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初,北方最著名的实业家就是周学熙,周学熙是继盛宣怀之后,声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也是一个著名的洋务派大臣。他跟袁世凯关系紧密,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与江南的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周学熙三十岁时就当上了开平矿务局的总办,一方面是因为他精于商略,另一方面则因周家与张翼是儿女亲家关系。张翼卖局后,周愤然辞职,随后投奔当时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山东巡抚袁世凯,两人气味相投,袁的一个儿子与周的妹妹结婚,于是亲上加亲,结成官商同盟。
周学熙对开平被骗耿耿于怀,发誓要将之收回,他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煤为制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无基础。”在张翼伦敦败诉后,他当即向袁世凯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就是在开平矿附近,再开办一个比开平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然后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这个很有创见和野心的想法得到了实施,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出任总理,以50万两官银启动,另募200万两商股,注明不允许外国公司入股,“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入洋股。”为了表达支持,已经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宣布“滦州煤矿三百三十平方里严禁他人采矿,”同时明定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
周学熙在滦州开矿时,手脚并用,土洋齐上,既使用了最新式的采煤机械,也土法上马挖了很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星罗棋布,顿成被围之势,十分恐怖。从1908年正式投产到1912年,滦州煤矿产煤130多万吨,在京津市场的销量不断上升。为了形成市场压迫,周学熙一开始就使上了价格战,同样品质的煤硬是比开平的价低。在1906年到1910年期间,开平的效益一直非常不错,年均获利有200多万两,股息率年均达12.5%,但是,滦州煤的骚扰战略,还是让英国人大呼吃不消,1911年之后,开平煤也就地降价销售,甚至一度把价格压到比滦州煤还低。周学熙也有点受不了,他向各洋行借款,又遭到开平公司的暗中阻扰,最后不得不发行了150万两的债券。
开平与滦州的缠战,打到双方皮开肉绽,两败俱伤。周学熙与英方就两矿合并事宜多次谈判交涉,双方在公司性质、利润分配和管理权三个敏感问题上争执不下。最后,英商眼看中央政府抱定支持周学熙的态度,争执下去已没有好处,便同意将开平交还中方,代价是要“赎款”270万英镑。周学熙讨价还价,减至178万英镑。英方已决定同意。可是,局势在1911年10月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突变。
那个月,在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朝廷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国军舰拉响警笛,仿佛又重现11年前庚子国变的凶险景象。滦州公司的股东们生怕再次出现当年被洋人枪杆子夺走煤矿的悲剧,匆匆同意再议合并。于是,主客顿时易位,11月,开平、滦州达成“合办条件协议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
开滦合并的得失,在商业史上很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场合并对于开滦双方都是好事,两大煤矿从此不再打价格战,达到了整合的规模效应,在商业谈判上也算是平等,与当年的张翼卖局已不可同日而语。也有学者认为,开滦合并实质上是“以开并滦”,滦州煤矿以十倍面积只得四成利益,而且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其结果与周学熙的开办初衷简直南辕北辙。开滦案例再次以最直接而残酷的方式证明了那个道理——国不强,则商不立。此后三十多年,开滦煤矿始终被英资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底才由新中国收回。
周学熙对开滦合并的结局当然是十分伤感,他拒绝出任新公司的督办。在日记中,他慨然曰,“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频绝境,始意谓,将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营业之局,非吾愿也。”他还在家中写了一副对联,“孤忠惟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壮士未竟之意,斑驳落寞纸上。
就在滦州煤矿跟英国人大打出手的同时,周学熙利用袁氏背景创办了众多实业,跟盛宣怀一样,他经商的主要手段是谋求官商垄断,而一生最重要的商业对手,则大多是跨国公司。
1906年,他办了启新洋灰厂,这是惟一的大型国产水泥工厂。当时水泥市场被日本企业垄断,为了挤垮启新,日商采取价格战,一袋日本水泥在日本本土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运来中国的运费平均每袋2.5两,但日商却以每袋3两的价格出售,明摆着每袋亏损2.4两。启新起而应战,将原来每桶的售价从2.25两降到1.55两,袋装水泥则从每包1两降到0.7两。为了降低制造成本,周学熙要求自己控制的滦州煤矿以七折价格向启新供煤。同时,他充分利用官商优势,包揽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工程项目,诸如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以及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有名建筑,用的都是启新公司的的马牌水泥。在修建京张、京汉铁路时,朝廷甚至明令要求使用马牌水泥。双管齐下,周学熙硬是从日本商人手中抢走水泥市场,垄断中国市场十余年,销量达到全国总销量的92%以上。
