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明帝刚刚继位三个多月，一直体虚多病的王敦也有日暮途穷之感，加强了篡位的准备步伐，“讽朝廷征己，帝手诏征之”。他自己不好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带兵入建康，反而暗示明帝，要皇帝下诏征召他入朝，以做到“名正言顺”，然后再顺水推舟，按部就班地也过把皇帝瘾。

        东晋明帝年轻果锐，危急时刻坦然不惧，亲笔写诏书让王敦入京，这样一来，反让王敦感到有些进退两难。

        王敦想谋逆，但其宗族诸人并非一味跟随。王导不必讲，一直是以整个王氏宗族的安全为最高利益，拥戴帝室。王敦堂弟王棱屡次劝谏，被王敦派人暗杀；另一个堂弟王彬为人忠直，“谏之甚苦”，差点被杀。荆州刺史王舒也是王敦堂弟，知道王敦要起事，马上和王导站在一起，秘劝东晋明帝加紧准备，谋讨王敦。

        顺便一提的是，王敦移镇姑孰，“入朝”建康之前，还听从钱凤之言，族灭了吴地最大的地方势力——以周札为主的周氏。

        周札时为会稽内史，“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士莫与之比”。钱凤是沈充老朋友，自然要替沈氏出力。“江东之豪，莫强沈、周”，周氏一灭，沈氏家族自然在江东就无人可比了。于是，王敦诬称周氏一家密谋不轨，派沈充等人带领众兵，尽灭周氏。可叹的是，王敦失败后，沈充一族也被诛除殆尽，吴地土生大族至此烟消云散。（值得一讲的是，周札的父亲是周处，京剧《除三害》的主人公。周处年少时，“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意，州里患之”，与南山猛虎、长桥大蟒合称为“三害”，后在陆机、陆云兄弟劝诫下幡然自新，发奋读书，既为能臣，又为上将，最终在与氐人作战中英勇战死，被西晋朝追赠为平西将军。周处当时还有文集传世，著《默语》三十篇、《风土记》以及《吴书》，真正的文武全才。）

        大事临发的关键时刻，王敦却病势加重。他自己无子，其兄王含的儿子王应过继给他做儿子。于是，他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王含为骠骑大将军。

        钱凤作为谋主，也非常焦虑，便问王敦：“脱有不讳（万一您病重“过去”了），王应能承继大事吗？”

        王敦倒是明白人，表示：“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王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钱凤师爷浅见，为自身计较，认为“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与沈充等人定谋，准备王敦一死即兴兵作乱。

        东晋明帝年轻英果，才兼文武，不像他老爸元帝那样窝囊。审时度势后，他决定先发制人，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并命大臣温峤、郗鉴等人各领兵马，下诏讨伐王敦。

        王导深谋远虑，率宗族子弟先为王敦“发哀”，造成王敦已死的假象，“众以为（王）敦信死，咸有奋志”。看来王敦名头确实大，如果身子骨硬朗，晋明帝、王导诸人加上一班文武诸臣还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

        “（王）敦见诏，甚怒；而病转笃，不能自将”。晋人崇信卜筮，王敦便让其记室参军郭璞算上一卦。

        郭璞本来就反对王敦起兵，胡乱掐指，便回答：“不成功。”

        王敦怀疑郭璞一直与朝廷中温峤等人关系密切，听说又是凶卦，坚信郭璞胳膊肘往外拐。他压住怒气，问郭璞：“你再算算我能活多久。”

        郭璞想了想，说：“考虑刚才的卦象，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

        王敦大怒，问：“卿寿几何？”

        郭璞自知不免，答：“命尽今日日中。”

        王敦立命军士收斩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卜筮家、大风水家。其所作《游仙诗》意象新奇，开中国山水诗先河，文采富艳，意境深远，诗作有“中兴第一”之称，大可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京华游仙窟，山木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消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其一）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茏盖一山。中有冥寂土，静啸抚清统。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

        （其三）

        不仅能诗，郭璞还善作赋。其作《江赋》、《南郊赋》等，皆词藻瑰丽，不拘一格。当然，作为中古诗人，郭璞许多诗赋作品现在已鲜为人知，但在当时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

