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舅一直在搜寻那艘船，那艘1925年从清浦港湾驶出的日本“大和丸”。他认定是那艘命运之船，把他送上了一块真理的土地，使他找到了终生不渝的信仰。一直到死，大舅舅还挂记着那艘船，当生命的最后一线光亮在他眼瞳中闪动的时候，他还喃喃着：“汽笛响了，要……要开船了……”

        大舅舅是十年前到我家来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清浦师院的教师，只是个刚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从学校回来，在家门口看见了他。是个初秋的傍晚，天色血红。他穿着一件搞不清是什么料子的旧西装，手提一只老式破皮箱，肩上斜背着个黄挎包，蹒跚着在我家门口张望，苍老疲惫的面孔被血红的天光照得很亮。我没想到他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以为是个问路的人，走到门口时，顺便问了声：“哎，找谁？”

        他抬起满是白发的脑袋看了看我，迟疑了一下，又看了看我家的院门，极恭顺地哈着腰问我：“嘿嘿！同……同志，这……这里是解放路42号吗？”

        我点了点头。

        “咋……咋没门牌呀？”

        “早锈掉了。”

        “噢！噢！”他舒了口气，把那只破皮箱换到了另一只手上，努力地挺了挺佝偻着的单薄的身子，要往我家院门里走。

        我拦住了他：“哎，哎，你找谁？”

        他赔着笑脸，说出了我母亲的名字。

        我很吃惊。

        母亲和父亲听到动静出来了。母亲看到他就哭了，父亲讷讷无言地在一旁愣着。他却笑了，露出了一口残缺不全的牙齿，脸孔上的皱纹显得又多又深。

        “到家了！到家了！”他说。

        母亲也含着眼泪跟着说：“到家了！到家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舅。我母亲叫季伯华，他叫季伯舜。他比我母亲大二十二岁，1924年他从北京跑到清浦闹工潮时，我母亲还没出生；1925年他乘日本“大和丸”到苏联去时，我母亲还不到一岁。他当了托派，一生都不走运，尽坐牢，先坐国民党的牢，后坐日本人的牢，解放后又坐共产党的牢，直到最近政府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时，才被一起放了出来。他一辈子没结过婚，出来后，无家可归，只好到我们家来。据父亲说，大舅舅释放后曾就自己的定居问题给其他舅舅、姨妈们写过信的，他们谁也不愿意接纳，大舅舅在安徽一个靠近劳改农场的小镇上滞留了整整五十六天。

        那日的晚餐很丰盛，还有酒，大舅舅却不喝，他只顾说话，时而中国，时而苏联，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而列·达·托洛茨基，冷不丁还讲几句俄语。

        吃过晚饭后，大舅舅和我一起到阁楼上睡觉。阁楼上放了两张床，他一张，我一张。他却不睡，推开窗子，望着窗外淡远而朦胧的水色问我：“是海吗？”

        我说：“不是，是湖，东平湖。”

        大舅舅叹息了一声，点了点灰白的脑袋说：“怪不得这么平静。”

        我告诉大舅舅，海离这儿很远，起码五里路，站在我家这个阁楼上是望不到的。大舅舅不相信似的，愣愣地站在窗前看，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按着窗台，因为身子佝偻的缘故，脑袋和上身几乎倾到窗外，带暗格的旧西装衣襟硬硬地翘着，整个儿像座塑像。

        塑像打那夜开始，在阁楼窗前立了起来，一立就是九年，直到他躯体中的生命之火一点点熄灭，软软地倒下为止。就是他死了之后，骨灰盒也一直是放在这窗台前的，母亲不让任何人动。母亲说，既然他喜欢这里，就让他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呆着吧！他一生总坐牢，够苦的了，临了，总得有个归宿。

        母亲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命这玩意，还由不得你不信。注意看看这间阁楼，再看看这只骨灰盒，你或许会惊叹：这世界上有许多事还真说不清。阁楼这两面抹了角，骨灰盒的这两面也抹了角，简直就是个缩小了的阁楼。骨灰盒是定做的，事先谁也没告诉他们要做成这个样子，他们偏做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怪不怪？母亲看到骨灰盒时差不多傻了。

        没有人给大舅舅送丧，也没人给他开追悼会，我们只举行了一个家庭式的简单的火化仪式，在上海的小舅舅和在四川的三姨妈还没来。当穿着白大褂的殡仪馆工作人员推走大舅舅的遗体时，我哭了，第一次领略了悲凉的滋味。

