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国的运动员在2008年8月的奥运赛场上竞技时，中国在奥运会上展示了自己的新面貌，让世界知道中国发展的步伐是如此之快，变化的幅度是如此之大。中国向世界传达了一个信号：中国正在快步走来。中国也向中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号：中国正在实现建国之初设定的宏伟蓝图，中国正在走向富强。所有的国家都以举办奥运会为荣，2008年的中国把举办奥运会的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新北京、新奥运”的倡导之下，中国政府对北京进行了大规模修整。奥林匹克大道两旁种植了几十万棵树木，营造了和谐发展的氛围。为了净化空气，创造蓝天，城市内外的工厂，尤其是火力发电站，早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就采取了处理措施。政府还对出租车司机进行英语培训；车辆限行，以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公众不文明行为（如随地吐痰、乱写乱画等）被禁止；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微笑着为外国宾客服务，把他们带到目的地；还有成千上万的警察在大街上维持社会治安。

        2001年，当国际奥委会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归北京时，国际社会就盼望着中国通过这次奥运会的举办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在成功举办了1988年奥运会之后，韩国在参与民主化进程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很多人期待通过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中国也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一家国外著名的出版单位负责人这样说道：“中国想通过奥运会的举办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就如他们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加强改革和展示大国地位一样。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中国变得更加开放了，以至于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还有些人大胆预测，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越密切，受国际影响的程度就会越深。

        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胡锦涛主席已经明确表示，在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2006年，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显示，中国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点关注城乡差异，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加强环境保护，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对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表示肯定，并强调继续构建和谐社会。

        随着中国发展速度加快，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也逐渐增多。不只美国在谴责中国，就连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也在利用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的机会，对中国的一些事情捕风捉影。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年，由于2007年夏天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产品安全问题，使中国陷于尴尬境地。在中国的美泰公司生产工厂由于玩具涂料中的铅含量超标，被迫收回几百万个玩具。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宠物由于吃了中国生产的宠物食品而死亡。

        这两起事件的发生并不能说明中国对产品质量标准控制不是非常严格，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产品质量是消费者十分关心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拉尔夫·纳德通过曝光美国汽车的安全问题而成为消费者的保护者。1990年，法国巴黎水公司因为水中被查出含苯而召回全球销售的巴黎水。1997年，由于灯泡存在爆炸隐患，大量的卤素灯被召回。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生产的费尔斯通轮胎被指控质量不合格，应该对在车祸中意外死亡的88人负责，最后，公司在2000年召回了650万个轮胎。

        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问题产品”的生产国之一，但是就其巨大的产量和为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而言，其“问题产品”所占的比例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应该对事件负责的是企业而不是生产国，即便出问题的企业大多是在中国进行产品生产的也一样，不应过多地对中国进行指责。

        在美国生产的产品也存在着安全问题。中国的贸易官员赵宝庆指出，在中国销售的美国商品也有质量问题。美国生产的起重机和孵化器都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还有，美国或西方国家的产品也直接威胁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健康。在“玩具召回”事件中，美泰公司的总裁起初责怪中国松散的管理是问题的根源，但是后来他向中国郑重道歉，并表示以后会加强经销商对公司产品的检查力度。

        举办奥运会是有风险的，因为敌视中国的国家都想借这个机会来使中国政府难堪，想激怒中国政府，从而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谴责。但是，中国政府格外重视北京的安全，致力于消除任何一个可能威胁到北京安全的疑点。

        在国际奥运圣火接力期间，在法国巴黎，火炬手被谴责中国政府的愤怒人群团团包围，一些人还使用灭火器将火炬熄灭。在美国旧金山，警察在火炬手跑步的线路上用警戒线隔离人群，并做好安全防护，以确保火炬手的安全。面对这样的公众情绪，一些西方领导人暗示将拒绝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和一切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布朗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正在为竞选民主党内总统提名进行着激烈竞争，两人都敦促小布什总统对北京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本来中国认为奥运会应当是超越政治的。由于这些国际社会的反应，不仅是中国政府，中国民众也表现出对西方世界的戒备。至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控，中国政府回应道，几十年来，十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他们在全国各地工作，中国社会的进步本身就是人权的体现。用中国高层的话来说，战胜贫穷是人权最重要的体现。然而，西方世界并不以为然。但是，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这一点并没有错。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当今人权政策奠定了基础）更加关注人的经济权利，它清楚地阐明，经济安全（充足的食物、能量和居所）对人的精神和权利都是至关重要的。从这方面来说，中国可以骄傲地声称，在过去的不长时间里，十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来得更加真实，同时中国人对未来也都充满了希望。对中国政府来说，建立一个大多数人有物质保障的稳定社会更重要。相比中国悠久的过去，现代中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也承认，他们还有很多未实现的目标。

        西方国家以一致性原则来体现民主，也就是说少数人也可以决定政策走向。但值得讽刺的是，西方的民主源自希腊，那是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民主制度，在如今的西方人看来还是有些荒谬。古希腊民主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女人、奴隶和农民只能听从特权阶层的指挥。古希腊的民主缺乏开放性和参与性，当然没有人会拿5世纪的雅典作为今天人权问题的样板。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民主已经衍生出多种形式。中国的民主也是民主的一种。