        晋明帝做太子时，与郭璞、温峤、庾亮“皆有布衣之好”，关系非常亲密，难怪王敦怀疑郭璞对自己有二心。

        《晋书》之中，郭璞的大名与大炼丹家、大化学家葛洪并列一传，而并非与一群医士和卜士胡乱列入《艺术传》中，由此足见他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不仅撰有卜筮大全《洞林》一书，又注释《尔雅》、《三苍》、、《楚辞》、《子虚赋》、《上林赋》等典籍数十万言，诚为学问大家，才兼儒道，为一代宗师。活该倒霉，郭璞这么一个聪明人，竟也为王大将军临死垫背，也正是那种“善为人谋而拙于谋己”的人物。

        公元324年（晋明帝太宁二年）8月，王敦以诛温峤为名，让大哥王含等率五万多水陆精兵，一时并进，直奔建康杀来。

        假使明帝司马绍是孱弱之主，王敦可一举成功。但这位青年皇帝有“文才武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大战之前，以万乘之尊，明帝司马绍竟能自己微服出行，带几个从人骑马至姑孰，侦察王敦的兵力部署情况。

        明帝穿着普通，但相貌不凡。他的母亲荀氏一族是燕代一带的人，有鲜卑血统，黄须白面。

        听兵士讲营盘附近有个长着金黄胡须的人四处转悠，王敦于病床上闻声惊坐，大叫：“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忙派骑兵四出追捕。明帝见势急，上马驰奔而去。一路上，每有停歇，他就让从人用冷水浇马粪，追骑见马粪冰凉，认为敌人侦骑已来不及追赶，就止马当地。“帝仅而获免”。如果推举皇帝级的“孤胆英雄”，东晋明帝司马绍应该数一数二。

        王含是王敦的大哥，可龙弟鼠兄，才能相差甚远。越城一战，明帝属下将军段秀（鲜卑段匹襌之弟）以千把号人大败王含，并斩杀前锋何康。

        听闻大哥出兵即败，王敦大怒：“我兄，老婢耳。门户衰，大势去矣！”本想强撑病体，亲去前线指挥。无奈病入膏肓，刚坐起身就一阵眩晕，摔倒于床上。很快，王敦就病重身死，时年五十九。

        《晋书》记载，王敦死前表示要王应即位为帝，先立文武百官，然后再为他发丧。想来想去，殊不可解。王敦深知自己将亡，不可能还思前想后让不争气的过继儿子王应称帝以招灭族之灾。成王败寇，败者一方的“事迹”只能由“胜利者”汇述了。

        王应真是死狗扶不上墙。形势如此严峻，他既不明言称帝，给部下一个当开国功臣的“盼头儿”，也不为王敦发丧，更不思忖攻守谋略。这个败家子真真不知忧愁为何物，天天与手下几个狎客纵酒淫乐。至于王敦的尸首，被这个不肖之子用席子包裹起来，外面涂了几层厚蜡，埋在议事大厅地下。假若王大将军死后有灵，天天躲在大青石板下面，严严实实被包裹得像个粽子，在地下静听逆子（应该是逆侄）在他上面大玩group sex，丝竹声声，肉搏阵阵，一辈子以豪爽著称的驸马爷、大将军，也只能哀叹自己命运不济了。

        晋明帝方面，又派出吴兴人沈桢去诱降王敦的铁杆死党沈充，许以司空高官。

        沈充关键时刻非常像条汉子。他拒绝了明帝的“好意”：“三公之位，应由望美才高的人担当，岂是我辈能及。以此甘言厚币诱我，不敢生受。况且大丈夫相交共事，当存始终，岂能中道变易。果真如此，世人能容我的反复之举吗？”言毕，沈充提兵，直奔建康，率万余人与王含合军。

        沈充虽有侠义之风，战非所长。有人建议他挖掘玄武湖水倒灌建康，乘大水舟行而进，可一举成功。沈充犹疑，不能从计。

        相持之间，各地勤王兵马纷纷赶到，尤其是临淮内史苏峻所率的兵众，战斗力很强。沈充、钱凤两人一合计，觉得苏峻等人远道而来，兵将疲困，应该先发制人，便合兵主动进攻建康城。两军交战，沈充等人还占了先机，把东晋军队打得节节败退，一直追杀到宣阳门。

        叛军正清除路障，准备一举攻城之际，本以为远来疲惫不能出战的苏峻等人忽然率众冲出，横击沈充、钱凤的攻击兵士。

        沈充等人大败，手下兵士掉入江水中淹死的就有三千多人。未及喘息，东晋刘遐一军又大破沈充于青溪。

        最草包的当属王含。好几万劲卒在手，他没有配合沈充进攻建康，只是在一旁观望、逡巡。得知沈充败讯后，更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连夜烧营遁走。