        大舅舅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走了，这喧闹的尘世上没他的骨血。他留下的唯一宝贝，是他趴在阁楼窗前桌上写了九年才写完的手稿：《忠于信仰的人》。

        现在提起大舅舅，我的心里还很不好受，也说出是什么感情。我和他在一个阁楼里生活了九年，领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人生。如果不是亲耳所闻，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

        他每天不到五点钟起床，起来后，不论冬天、夏天，都用冷水洗脸擦身子，而后，跑步。不到外面跑，只绕着我们住的这屋子四周转悠，仿佛怕见什么人似的。吃饭狼吞虎咽，别人没吃完一碗，他两碗都吃完了。也不出去走走，好像根本就不需要自由似的，吃完饭就爬到阁楼上写，写累了，手扶窗台在那儿站。有时，站着、站着，泪水会从他昏花的眼里滚落出来。我悄悄告诉母亲，母亲叫我不要管他。母亲说：他没准又想起什么伤心事了。晚上也写，还抽烟，搞得整个阁楼像着了火。我去开门，开窗子，他就很不安地看着我，尴尬地笑。

        稿子撕了写，写了撕，后来越写越厚了。我问他要来看，他不给。他说，时候没到，由于历史的局限，我和我们这代人还看不懂他的书，也不能看他的书。他的书是写给下个世纪、未来新一代共产主义者的。千秋功罪，要由未来评说。

        大舅舅固执而自信，认定自己一生都在从事着一项伟大而神圣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他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却从不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不论在失去自由时，还是获得自由后。他宣称，他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现在都从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坚定信仰。因此，他写的这部书才定名为《忠于信仰的人》。

        他知道得很多，遥远的莫斯科，弥漫着历史风云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人物和故事，经常出现在他嘴边。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能精确地说出自己几十年前在游行队伍中一次次见到托洛茨基时的具体情景，能把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会”时的许多托派代表的简历和脸孔描绘出来。

        大舅舅最后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是在1927年秋天的莫斯科，是在苏联著名政治家、当时的外交部长阿·阿·越飞的葬礼上。越飞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和好朋友，他的葬礼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最后一次示威。当时，装殓着越飞遗体的棺木停放在大路比扬卡大街苏联外交部大楼里。大楼外的街道上拥满了人，托洛茨基在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陪同下，出现在自己的拥护者中间，人们唱起了热情的歌，“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同志万岁”的呼声压住了一切喧嚣。共青团员们向列队站在街上的红军战士们高呼：“军人同志们，为红军领袖和缔造者托洛茨基同志高呼万岁吧！”万岁之声就骤然响了起来，无数支枪举过了头顶。

        大舅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他最后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的情景，所以，他的这段描述我几乎能背下来。

        从殡仪馆捧回大舅舅的骨灰盒安放到阁楼的窗前，我就看起了他的手稿，他给我讲过的许多东西，手稿里都有，1925年的那艘日本“大和丸”，1927年莫斯科新处女墓地阿·阿·越飞的葬礼，全记载得很详细。

        为那艘“大和丸”，他专写了一章，题目就叫：汽笛响了，要开船了。

        在这一章里，大舅舅写道——

        ……清浦的总同盟罢工因军阀督办赵玉林的介入出现了残酷严峻的局面。总工会执委会决意撤退，并在1925年10月17号的最后一次执委会上做出了决定。而我则在两天前和安忠良、郜明的党部碰头会上就知道了撤退的意图，并且知道安忠良已经为我、郜明和一个叫郑少白的工人执委定了‘大和丸’的船票。

        当时，我并不知道那艘‘大和丸’对我生命的意义，在那个紧要时刻，我挂记的不是那艘‘大和丸’，不是未来通往真理的道路，而是一个姓钱的姑娘。

        是的，在那个灰白的早晨，我一直在想那个姑娘，那个资产阶级小姐。我不准备隐瞒这一点。我还要说，当时我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更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曾被一个总商会会长的女儿，一个资产阶级小姐搞得晕头转向。

        罗莎·卢森堡说：“自我批评，无情的、尖锐的、深入到事物根髓的自我批评，是使无产阶级运动能够生气勃勃的阳光和空气。”我将坚持用自我批评的观点来回顾一生的历史。对过去的一切，如实地进行具有批评精神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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