，简直难以想象会是他季伯舜干出来的。他既然是奉命撤走，就应该把撤走的原因告诉这两位不期而遇的工人同志，要他们去找安忠良解决大兴纱厂的遗留问题。他却没讲，他为着那位资产阶级小组，把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工人兄弟骗了，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饶恕的。

        从小巷出来，是玛丽路49号。季伯舜又一路往回走，在威廉大街12号的天主教堂顶楼的大钟敲响七点时，跌跌撞撞冲进了钱家大院。

        梦中情人钱二小姐钱芬芬却不在家。钱家的仆役老吴说，二小姐和老爷刚坐着车子出去，到玛丽路2号英国领事馆去了。

        季伯舜呆了，两手支撑着厅堂里的桌案愣了半天，才讷讷地问：“这么一大早的，他……他们父女到英国领事馆干什么？”

        老吴说：“唉，还不是为工潮的事！听说日本人非要赵督办抓人杀人，赵督办应了，许多参加过罢市，支持过罢工的老爷们都慌了，钱老爷也慌了……”

        “钱老爷就……就带着二小姐躲到英国人那里去了？”

        “哦，不，不是！钱老爷大约是想请英国人出一下面，跟日本人、赵督办说说情吧？先生您是知道的，英国领事馆的史密斯史老爷和钱老爷有点交情！”

        史密斯领事和钱家的交情季伯舜当然知道。前一阵子闹得最凶的时候，英国领事馆里的华仆全部罢了工，连食品和水电都无法正常供应了，钱老爷先是暗中派人接济，后来硬压着华仆们复了工。为此还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险些造成总商会的分裂。现在，形势变过来了，钱老爷理所当然地要请英国人给他帮忙了。也许当初为史密斯帮忙时，钱老爷就料定会有今天了吧？

        季伯舜苦苦一笑，又强打起精神问：“这么说，二小姐一时回不来喽？”

        “恐怕一时回不来！季先生您也知道的，钱老爷不懂英国人的洋话，只有二小姐懂，老爷不回来，二小姐断不会先回来的。”

        季伯舜沮丧至极，只得放弃了等待的念头，叫老吴找来纸笔，给二小姐钱芬芬留了个纸条。纸条上只简单写了几句话：“芬芬：形势所迫，我不得不暂离清浦，前往旅顺，一俟安顿停当，再写信告知。临别未能晤面，至为遗憾，望多自珍重！伯舜14年10月17日”。

        把纸条写完叠好，季伯舜又想起来：或许钱芬芬能在“大和丸”开船前赶回来呢？或许他和她还能在码头上见一面呢？便又把纸条展开，又在空白处加了一句话：“我乘日本‘大和丸’号，日航码头上船，今晨八时开船。”

        赶到日航码头，找到老刘时，已经是七点半了。等在那里的老刘给了他一张轮船票，要他快上船。他不上，说是要等郑少白和郜明，心里想的却是钱芬芬。

        在码头上没见到郑少白和郜明，季伯舜感到意外。在威廉大街街心花园分手时才六点多钟，郑少白就是爬，也该爬到日航码头了，怎么不见踪影呢？郜明不来就更奇怪了，他和安忠良实则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安排，该安排的在联席会上早就安排好了，他还在125号泡什么？他要老刘在码头四处再找找这两位同路人。

        老刘找了一圈回来了，说是没有，还说连票房里的人也问遍了，今天一早除了他季伯舜，没有第二个人到过票房。

        直到这时，季伯舜才断定，郑少白不会来了，十有八九是揣着安忠良发给他的盘缠钱溜回山东枣庄老家了。革命对像郑少白这种既没有文化知识，又没有先进思想的农民式的工人来说，只意味着捞好处。有好处，他们便来闹革命，没好处，他们便不革命，乃至去反革命。清浦局面如此严重，革命路途上又有这么多风险，郑少白自然不会再去革命，这一点也不奇怪。而郜明没准是临时改变了主意，说服了安忠良，和安忠良一起留下来坚持斗争了。对郜明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季伯舜是了解的，这个人太要强，有时也喜欢出点风头，他执意留下来是完全可能的，几个小时前，他还这样坚持过呢！

        七时四十五分，季伯舜放弃了最后的等待，和老刘道了别，提着安忠良事先给他准备好的装满了行李用具的大皮箱，登上了“大和丸”的甲板。

        八时整，“大和丸”颤动起来了，像块巨大的浮冰，渐渐漂离了港岸。港岸上送行的人们挥着帽子、围巾在向轮船招手。

        就在这时，季伯舜注意到，一辆黑色小汽车发疯似的冲上了码头。季伯舜真切地看到，黑汽车里钻出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那女人身着红旗袍白开衫，挥着围巾向码头边上疯跑，嘴里好像还喊着什么。“大和丸”离港岸越来越远，那女人的面孔季伯舜看不清，她喊的什么也听不清。然而，季伯舜却固执地认定，那女人是钱二小姐钱芬芬，钱芬芬在叫他。

        季伯舜也向她挥手。看见身边有个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岸上看，季伯舜急忙凑上去说：“劳驾先生，可以把望远镜借我看一下吗？”

        那个脖子上挂着望远镜的人是个日本人，听不懂他的话。

        季伯舜指了指望远镜，又把两手罩在眼睛上，做了个瞭望的姿势。

        日本人这才明白了，把望远镜给了季伯舜。

        季伯舜迫不及待地把两眼贴到镜孔上，一下子把港岸上的那个女人抓到了面前。结果却令季伯舜大为失望，那个女人并不是钱芬芬。

        季伯舜苦笑着，把望远镜还给了日本人。

        那女人还在向季伯舜招手，季伯舜的手却举不起来了。

        那一瞬间季伯舜真后悔，他若是不借这只该死的望远镜，脑海里将会留下一个多么深情而美好的记忆呀！

        半个世纪过去以后，当季伯舜在垂暮的晚年追忆这件事的时候，还不加掩饰地说过：“当时，我的眼睛模糊了，不知咋的就流了泪，泪眼中的港岸一片朦胧。焦躁沮丧的情绪几乎改变了我的信仰和选择。船到旅顺口后，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回清浦，回清浦……然而，在情绪最危险的时候，党组织决定送我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才割断了我对钱二小姐的万千思念。我去莫斯科的第二年春天，这位资产阶级小姐就结了婚，嫁给了一个英国公司的买办，而我则无牵无挂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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