        王含带着儿子逃往荆州，想投靠堂弟王舒。不料，迎接他们父子的不是热酒美食，不是殷勤笑脸，而是冰冷的锁链。六亲不认的王舒把堂兄、堂侄锁起，话也不多说一句，当众扔入江中淹死，以“实际行动”与王敦、王含划清了界限。

        钱凤跑到阖庐洲，也被本是同一阵营的寻阳太守周光斩杀，拿着他的脑袋到京城“诣阙自赎”。

        兵败如山倒。沈充慌不择路，闯入昔日手下吴儒家避难。古语云：“有急莫投亲旧。”吴儒一脸坏笑，把老上司沈充诱至复壁内，咣当一声把一大块石头挡在暗门外。他爬到高处，自上而下笑着向从前的恩将说：“我可得三千户侯啦！”（晋政府当时以五千户侯悬赏斩钱凤，以三千户侯悬赏斩沈充。）

        沈充倒也冷静，仰头对吴儒讲：“封侯不足贪也。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

        吴儒小人，当然不信“死灰复燃”之理，一脸狞笑加冷笑，与僮仆数人矛刃俱下，把沈充活活捅死在狭窄的夹壁当中，又割下沈充的脑袋到京城领取封赏。

        沈充是江东几代大族，枝蔓繁广，临死之前一段话，也是有恃而言。但他自己万万想不到的是，替他报仇的不是沈姓亲族，恰恰是他自己的长子沈劲。

        王敦之乱平定，钱凤、沈充不仅本人被杀，依王朝律令，谋逆造反至少要诛三族。沈充之子沈劲命大，竟然在乡人的庇护下捡得一条性命，没被东晋政府抓去砍头。如逢王朝盛世，这种父亲造反儿子得活的几率几乎是零，但东晋偏处一隅，强敌在邻，世道纷乱，没过多久，逢上皇帝生日、婚庆、诞子等喜庆大赦，沈劲就又冒出市面，并果真率人把吴儒一家老小上下杀了个干干净净。吴地土豪自相鱼肉，东晋政府也乐于他们窝里斗，加上沈劲又是子报父仇的大孝之举，道义上也受到各方支持。沈劲不仅报得父仇，又以侠勇之名名扬四海。“（沈）劲少有节操，哀父死于非义，志欲立勋以雪先耻”，他自告奋勇过江抵御北虏，屡次与慕容燕国兵将争战，东晋穆帝升平三年（359），沈劲以五百兵士坚守许昌，抵御慕容恪。不久，兵败城溃，沈劲不屈而死，被东晋朝廷追赠为“东阳太守”。

        如此，青史之中，父亲沈充附于“逆臣”王敦传后，儿子沈劲赫然列于“忠义传”中，可见血统之论，诚无真凭。

        至于王敦，盖棺论定，封建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绩：

        “王敦历官中朝，威名素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弼成王度，光传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此功固不细也。”

        笔者以现代人的眼光，觉得王敦也不失为一刚烈大丈夫，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而且他起事之因也是由于王氏家族成员受排挤，并非完全出于个人野心。刁协、刘隗小人煽风点火，钱凤、沈充激成祸难，叹只叹时兮命兮，不佑英雄。身死之后，英名一世的王大将军还被东晋政府刨出尸首，死都死了，还被扶跪着，斩去头颅。

        王敦死后，亲兄王含、继子王应被杀，但琅琊王氏并未被牵连，反而因讨伐王敦有功而有多人加官晋爵。王导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迁湘州刺史，王导堂弟王彬为度支尚书，王氏一大家子多人位进不衰，仍旧是东晋世家豪族的翘楚。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平定王敦之乱后，晋明帝司马绍不久即病死，年仅二十七岁。虽然只当了三年左右的皇帝，史臣对他还是有很高的评价：“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于时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坚虞。属王敦挟震主之威，将移神器。帝骑驱遵养，以弱制强，潜谋独断，廊清大昆。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弘远矣。”

        皇太子司马衍即位，年仅五岁，是为东晋成帝。

        孩皇帝即位，明帝皇后庾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虽然明帝遗诏太保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一同辅政，但真正的权力都集中在庾亮一人手里——当朝皇太后庾氏是他亲姐，孩皇帝司马衍是他外甥。

