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淇变法，并没有改变山西盐商累积的势头，山西盐商作为国内盐商老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从明朝中期开始，山西经商之风渐已形成，经营各种商品的巨商大贾相继涌现，这时山西平阳、泽潞有“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之说。

        山西盐商家族所率先达到的权势，在盐商敢于参奏户部尚书以及户部尚书辞职等事件中表露无遗。尤其是因开市所引发的政治大地震，更是显露出了明朝盐商特权家族的势力之大。

        

户部尚书的辞职

        1518年，一场发生在商官之间的较量，显示出了山西盐商作为“帮”的分量。

        这场较量发生在吕铃等山西盐商和户部尚书叶玠之间。如果说开中制和折色制是政府盐业运输、销售商业化的表现，那么吕铃等盐商就是试图在盐业生产民营化上打开一个缺口。他们的要求是盐业生产领域国退民进的体现。目前中国的盐业生产、销售均由国家专营，从这个层面来说，明朝盐业的民营化远比今天走得远。

        叶淇变法的着眼点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所以他并没有考虑到、事实上也没有解决政府拖欠商人的盐引问题。尽管1489年明朝出台了允许食盐生产者私自卖盐给商人，但由此加剧的私盐泛滥，让这一问题的解决更为复杂化。弘治年间，河东盐年办盐课额才42万引，到了1509年，拖欠往年的正额盐就达46万多引。

        官办下的盐业生产效率低下问题也凸显了出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以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由于人口相对固定，食盐市场有限，加之官盐税负重，成本高，使得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了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官盐在远离产盐地的省份供应不足，大量积压在盐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失去了盐课收入而私盐泛滥。在16世纪20年代、60年代和1600年左右发生了三次严重的盐务危机。

        当时，灶户是国家盐业的生产者，以服徭役的形式由国家招募。他们所生产的盐要全部上缴官仓。政府对他们规定的盐业生产量叫正额盐，正额盐之外所产的盐叫余盐。基于对灶户的鼓励，生产出的余盐可获得高于正额盐一倍的工本费，但问题是，朝廷并无力向灶户支付余盐的工本费。另一方面，明朝的官盐产量也在增加。河东盐由宋朝的年生产最高8000多斤，上升到了1604年的2.8万多斤，行销区域也在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1518年商人吕铃等人上奏说，在河东盐池的东场、西场和中场盐池中，仅中场盐池一区的生产量，就已经足够作为正额盐缴纳，其他盐池的生产量都被闲弃。他们恳请每一盐引定价一钱二分，“召商中纳，令其自雇夫役捞办关支，庶官民两便”。

        对于商人的这一恳请，户部尚书石玠不仅不采纳，还认为这是奸商玩法，所以欲治其罪，但因吕铃等有豪贵支持，石玠最终作罢。石玠是今河北省藁城人，与父亲、弟弟三人同为进士，父亲曾担任山东按察使。因敢于直言，石玠名列明代三大名宦之一。

        这是一次没有明确胜负的官商较量。之后，对于是否允许商人自备工本雇人参加盐池生产，官方没有明确表态，但在正德、嘉庆后的隆庆年间（1566～1572），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说过，盐丁把盐业生产视为官事，贫民则把它视为家事，由此而产生的卖力程度也迥异：盐丁出的力“十不得一二”，贫民则“一可以当十百”。

        来自民间的商业实践，最终还是得到了官方的默认。明初废除中书省后，以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六部之中，吏部的职位最尊，户部的权势最重。即便如此，该事件中石玠不得不罢手的结局似乎可以说明，这时的晋商势力已经不容小觑，并有了一定的政治靠山。

        这期间，大同镇积欠山西商人周全等粮草价银10万余两。因长期讨要不给，周全等人屡奏户部催要，最后户部用拨付盐引及其他款项的办法予以融通补偿。另一个山西商人郭弼到河东盐场取盐却无盐可支，后奏准其改支淮盐22万引，折银四五万两。《明史食货志校注》甚至还有记载，秦金，1527年官至户部尚书，因反对商人逯俊等奏要30万两淮盐引，遭到权贵打击，被迫辞职，这是山西盐商势力的预演。

