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并不存在着一个纯粹的“民间世界”，也没有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化形态，正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样，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它的统治、渗透和改造，同时它又总是从漫长岁月的劳动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民间也不是完美的概念，它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有关这个空间的文化形态，又总是能够比较本色地表达出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强烈地体现着国家意志和时代共名合流的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并不是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只是一种艺术补充出现的，只有当两者发生激烈冲突，民间的立场遭到全面否定的时候，它才会被迫以破碎的或隐形的方式曲曲折折地表达自己的声音。

        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赵树理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异端，他早年曾接受过新文学的影响，但很快就发现新文学传统的圈子过于狭小，无法真正提供农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他是属于中国民间传统中比较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把民间传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自愿当个“文摊文学家”7 ，完全出于自觉的选择。这一方面取个于他来自山西民间社会的家庭背景和浸淫过民间文化的熏陶8 ，更重要的是，他在战争的时代里看到了农民将会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文化传统也应该风云会际，获得复兴9.所以他始终想绕过新文学传统，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他把自己的小说解释为“问题小说”10，所谓“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11，都包含了这种意思。他所说的“起作用”，不仅仅是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远行，也包含了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这才是赵树理拥有的一般民间艺人所不可取代的特性。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赵树理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他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人读，并通过他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12他时刻想的是“自己供给的精神食粮群众能不能吃进去”13. 必须了解赵树理特殊的创作对象和创作观念，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创作的美学意义。一般来说，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是五六十年代作家共同所遵循的创作方向，但象赵树理那样，把自己的文学对象具体规定为“农村中识字人”（大约不会超过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和“不识字人”，应该说是很少见的。所以用新文学传统的审美眼光，用一般知识分子理性的眼光，都无法从审美感情上认同和理解赵树理的小说，甚至很难走进赵树理艺术世界之门。赵树理所要表达的，不是概念形态的农民，也不是艺术形态的农民，而是实实在在的山西农村日常生活当中的活人的具体感情，没有一点儿的虚伪。他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创作的重要作品，虽然也表现出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农村生活，但那是用民间的山泉洗过一遍的生活，显现出民间的本色。《小二黑结婚》写农民的自由恋爱，却先写一个三仙姑，因为爱情得不到满足而装神弄鬼的女巫，接着是农村流氓窃取村政权为非作歹，压制青年农民的自由恋爱……把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社会文化历历在目地展现了出来。同样是写土地改革运动，别的作家都是按土改政策文件铺展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情节，而《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却土头土脑地描述了农民在土改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态和遭遇的尴尬事件，他总是紧紧盯着这块土地上蠕动着的那些小人小事不放。如果按“阶级斗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衡量，如果用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的审美标准来衡量，赵树理的小说怎么也谈不上“深刻”和“魅力”，但是，如果我们暂且放弃一下“五四”以来政治与艺术逐渐结合而成的一系列新文学批评标准：如“深刻性”“典型性”“史诗”等等，换一付农民的眼光，就不难理解赵树理笔下所展示的魅力。

        首先，赵树理作为农民的代言人，他本能地发现，在农村，对农民最大的危害，正是农村“基层干部是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14（周扬语），如金旺那样的地痞流氓，小元那样的旧势力跟屁虫，小旦那样随风转的地头蛇，以及小昌那样“轮到我来捞一把”的坏干部……他的小说的矛盾冲突大都是围绕这样一批农村旧势力和新政权结合的坏人而展开的，这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才会发现的问题。15他的创作曾被一些用所谓阶级斗争的眼光来“深刻”看问题的人批评为“模糊了阶级观点”，16但如果从当时的农村实际生活斗争来看，赵树理的小说何止深刻，可以说是相当尖锐地揭示了抗日根据地的农村的新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愿望。其次，赵树理已经指明了自己创作的服务对象是文化程度相当低的农村读者，所以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能不迁就传统的民间文艺手法，但他所表现的内容和艺术趣味则完全是新的，没有为迁就大众口味而利用通俗文学的庸俗手法。他所自觉追求的是让老百姓喜欢看有政治内容的新故事，就必须注意到读者的欣赏口味。他的小说叙事是用日常口语，一般现代小说注意到人物语言的性格化与口语化，叙述故事的语言则是书面白话，而赵树理的作品连叙事语言都是日常口语。赵树理很少刻意追求方言土语以壮声色，擅长运用朴素干净的口语来叙述故事，他也不刻意突出人物的性格语言，常常把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混成一片，实际上是用民间口语高度统一的小说叙事，表现出内在的和谐和朴素。还有，赵树理基本上不用现代小说刻画人物的所谓典型化原则（即把人物放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展示其阶级的内涵），他的小说从来不围绕一两个英雄人物转，而是长卷似的平铺展示群体的农民故事，逼真地写出日常生活细节的过程，仿佛是听一个民间说书人在乡场上讲村里的故事，讲得圆熟，琐碎，说到哪个人物，那个人物就成为故事的中心，细细节节的过程很真实地被描述出来。如写农民的心理盘算，就会具体地将一笔笔细账小利都写得清清楚楚，不熟悉农村生活的人读了也许会不耐烦，但在农民读来或听来，不仅真实可信，如临其境，还很容易引起同感和共鸣。这可以说是一种细节的现实主义，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并不缺乏这个传统。如果比较周立波与赵树理两人的风格，周立波是刻意向民间学习，用知识分子的理想化写出了民间社会的“桃花源”，而赵树理则本来就是民间社会中的一名艺人，不过是用他生命的本相展示民间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可以说他是真正做到了与农民及农村生活的无间无隔。