        北京奥运会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有一个问题再次引发了关注，那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的几年里，北京的城市污染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呈现严重化趋势。有些人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太差，奥运会应该延期举办。在人们的印象中，北京是一座脏、乱且污染严重的城市。

        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关注，并敦促各国采取行动将碳排放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小于美国，但人均排放量也达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中国政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认为到了该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造成的健康与安全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政策之间要取得平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中国政府很快就颁布了节能减排的法令。中国政府承诺投资2000亿美元净化水源和空气，使用风力、水力、太阳能和核能以减轻对煤炭的依赖，并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

        在奥运会开幕前几周，北京关闭了很多位于城市周边的工厂，政府投入很多时间和资金来净化空气。北京应对空气污染的行动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当然收效很快，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北京市政府对轿车和货车实行限行措施，用天然气设施代替郊区火力发电站的燃煤设施。这样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北京的天空变得透明了，田径比赛和马拉松比赛丝毫不受环境的影响。

        对十几亿中国人来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如同期待中的一样，展示了国家的进步和实力。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奥运会的举办证明了中国政府的能力，只要中国人民想实现的事情，不管困难多大、困扰多多，中国都能够做到。在解放初期，中国的现实情况与世界印象中的中国差异巨大，然而今天的中国把这种差异大大缩小了。

        如今，中国二三十岁的城市年青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经济上相对富裕，他们每天会浏览新浪和360等网站的信息。他们了解到，中国对美国的指责和批评不会因为中国一直坚持的立场而动摇。美国一方面在对中国人权大加指责，另一方面却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发生了虐囚丑闻。这些年轻人还了解到，美国人认为自己有权力来评判中国的环境问题，但是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至今也不令人满意。

        奥运会之前，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看待问题有着很大的分歧。在北京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位跨国公司的高管朋友吃晚饭，陪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这个公司的中国区的两个经理，其中一人刚从新加坡回国，他在新加坡已经居住了5年。席间刚回国的这位中国经理带着骄傲的口吻说：“回家的感觉真好，在北京感觉真的很自由。”我的美国朋友反问他：“你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北京不‘自由’呀，新加坡才‘自由’，这一点你是最清楚的。”中国经理平静地说：“新加坡一点都不自由，动不动就会因为我违反什么规定而罚我的款，不像在中国，只要我不发表危害国家的言论，我想说什么做什么都是自由的。”

        奥运会期间，西方世界对中国政府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很矛盾的。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在批评中国。自由主义者声讨中国政府在中国西藏和苏丹问题上的政策，而保守主义者针对的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加强、拒绝颁布知识产权法和反对中国的台湾独立。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在奥运会前夕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3/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将和美国一样强大；42%的美国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消息；41%的美国人把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超过2/3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没有遵循公平贸易的原则。美国民众在提到不断提高的能源价格，尤其是成品油和汽油价格时，对中国的敌视情绪更加强烈。当很多美国人指责大石油公司每加仑4美元的汽油价格时，他们认为，中国对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消耗是导致油价上升的根源，这直接影响到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然而在中国，大多数人认为世界对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在“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中，接近2/3的被调查者（中国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是负面的，1/3的人把美国当做敌人。接受调查的中国公民几乎全部支持他们的政府，并相信国家和政府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中国人对他们的国家在2002～2008年的经济发展感到满意。86%的人对2008年的中国感到满意，而48%的人从2002年起就对中国感到满意。82%的人对2008年的中国经济表示满意，52%的人从2002年起就对中国经济感到满意。超过3/4的中国人认为，通过开放市场，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家庭收入还不满意。人们还表达了对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担忧。在“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对各国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人对他们的未来是最积极乐观的。

        对公众态度调查是短暂的，因为公众的态度是极易变化的。公众在回答问题时，可能会受到近来的新闻事件和节庆赛事的影响。如果在两周之前或是两周之后再对原来的被调查者做一次调查，那么他们的回答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奥运会之前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多是受到一些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的影响，比如环境问题等。然而，这样的情绪不只是一种公众态度，它也说明了在21世纪之初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鸿沟还在不断加深。

        伴随着中美两国互相依赖程度的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和彼此猜疑也在加强。两个国家的经济依存度越高，两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倾向就越强，也就越容易用一种谨慎的眼光看待对方。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况是合乎情理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各成员国反对欧盟的声音越来越高。一项欧洲民意调查显示，1997年欧盟成员国的民众支持欧盟的还不到一半，这个比例的确差强人意。公众对于改革和未知的事情总是偏于保守或不情愿接受，尤其当现状可能越变越糟时更是会这样。

        当熟悉要被陌生取代时，人们会本能地表示反抗。他们会紧紧抓住他们熟悉的东西，并视陌生的东西为威胁。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中国的城市里充斥着美国的品牌，中国的经济运行受限于更多的美国市场规则，而美国公司也把中国视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希望所在。然而，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总之一些情况正在变化之中。中美两国的依存度在提高，但是，即使两国的经济系统融合在一起，国家身份、政治机构和民族文化也会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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