        除在政治上逐渐渗透努力外，山西盐商也在积极应对徽商逐渐兴起的努力。叶淇变法之初，山陕富民也应时而变，纷纷内徙淮浙，以与徽商“分庭抗礼”。仅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山西太原府代州籍商人，就有阎瑶楚、杨继美、冯天棣等人。阎瑶楚的祖父和父亲先是纳粮报中于北方边镇，换取盐引，以太原望族的身份在两淮从事盐业贸易。到明中叶开中制由纳粮改为纳银后，他由边商转为内商，“举家迁居扬州”，清初时，阎家还出了个大学者阎若璩。

        盐是古代的战略物资，在国家财税体系中占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淮浙盐场，又在国内盐业市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全国最大的盐场，仅仅两淮盐场的额征盐课就占据了全国盐课总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淮浙盐区的税收收入牵动着明清政府的神经。

        当时淮、扬一带，山陕商民的势力很大。在1558年前后沿海倭寇侵扰之时，世居扬州的山陕盐商家属曾选送500名骁勇善射的精壮子弟组成商兵，驰骋于抗倭疆场，可见晋人之多。这种商兵组织，比20世纪初国内商团组织的出现早了将近350年。

        从开中制到折色制，山西商人为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表现出了他们所拥有的闯劲、开拓意识、不懈追求的执著感、对商业机会判断的敏感性和对资本积淀的追求。当这些积累所形成的势能以政商结合的方式体现在盐业组织中时，晋商捷足先登的先天优势被发挥到了极致。

        嘉靖时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这样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而在其列入“首等”的全国17家富商中，晋商占三家，徽商占两家。

        

盐商豪势与政治斗争

        明代山西商人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散见于各类史籍。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临猗阎天杰、大同薛氏和李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但最为闻名者，当数蒲州的官商家族张四维家族和王崇古家族。

        王崇古，今山西运城永济县人；张四维，今山西运城芮县人。在明时，两地均属平阳府的蒲州。前者时任宣大总督，后者为吏部侍郎。两家都有盐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晋商。

        张家是元朝时避乱永济的张思诚的后代。到张允龄一辈时，始远游从商，西到兰州，贩货张掖、酒泉，数年后又南至淮、泗，往来楚、蜀之间。虽然身在商界，但张允龄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为众商所敬服。在遇到事情时，他往往判断正确无误，人们甚至怀疑他有异术。虽然说张允龄足迹半天下，但也是拮据20年。他的弟弟张遐龄也到过吴越、广州、南昌等地，但资本耗尽，穷困而归，并不成功。

        王家的第一代商人是王现、王瑶兄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是时人对这对兄弟的评价。他们的父亲官至管教育的邓州学正，但没有什么实权。叔叔王珂也曾中进士，任中书舍人，但早逝。经商的王氏兄弟俩一生奔波在外，辛苦劳顿自不用说。哥哥王现为士不成，然后就外出经商，到过洮陇、张掖、敦煌及巴蜀、吴越等地，最后客死郑家口。弟弟王瑶，也辗转多地，西到陕西、张掖、酒泉，东到淮浙和苏（州）湖（州）之间。

        王瑶的三子就是王崇古，他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河南布政史、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部督。

        在明朝，盐业是反腐败的重点领域。明政府禁止4种高官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这4种高官分别是监察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但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成化年间，原来在禁止之列的达官显贵居然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然后转卖给商人以获暴利。到弘治年间，盐业已被这些官员垄断，商人要想获得盐引，必须依靠官家。

        1571年4月，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发起了对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弹劾。他说，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横行，并称王的弟弟和张的父亲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张家族为势要，请皇帝“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郜永春弹劾的要害之处在于，王张两家是姻亲，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也就是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了乔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沈江。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来自当时的山西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家族。张四维的一个儿媳妇是兵部尚书杨溥的孙女，张四维的女儿嫁给了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淳，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则是著名的陕商。

