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郜老的革命生涯为线索写点东西的想法由来已久了。刚调到北京给郜老当秘书时，就很认真地考虑过。不过当时郜老还在职，工作很忙，几乎没有可能坐下来和我一起回顾历史往事。直到去年秋天，郜老彻底退了下来，要老人家操劳的事不是那么多了，我才觉着时机到了，才拐弯抹角地把写书的事提了出来。

        郜老听后呵呵笑了，说：“好！好！不过，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不要突出写我，不要宣传个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嘛，要多宣传人民！”我说：“在年轻一代理想观念淡漠的今天，重温你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啊！”

        郜老倚靠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做声。我能猜出他在想啥。他十有八九在想自己不争气的儿子振华。振华让老人家操够了心，在我看来，正属于理想观念淡漠的那代人中的一员。这年轻人为了发财，啥荒唐事都能干出来，打着老头子的旗招摇撞骗，一忽儿开公司，一忽儿搞走私，不明不白的买卖做到了香港地区、美国。振华捅娄子我都知道，去年在广州被抓，还是我带着郜老的信把他领回来的。

        郜老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凝目思索了片刻，意味深长地说：“只怕晚了，只怕我们的历史已经很难感动他们喽！在他们看来，我们打下的江山理所当然属于他们，我们的精神却不属于他们！他们若有我们当年的革命精神，亦不至于荒唐如斯！”郜老那阵子心境很不好，甚或有些凄凉，夫人凌凤刚刚去世，唯一的儿子郜振华又纰漏不断，我常见他一人对灯独坐，默默发呆。

        大约一个星期后，郜老说是要出去走走，要我和他一起去，边走边谈。

        第一站到了清浦市。清浦党政军一把手亲自出面接待，很是热闹了几天。几天后，郜老不准清浦的同志前呼后拥地跟着陪同了。老人家对清浦市委书记和舰队司令员说，他要清静清静，要把自己当年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再好好看一看。

        郜老要看的第一个地方是忠烈陵。据郜老说，忠烈陵是个很有名气的所在，可清浦市的首脑们却无人知晓它在何处。郜老说在华荧山腰上，说他1955年以前在清浦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忠烈陵一直保护得很好。说罢，很自信地带着我和一帮随行人员奔华荧山去了。结果，几辆车围着华荧山转了两圈，也没发现忠烈陵的石碑和陵墓。郜老很生气，认定石碑和陵墓都被他的后继者们搞掉了，车子一掉头，直开市委，找到市委书记就是一顿训，骂他不懂历史。

        第二天，市委书记诚惶诚恐地跑来了，声称忠烈陵的石碑和陵墓都还在，并没被谁搞掉，只是被圈到山脚下的汽油库里去了。郜老和我们这才在市委书记的带领下，穿过汽油库，爬到了华荧山腰上，找到了那块石碑和那座陵墓。

        石碑和陵墓已经被破坏得很不像个样子了。石碑显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故意破坏的，碑上的文字全被刻意凿掉了，碑的顶端也被砸裂了。陵墓因为长期缺乏修葺，龟裂成了几大块，像颗被敲开的老核桃，野草在陵区四处疯长。

        郜老拄着手杖站在陵墓前，用手指着石碑对那位市委书记说：“这里埋葬着什么人你知道么？我们清浦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你听说过么？一个不了解自己城市历史的人，怎么能管好自己的城市呢？！”市委书记说，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他是知道的，市党史办正在编辑出版有关史料，他还写了序。郜老一顿手杖：“既然知道，为啥不好好把这座陵墓修一修？为什么允许汽油库把它圈到大墙里面去啊？”没容市委书记答话，郜老转过身子，用手杖往山脚下的汽油库一划拉，“油库不准往忠烈陵上方扩展，上面的围墙给我推倒了，砌到下面去，还有，山那边要重辟一条通往陵前的水泥路，否则，就给我把油库挪走！”

        郜老一时间似乎又回到了在职的时候，又大气磅礴地对市委书记发号施令了，还一厢情愿地要以忠烈陵为中心，修建一座山涧公园。市委书记极是虔诚地连连应着，还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老兄十有八九不会真去办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他们在位的土地老爷欺哄老头子们的本事大着呢！

        晚上，照例吃大宴，郜老情绪激动，多喝了两杯茅台酒，失眠睡不着了，就和我扯个没完。话题自然而然地从那座忠烈陵和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扯开去。

        郜老带着深沉的思索说：

        “……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是终生难忘的喽！那年我二十二岁，入党只一年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把我从北京派到了清浦。和我一起被派到清浦的还有一个叫季伯舜的同学，当时也是党员，后来成了反革命托派。那时候，国共正合作，孙中山先生刚逝世，我们这些共产党员接到组织指示，一起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每次开会都对总理遗像鞠躬——总理是孙总理，不是咱周总理！还要背遗嘱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那个时候，国共是真合作，不是假合作。上海‘五卅惨案’一发生，清浦就在我们国共两党的共同发动下，闹起来了！闹到帝国主义干涉，反动军阀镇压的时候，人家国民党人也没退却！撤退的那个早晨，要不是忠烈陵里葬着的贺恭诚和另一个叫安忠良的国民党人的掩护，我可能活不到今天！

        “那是1925年10月17日，我记得很清楚，是个阴雨天，水蒙蒙，雾蒙蒙的。该走的同志都走了，我们开会的威廉大街125号的客厅里只剩下了我和安忠良、贺恭诚三个人。按说，我该和季伯舜以及另一个工人党员郑少白一起撤到旅顺去的，可我不愿意去！一个共产党人怎么能在这种时候离开正在流血的基本群众呢？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嘛！我不能走！所以，就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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