        认识了赵树理的艺术追求，才可以进一步把握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创作意义及其悲剧性的命运。总的来说，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成就不及以前，这一点，同样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孙犁有过很好的论述。他说赵树理在50年代初进北京后的情况：“这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遭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活泼的力量。”17“青春活泼”的丧失意味着民间精神的失落。由于赵树理自觉而本色地代表了农民的立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下，为了有别于知识分子视角下的新文学叙事立场，他的创作受到了高度的推崇，一度被誉为“赵树理方向”。但随着战争的胜利，新的国家意志构成了新的时代共名，对农民也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农民的本来立场及其文化形态并不总是与时代共名相一致的。这时候，本色的赵树理不能不陷入创作困境。描写土改时期农民故事的《邪不压正》已经与别的土改题材的作品在宣传政策文件上显出了差异；《三里湾》虽然是第一部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但故事情节发展很勉强，远不及后来的《山乡巨变》和《创业史》那样理直气壮地宣传国家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连歌颂新婚姻法的《登记》，也不能象当年的《小二黑结婚》那样深刻地展示民间文化状态和揭露农村基层的坏人坏事。1958年农村“大跃进”运动，由于指导思想违背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各级领导盲目地夸大农业产量，以迎合好大喜功的国家意志，结果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生死攸关的严重破坏。彭德怀元帅从农村收集的民歌有这样的歌词：“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18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分配的混乱和对农民的绝望。但是，当时真实的生活是不允许被反映被揭露的，相反，文艺界一方面积极提倡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19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也相应发起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20的运动，真实描写现实生活的创作非但不可能发表，而且还会给作家带来祸害，所以，当时许多歌颂“大跃进”的文学创作和所谓“民歌”，不能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性的描写。但赵树理就在这时候发表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21。理解这篇作品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些背景。赵树理作为一个自觉的农民的代言人，他目睹了“大跃进”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可能没有反应。1959年，他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一文，委婉地提出了自己对农村工作的看法。文章交给当时的中共党刊《红旗》杂志，但尚未发表就发生了中共“庐山会议”错误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赵树理的这篇文章被杂志转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作“右倾思想”的代表进行批判。1962年政治形势略为宽松的瞬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举行“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赵树理在会上发言，他很激动地讲到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说：“6 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22。这句话当时看来非常尖锐，也表达出这位中国农民的忠实儿子极为悲怆的心理。《锻炼锻炼》写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期间，与农民血肉相连的赵树理不会不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村正处于这“天聋地哑”的前期。当时的文艺界刚刚经过“反右运动”，表面上一片莺歌燕舞，暗地里却一片心惊胆战，赵树理不可能也不会被允许写出农村真实情况。所以《锻炼锻炼》也利用了当时一般文学创作惯用的歪曲生活真实的方法，曲折地反映出作家的民间立场。

        这篇小说的题目就很奇怪，谁需要“锻炼锻炼”？原来农业社副主任杨小四是个青年人，老主任王聚海认为他还年轻，还需要“锻炼”，但在一次强迫农民出工劳动的“当家”过程中，杨小四表现出非凡的工作能力，所以，老主任受到了批评。从赵树理当时谈的创作体会，似乎也是这样的创作动机。但是，当我们仔细读这个文本，就会发现它所描写的真实生活场赴的意义，大于作家所申明的主观意图。他是怎样来描写杨小四的“锻炼”过程的呢？小说着重写了两个落后的“农业社员”，一个外号叫“小腿疼”，一个叫“吃不饱”，这两个外号似乎暗示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土地交了公，劳动也成了集体性的劳动，每天由领导安排具体劳动任务，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积极性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不参加劳动的人就会受到严厉批评。小说就从杨副主任如何整治这两个落后农民写起。第一个冲突高潮是杨副主任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批判这两个社员，于是引起了“小腿疼”大闹社办公室，但终于被干部利用法律和政权的力量所制服。小说是这么描写的：

