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 月号，发表时编辑部对其有所改动16. 王蒙创作这个短篇小说时才22岁，但已经是一个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 他身为北京共青团市委干部，在这篇作品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个人特有的社会阅历和思考的印迹，即在理想主义的陶醉中敏锐而朦胧地感受到一种潜藏在社会心脏部分的不和谐性。小说的文字清新流丽，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小说发表后，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当时特定的阅读期待视野出发，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篇旨在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作风的小说。作品围绕组织部对通华麻袋厂党支部事件的处理经过，相当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而在这些人物当中，刘世吾的形象的刻画尤其受到重视和肯定。刘世吾的形象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的典型。他有一定的革命经历，解放前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还负过伤；他也有相当的工作能力和魄力，富有经验，懂得“领导艺术”，知道如何去把握工作重点，只要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 但他对工作缺乏积极主动的热情，对那些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和缺点，有一种职业性的平静甚至漠然。他自我解嘲是得了如炊事员厌食症一般的职业病，他对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一句“就那么回事”成了他的口头禅；小说还揭示了在刘世吾对事物冷静理智的观察和分析背后的世故与冷漠，如“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等等。此外，“金玉其外”，“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自得”的新生官僚主义者韩常新和蜕化变质的王清泉等更是作者在小说中直接抨击的对象。在这一种阅读和分析的视野里，相对于对刘世吾形象的重视和争议而言，对作为小说叙述人和主要人物的林震形象，虽然也有大致准确的把握，认为他是小说中与刘、韩等人物对立的中心人物，一个热情单纯，富有理想，朝气蓬勃，正在成长的青年共产党员的形象，但这一形象在小说叙述结构中的作用和与作品主题的关联则明显地存在被忽视的倾向。

        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原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从一个小学教师的岗位，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来到组织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结果却发现这里的情形与自己的想像有着很大的差距，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革命意志和工作热情的衰退使他愤怒、疑惑，他为自己无法融合于这一环境而惶恐、伤感。与对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获得更切实的理解。

        主人公林震快乐、单纯、富于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激情，他是怀着一种成长的渴望和焦虑来到组织部的，二十二岁的“生命史上好象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组织部是他走向成熟，实现人生理想的新的环境，而小说也正是以林震的心理体验为视角，在事业功勋和爱情体验这两条线索上，通过麻袋厂事件的始末，展开对理想与现实之冲突的叙述。作品的第一章，林震刚来组织部报到，就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的赵慧文；一个便是常务副部长刘世吾，而刘世吾对他的第一次谈话，恰该涉及了工作与爱情这两个话题。而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矛盾和冲突，对初涉人世的林震来说又都带有“冒险”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世吾的形象在作品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里的娜斯佳是林震理想中的人生偶像，那么在他具体生活境遇中，刘世吾象征了现实对理想的冲击，或者是理想对现实的妥协。与对韩常新、王清泉两个人物的简单化、漫画化的描写相比，刘世吾在作品中是以林震的现实指导者的身份出场的，尽管林震始终对刘世吾的处世态度、工作作风抱有审视和批判的意识，但他们之间有很深入的思想和情感交流。刘世吾身上所具备的许多东西，如处事不惊的沉着、观察分析的冷静理智、传奇般的经历、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等等，都是林震并不反感甚至是钦佩的。和林震一样，对于韩、王这样的干部，刘世吾在心里也很反感，相反对林震则认为“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 如果说林震对韩、王两人的态度是明显的反感和对立，那么他对刘世吾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疑惑、质疑和批判，也包含了理解、同情甚至钦佩的成分，他的内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这里。在小说中，林震与刘世吾的对话主要有四次，每一次出场，作者都没有把刘世吾这个人物作单一化处理，尤其是第四次在小饭馆的夜谈，使刘世吾的性格心理及其演变轨迹获得了较为完整和深入的体现。作者反复强调的刘世吾对文学作品熟悉与喜好，正表明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仍拥有一块理想的田地，这种理想的激情也曾经使他冲动，而现在则被现实与理智牢牢地锁在文学想象的角落里了。这既使林震感到迷惑、惶恐和感伤，又引起他的警惕和质疑，他担心自己的理想和激情是否也会被现实所磨灭，他痛苦地探问这种理想与激情是怎样变得淡漠的。林震对刘世吾的审视和批判，包含了作者的严肃思考；而对刘世吾的超越也是他走向成熟的开始。所以，刘世吾的形象并不是“官僚主义者”这一概念可以概括的。至少，从刘世吾这一形象可以看出，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只是对《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外在冲突意义上的概括，并不能完整地体现这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性。与赵慧文的交往是林震心理历程中的另外一条线索。作者暗示了林震对赵慧文朦胧的爱情意识，即“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在作所呈现的外在冲突中，他们的相互理解的同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慧文是比林震先到一步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在林震的内心冲突中，他与赵慧文的情感涟漪也是一个重要的侧面，在林震对现实的质疑、惶惑、孤立无援之时，有一双忧郁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他，两颗年轻的心来不及相互靠拢，就为几乎是预设的“警告”所阻隔，林震在内心矛盾中对这份情感的克制，是爱情需要对事业需要的退让，也是现实原则对内心欲求的胜利，最后所作的理智选择同样体现了他的成长。

        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生活刚刚展现它的魅力，周围弥漫着早春的气息，一切都充满生机。但作家却敏感地对此投出了怀疑的目光，他通过林震的内在视角，在两条冲突线的交织中表现出：就在这一片生机里，有一种可怕的惰性在蔓延，就在刘世吾那些据之有理的逻辑和成熟举动的背后，有某种不可原谅、不能妥协的东西，他对之不满甚至力图反抗。尽管对于林震而言，斗争的对象似乎无处不在，有王清泉式、韩常新式的在明处；也有刘世吾式的象泥鳅一样滑腻；斗争的过程中也不免要付出某种代价，但他偏偏以一种执拗的“幼稚”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至今还散发着青春激情的芬芳，也超出了对官僚主义揭露与批判的具体性，而体现出理想与激情的永恒魅力和对现实的审视批判意义。

        当然，从小说在当时客观效果看，人们从一开始就看重其对社会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实际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作家积极干预生活，勇于揭示社会生活矛盾的一个尝试，是现实战斗精神的一种体现。可是不久之后，小说却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的毒草，作者也因此被划为右派，直到二十多年之后，小说才成为“重放的鲜花”，受到应有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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