        在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看来，张、王两家第二代经商能够远远超过第一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商合一。姻亲关系将两个家族豪势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一个特权政商家族，其日后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商帮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从时间上看，在郜永春弹劾王张两人的前一个月，即1571年3月，一场持续了三年、对蒙古是战是和、是否对蒙古开放马市的争论，刚以议和派占据上风而告终。

        这场争论源于蒙古首领俺答的养孙把那汉吉投降。他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做未来的妻子，但俺答却将其所聘之女许配给了其他人，把那汉吉一气之下，于隆庆四年（1570年）9月到大同镇败胡堡，投降明军。

        把那汉吉的归附是接受还是拒绝，直接事关明政府与蒙古族中最强大的鞑靼部落的关系。此时俺答已调兵向明朝索要把那汉吉，明蒙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过去的近30年间（1542～1570），蒙古族鞑靼部首领俺答多次提出通贡互市要求，但遭到明政府的拒绝，明政府甚至斩杀蒙古来使，传首九边（将蒙古来使的首级给九边将士看），明蒙关系紧张到鞑靼部频年入犯，明朝北部边境“华夷交困，兵连祸结”。

        这时大同的最高军事首领就是宣大总督王崇古。军人出身但有商人家庭背景的王崇古认为，“此奇货也”！他深知此事可以游刃有余之处，就与时任大同巡抚方逢时联名上疏，提出把那汉吉归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并把封赏把那汉吉作为上策。

        当时的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等坚决反对接受把那汉吉归附，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湖北人）等则主张议和开马市，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以至于兵部尚书郭乾不知所措。

        最终，隆庆皇帝采纳了议和派的建议。俺答原以为养孙自投罗网，必死无疑，后听到把那汉吉不但没死，反而封了官，于是将明朝叛臣送还明朝，换回养孙，并上书愿世代服从明政府。王崇古再次上奏朝廷，希望加封俺答爵位，将其作为属国，与俺答订盟通贡，开放马市。

        隆庆皇帝从其议，与蒙古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幕下皆授衔，是为“隆庆议和”。议和内容还包括，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蒙古族用马匹换取其需要的布帛、菽粟、皮货、服装、针、线等物品和杂货。

        明政府以每年付出马价银10万两和抚赏鞑靼部银22000两的代价，获得该部每年上贡500匹马和在马市交易14500匹的承诺。此后，俺答汗四代世袭封贡至明末。

        在主和派看来，双方的敌对状态是因为明政府的闭关政策。如果双方能够各取所需，边区安宁足以维持。主战派更多是从雪耻报国的角度来看待与蒙古的关系，而主和派则更多是从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出发。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明史》记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张四维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

        时任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也是议和派的主要人物。当年司马相如曾为西南夷事奏请汉武帝，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句话意味深长：“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就隆庆议和之事，张居正曾借用这番话，用知己的口吻给王崇古写信说：“此所谓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虽然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之事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显然是对议和派的不满。两派的分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斗争错综复杂，随后引发了明朝历史上一场大的政治地震：兵部尚书郭乾辞职，次年五月，内阁大学士首辅李春芳辞职，高拱、张居正先后出任内阁首辅，与张家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部尚书。

        高（拱）张（居正）内阁继承了王张家族的执政理念，他们对内励精图治，整顿政府机构，督促公务，考核官吏，在与俺答议和通贡的同时，对外切实加强边地防务，不仅调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镇，还重用各镇督抚总兵王崇古、方逢时、刘汉、马芳等著名将领，切实加强了沿长城各镇的防御。

        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背后影响和推动这一政策的，其实是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在山西，靠盐业起家的很多商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首富的平阳（今临汾市）亢氏、代州的冯忠等，都是依靠官府势力而成为晋商第一代富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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