1908年,周学熙获准在京城建设自来水工程,他用22个月把20万米长的水管铺遍了北京城。1915年,周学熙在天津创办纱厂,他向袁世凯讨得特权,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免除一切捐税,制成的纱布也只征收一道出厂税,之后在各省销售不再征税。这种优惠自然让纱厂获得暴利。此外,他还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投资创办耀华玻璃公司,拥有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其总资本最高时达到4000多万银元,为全国最大企业集团之一。
在经商同时,周学熙还担任了袁世凯的“钱袋子”。1912年,袁出任民国大总统,国库空空如也,周学熙受邀出任财政总长,他跟英、法、美等六国财团洽谈借款事宜,当时国事一日三变,南北貌合神离,以周学熙的手段竟也没有腾挪的空间,在袁世凯的催促下,最终达成向英国汇丰、德国德华等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协议”。这笔贷款以全国盐税为抵押,是财政史上的一大痛事,而且,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之前的种种垫款600万英镑、各省已借的280万英镑以及革命期间各国损失赔款200万英镑,政府实得竟不过债面的一半,可是,47年的利息却高达4285万英镑。周学熙在这场谈判中百般周旋,受尽折磨,条款公布后更是被国人痛骂卖国,他深以为耻,不久就辞去职务。
1915年,他再度被袁世凯请出担任财政总长,当时,张謇则担任农商总长,“南张北周”一同入阁,算是报章上的一件轶事。两人都由官绅而成巨商,但是却因路径不同,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理念。
张謇在创业过程中深受官僚之害,所以他一直认为官方介入企业只会破坏经营自由,与民争利,必然导致企业的失败。他同情在官僚和外商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民营企业,用“千万死中求一生”来形容私人企业的困境,所以他愿意代表私人资本发出缩减垄断、扩张民营的呼声。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就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凡隶属本部的官办企业全部停办,改由招商承办;但是有一些大宗的实业,比如丝茶机械等,一两家私人公司是无法经营的,但其重要性关乎社会农商业的进步,那么,可由官方先作规划,引起人民的兴趣,然后交给民营承办。”其思路脉络,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张基本偶合。
周学熙则俨然是官商出身,所从事商业都与政府丝缕相关,颇得其利。所以,与张謇的自由商业主义全然不同的是,他在财税经济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他提出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使各种产业勃兴,大开利源”,他主导规划了十大实业与交通建设项目,包括云南铜矿、延长石油、利国铁矿、漠河金矿、秦皇岛商埠、海塘船坞、口北铁路、各省铁路,沿江一带实行森林法,开设纺织工厂等。这些项目都带有浓厚的中央计划色彩。
也是在当总长的时候,他谋划在天津办纱厂。他一方面广邀政府中的大员入股,袁世凯的儿子、政府总理、内阁部长及大军阀等多人成为股东,另一方面就是向政府争取种种政策优惠,在取得了税收上的重大减免后,他甚至还提出“在直、鲁、豫三省专办30年”,也就是整个华东地区只能由他老周家独营纺纱厂。此议要得到财政部和农商部的共同批准,周自己就是财政总长,很爽快地盖了“同意”的大印,到了张謇执掌的农商部却卡了壳,这一条硬是被拦了下来,周、张二人一时闹得很不愉快。
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北京。周学熙失了靠山,以往优惠一一失去,各家实业更是成了军阀们侵蚀争夺的对象。周急流勇退,到1927年已基本退出商界,这时他不过61岁。其后二十年,他一直躲在天津三多里的周公馆里当十分低调的寓公,他在家中设了一个师古堂,整天穿着蓝布袍子,以诵读程朱理学打发时光,他甚至反对子孙上新式学堂。临终时留下《示儿最后语》诗两首,内有“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续家声。”周氏后人再无大商者,他的儿子周叔迦成一代佛学大师,创办中国佛学院,其孙周绍良是著名的红学家和敦煌学家。
后世,罕有人知周学熙。他极偶尔会被提及,却是因了一则戏剧“八卦”。1934年,出生于天津的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因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和浓烈的悲剧气质而轰动一时,曹成了中国最杰出的话剧家之一。《雷雨》的故事地点发生在天津,主人公是个大实业家,名叫周朴园,而其居所就叫“周公馆”,因此很多人猜测讲的就是周学熙家族的故事。一直到很多年后,曹禺才在一篇短文中“澄清”说,“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事件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在英租界的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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