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浪潮。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农村相继实行联产计酬和承包责任制，城市的经济改革也进一步加快，改革便真正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第一重大事件。于是，依仗着强大的社会思潮而日渐兴盛起来的文学创作也就有了相应的新的历史使命。在“五四”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本来就视“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正途，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悲惨历史阶段以后，执政党纠正“文革”错误、否定极左政治路线和制定一系列实现现代化的措施，使知识分子重新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同时又激发起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看来，用文学来为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推波助澜，是义不容辞的。就社会思潮而言，“改革文学”是中国人在打碎精神迷梦之后的产物，这个刚从迷狂中惊醒过来的民族，需要知道它是否还有救，是否还能振兴起来。政治家们已作出了明确的预言式答案：改革就是希望！与此同时，人们需要重构精神信仰，重建精神家园，重新树立民族的自信心，这一切，似乎又成为文学工作的责任。

        从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改革文学”似乎又重复了50年代国家政权利用文学创作来验证一项尚未在社会实践中充分展开其结局的政策的做法，改革事业本身是一项“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工作，文学家并不能超验地预言其成功和胜利。但不同的是，50年代的文学家们仅仅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喉舌来宣传政策，而80年代的“改革文学”则表现出作家们对政治生活的强烈参与精神。他们不但坚定不移地宣传改革政策的必要与必然，更注重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利于改革的因素的批判，包括对来自执政党内的权利斗争和社会腐败风气的批判。

        于是，在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几乎在“反思文学”的同时，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思潮勃然兴起，1983-1984 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创作高峰。如果从文学观念和文学精神来看，“改革文学”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反映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和命运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在此列，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精神风貌的急剧变化，体味其新旧历史交替中的痛苦和欢乐。“改革文学”与之前的“伤痕”“反思”等文学思潮一样，都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的直接体现，但又因为它在文学的发生和演变上仍延续了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即并非按照文学的自身规律，而是依仗着强大的时代“共名”而产生，所以，作品往往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或民众普遍情绪的代言人，它常常提出相当尖锐的政治、伦理或现实主题，引起一阵又一阵的“轰动”效应。这既成为作家们积极关注和贴近现实问题的酬劳与安慰，有时也难免成为供人指责的原由和把柄。

        “改革文学”经历过一个自我完善的发展过程。自1979年夏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脱颖而出，“改革文学”开始了它的发轫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揭示旧的经济体制、极左政治路线影响与改革家的改革事业的矛盾冲突，并且预言了一个“只要改革，生产就能搞上去”的神话。《乔厂长上任记》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乌托邦”作品。它叙述了某重型机器厂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生产停顿，人心混乱，成了一个烂摊子，乔光朴赴命于危难之际，立下军令状当了厂长后，大刀阔斧地整顿队伍，建立新的生产秩序和奖惩制度，激发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和主人公精神，很快改变了全厂的涣散状态，扭转了生产被动局面。这是最早的一篇自觉地“写四化，写四化的阻力，写克服阻力的斗争”的文学作品，它写工厂却突破了以往“车间文学”的模式，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它还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们的盛情赞扬。虽然蒋子龙后来还写了反映改革浪潮中城市青年和津郊农民生活的小说如《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但其声誉都未达到《乔厂长上任记》的程度，“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之后的改革小说中，便出现了一个与“乔厂长”有血缘关系的“开拓者家族”的人物系列，如《改革者》（张锲）、《跋涉者》（焦祖尧）、（水运宪）、《三千万》（柯云路）等。

        与正面塑造时代英雄，鼓舞民众信心相对应，另一些作家则在作品中对历史因袭和现实问题而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予以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呼唤理想的英雄和新的社会秩序。剧作家沙叶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六场拱剧《假如我是真的》几乎与《乔厂长上任记》同时问世，却正好从另一个侧面呼应了社会思潮和民众的这种期待心理。剧本以现实生活中的一起诈骗案为原型加以虚构改造，叙述了一个名为李小璋的插队知青冒充高干子弟，斡旋于几个不同职务的干部之间，以非正当手段办完回城的调动手续，终而被识破的故事。它的问世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反响，也导致的一场激烈的争论。客观地说来，《假如我是真的》一剧及其作者的遭遇并不奇怪，因为在创作的一开始，作者就不是意在作品的文学和审美效果，而是以文学为工具，通过对现实事件的暴露，放大现实事件社会影响，以直接产生干预现实政治的效果。

        与上述作家的用意不同，高晓声则一直专注于对普通农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变动和滞后的观察、思考和描绘。从《李顺大造屋》到《漏斗户主》，再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作者旨在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在他的笔下，既没有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英雄，也没有大奸大恶、刁钻蛮横的坏人，他所关注的始终是最广大最普遍的农村小人物的命运，为他们生活境遇的改善而欣喜，也对他们身上因袭的落后精神因素予以细致的刻画和温情的嘲讽。和蒋子龙等作家的初期改革文学作品相比，高晓声的创作更具有普通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质朴风格，他使我们看到在改革大潮的轰轰烈烈背后更迟缓、更严峻、也更博大的文化内涵。

        至1981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创作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故土》（苏叔阳）、《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张贤亮）、（柯云路）及中篇小说《老人仓》（矫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秋天的愤怒》（张炜）、《腊月。正月》（贾平凹）等。路遥的中篇小说就是着重表现了处于变革中的农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以农村知青高加林的视角作深层的探索和思考。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事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对爱情的选择，都可以从中看出商品经济观念和现代意识观念对传统农村文化生活的冲击，他的痛苦、迷茫和选择，给处于同样处境中的人们以启示。

        到1985年之后，作家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表现一部分人的改革热情或铁腕行动，改革精神也更多地成为普通劳动者的自觉要求，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情态之中，这些作品在题材的开拓上，更趋于生活化和多视角，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写改革与人心世态、风俗习惯的变化，与前两个时期相比，描写改革已经很少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是交织着多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更加强烈的悲剧性。其实从文学发展的整体来看，“改革文学”已无法涵盖许多新的现象，或者说，对社会改革敏感和表现已经融入作家们的一般人生观念和艺术想象之中，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则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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