        小腿疼一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伸开两条胳膊去扑杨小四。……杨小四料定是大字报引起来的事，就向小腿疼说：“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请得到法院！”……小腿疼一听说要罚款要坐牢，手就软下来，不过嘴还不软。她说：“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问问你，政府规定过叫你骂人没有？”“我什么时候骂过你？”“白纸黑字贴在墙上你还昧得了？”王聚海说：“这老嫂！人家提你的名来没有？”小腿疼马上顶回来说：“只要不提名就该骂是不是？”要可以骂我就天天骂哩！“杨小四说：”问题不在提名不提名，要说清楚的是骂你来没有？我写的有哪一句不实，就算我骂你！你举出来！我写的是有个缺点，那就是不该没有提你们的名字。我本来提着的，主任建议叫我删去了，你要嫌我写得不全，我给你把名字加上去好了！“”你还嫌骂得不痛快呀？加吧！你又是副主任，你又会写，还有我这不识字的老百姓活哩？“支书王镇海站起来说：”老嫂你是说理不说理？要说理，等到辩论会上找个人把大字报一句一句唸给你听，你认为哪里写得不对许你驳他！不能这样满脑一把抓来派人家的不是！谁不叫你活了？“”你们官官相卫，我跟你们说什么理？我要骂！谁给我出大字报叫他死绝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个血盘儿，……"支书认真地说："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你实在要不说理要这样发疯，这么大个社也不是没有办法治你！"回头向大家说："来两个人把她送乡政府！"

        这个文本很复杂，“大字报”、“大辩论”在整风时期是群众发扬民主的武器，利用它们向领导提意见，但在“反右运动”以后则变成了领导干部整治群众的工具，而且干部嘴里口口声声挂着“法院”、“乡政府”，他们对群众的蛮横态度就是仗了国家机器作为后台。辩论中干部们句句逼人，不断上纲上线，甚至把“毛主席”的大帽子也拿出来，逼得农民无话好说。农村干部即使水平低，即使是对待落后的群众，也不应该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只会用“罚款”、“坐牢”和“送乡政府”来欺侮人。更离奇的是小说的第二个冲突高潮：因为社员出工率低，查原因是一部分落后的群众（不止“小腿疼”和“吃不饱”两个）嫌工分太低，定额太高，还有就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只愿意拾“自由花”，不愿意为社里摘棉花。于是杨副主任又想出一个办法，他头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宣布第二天集中拾自由花，等到第二天本来不愿出工的妇女都上工了，他突然宣布改为集体摘棉花，并批评那些受骗上当的妇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才出工的，所以不但必须强迫参加劳动而且还要写检讨。副主任杨小四这样布置社员的劳动：“谁也不准回村去！谁要是半路偷跑了，或者下午不来了，把大字报给她出到乡政府！”“太和，你和你的副队长把人带过村去，到村北路上再查点一下，一个也不准回去！”社员出工就这样变成了强制性的劳动。小说第三个冲突高潮又回到小腿疼等人身上，原来她们以为第二天是自由拾花，于是就自己单独去拾花，结果变成了“偷棉花”，当做犯罪接受群众的批斗。小说有下面一段描写：她（小腿疼）装做受委屈的样子说：“说什么？算我偷了花还不行？”有人问她：“怎么‘算’你偷了？你究竟偷了没有？”“偷了！偷也是副主任叫我偷的！”主席杨小四说：“哪个副主任叫你偷的？”“就是你！昨天晚上在大会上说叫大家拾花，过了一夜怎么就不算了？你是说话呀还是放屁哩？”她一骂出来，没有等小四答话，群众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哗”地一下站起来：“你要造反！”“叫你坦白呀叫你骂人？”三队长张太和说：“我提议：想坦白也不让她坦白了！干脆送法院！”大家一起喊：“赞成”。这段冲突的对话、气氛都写得相当逼真。在后来几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斗会是变相的刑场，它使每一个参加批斗会的群众都失去人性，成了盲从暴力的帮凶。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是干部们诱民入罪，然后利用群众的盲目性来整治落后的农民。可是，小腿疼等人究竟犯了什么罪？赵树理自己也说：“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了什么法。”23可是，在小说里小腿疼不正是让村干部当作罪犯（是上圈套被当作罪犯）狠狠整治了一顿吗？这样写干部整治社员，公平吗？

        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真实得让人读了感到心酸，“天聋地哑”也就落实到实处。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抛弃了一切当时粉饰现实的虚伪写法，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尽管以赵树理的主观创作意图而言，还不至于达到这样的深度，他只是想反映农村现状是怎样的一幅图景而已，而且从当时可能表达的方式来说，他也只能站在杨小四的所谓新生力量的一边，但从赵树理的艺术画廊里看，这篇作品分明是与描写农村“基层干部混入了党内坏人”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连这点维护农民的立场都不能直接地表达出来。现实主义的方法冲破了作家的历史局限，只能在当时非常严峻的环境下，以它自己的方式达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6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的理论愈演愈烈，赵树理再也不能写出真实反映农民心声的作品，他用琐碎的笔调写了几篇歌颂劳动者的报告文学后，不得不停止了小说创作。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残酷地迫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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