        庾亮，字元规，出身世族，大名鼎鼎。此人“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是魏晋风度中的一个楷模人物，中常常提及此人。但在政治上，庾亮是个十足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的庸才。

        明帝病重时，其舅虞胤为右卫将军，与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同掌禁卫军权。由于这两人私人关系也不错，惹起庾亮的猜忌与不满。王导出于公心，与庾亮一起曾向明帝提醒，怕司马宗会与虞胤在明帝死后拥立司马宗的哥哥西阳王司马羕为帝。明帝不信，反而更加信任虞胤、司马宗。

        司马宗、司马羕兄弟是汝南王司马亮的儿子（汝南王是“八王之乱”中第一个被杀的老王爷，他自己从未为乱，也被编入“八王”之中，确实冤得可以）。从辈份上讲，司马宗、司马羕是明帝的叔祖辈，也都是五十岁左右的半老头子，与元帝一系又为疏宗，应该没什么篡位的野心。庾亮只想着明帝死后自己外甥登基的绝对安全，十分疑忌这两个司马王爷。

        明帝病重时，庾亮半夜想入见，被南顿王司马宗呵止，吆喝道：“皇家宫廷大门是你们家自己的家门吗，想进就进？”庾亮为此，更是对司马宗恨之入骨。

        明帝弥留之际，庾亮声泪俱下，指称司马宗、司马羕与虞胤三人有逆谋，希望明帝马上“处理”他们。明帝不纳，反而让人把时任太宰的司马羕、太保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丹阳尹温峤以及庾亮等人叫在一起，共受遗诏辅政。

        虽然如此，明帝死后，庾太后称制，孩皇帝冲幼，大权自然集于庾亮一人手中。王导主持朝政时，宽和驭下，深得众心；庾亮掌权，苛刻任法，颇失人心。同时，他对拥军在外的陶侃、祖约、苏峻等人深加猜忌，整日盘算如何提防这三个人。

        陶侃时为荆州刺史，拥有荆、湘、雍、梁四州之众。祖约任豫州刺史，统管其兄祖逖北伐后占领的大片地盘。这两个人见明帝遗诏中褒进大臣名单里没有自己，都怀疑是庾亮从中作鬼，删除了他们两人的名字。此外，历阳内史苏峻，在平讨沈充、钱凤过程中居功甚大，手中又拥强兵数万，也存骄盈之心。

        为了防备这三个外臣，庾亮派和自己关系不错的老友温峤任江州刺史，镇武昌，任王舒为会稽内史，以为声援。同时，他又派人大修石头城，以防万一。

        母后临朝，皇帝冲幼，外戚专政，如此，祸乱之萌，已见端倪。

        成帝咸和元年（326）十一月，庾亮执政才半年多，就借口南顿王司马宗谋反，派禁兵去上门逮捕。司马宗老王爷性格固执，拒战反抗，被杀。其兄西阳王司马羕也被降封为县王，已被封为虚官大宗正的前右卫将军虞胤也被贬为桂阳太守外任。庾亮此举，一点不是出自公心，大失天下之望，都认为他是剪除宗室，巩固自己的威权。

        司马宗、司马羕兄弟一直与苏峻关系很好。事发后，司马宗手下有个亲信跑到苏峻处匿藏，庾亮派人去抓捕，苏峻隐匿不交，惹得这位皇上大舅更是恶从心起。

        六岁的晋成帝对外面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有一天，学习功课完毕，忽然想起了什么，便问庾亮，“从前常常在殿中看见的那位白头发老爷子去哪里了？”司马羕、司马宗两个王爷，对成帝来讲是曾叔祖辈，宗室元老，都在朝会大殿上专门设有床位（坐床，以示尊宠）。

        庾亮告诉外甥：“那个人谋反，已经被杀掉了。”

        小皇帝一听，哭了。平日里司马宗对他很好，常常抱着他在宫内游玩，白头白须的慈祥相貌，更使小孩子觉得亲切。

        “舅舅你说别人做贼，便杀之，如果别人说舅舅你做贼，又当如何？”小孩子抽泣着说。

        庾亮闻言大惧，色为之变，也不知如何回答这位六岁小皇帝的问话。

        庾太后很生气，用牙尺敲打成帝的脑袋，怒斥：“小孩子怎么说这种话？”显然是看见哥哥被儿子说得一脸惊惶，心中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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