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上海的崛起，从广东输往上海的，最惹眼的不再是货物，而是一群叫“买办”的活生生的人。

        上海开埠前，广东人贩卖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也不少。当时中国的食糖集散中心就在浙江嘉兴乍浦。

        从广东到上海的商船被称为“估船”，一个月能往返一趟，上海商人则用“沙船”把本地棉花、布匹运往广东，其次是陶瓷、茶叶。据统计，鸦片战争前，上海每年从闽粤运进糖约50万担，染料和物品12万担，运往闽粤的棉花、茶、丝等物在20万～30万担。糖的价值，达数百万两银子，是一种大宗交易。沪粤间的棉糖对流，是这两个区域间的传统贸易内容，一直持续到清末。

        在晚清四大买办中，除席正甫（1838～1904）是江苏人外，其他三人——唐廷枢（1932～1892）、徐润（1838～1911）、郑观应（1842～1921）都来自广东香山，他们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亮点的买办。

        

为什么是香山？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香山与包围它的伶仃洋一样默默无闻。直到南宋，香山才有了县的名分，它的管辖范围就包括现在的中山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部。

        宋末文天祥一首《过零丁洋》为后人传诵，伶仃洋（即零丁洋）之名才为世人所知。到明朝时，香山依旧“其地最狭，其民最贫”。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租占澳门之后，香山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之地。

        为什么中国早期的买办大多数来自香山？可以说，一部葡萄牙的殖民澳门史，就是香山多出买办的最大注解。香山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充任中外贸易中的买办，目前还没有定论，但葡萄牙是最早试图与中国通商的殖民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

        1473年，当明孝宗器重的大臣刘大夏和项忠建议废止下西洋、拆散舰队、焚毁郑和航海档案时，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方兴未艾。

        1415年，葡萄牙人在北非摩洛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殖民据点，揭开了近代殖民主义的序幕，接着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家也开始了全球性的殖民活动。

        之后，葡萄牙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王子亨利。他一心一意地投身于航海事业，不仅远离了豪华舒适的宫廷，而且放弃家庭生活，终身未娶。他创立了航海学校和天文台，让葡萄牙的航海事业蓬勃发展。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成为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航海路线的开拓者，实现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直接到达印度的愿望，开辟了欧洲至亚洲的新航线。

        在1502～1524年，达·伽马又两次到达印度，后一次被葡萄牙政府任命为印度总督。达·伽马通航印度，促进了欧亚贸易的发展。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前，欧洲对印度洋沿岸各国和中国的贸易，主要通过这条航路进行。这条航路的通航也是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在亚洲从事殖民活动的主要条件。

        1509年，葡萄牙舰队在印度洋上打败阿拉伯人，终结了阿拉伯人对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的控制。至此，葡萄牙人完全掌握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垄断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

        1514年，葡萄牙人第一艘航船来到广东屯门岛，与当地商人贸易，获厚利而回。之后，葡萄牙人就以马六甲（1511年已为其占领）为基地，多次派船队到广东沿海活动。当他们得知中国的“贡舶贸易”都是薄来厚走后，也想挤进这一行列，但当时没有葡萄牙进贡的先例，所以广州官府就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擅自在屯门岛盖起房子，并不时“剽劫行旅”和拐卖人口，激起了广东军民的愤怒。1521年葡萄牙人被逐出屯门，之后一再碰壁，葡萄牙人于是转而向北，销声匿迹于广东沿海。

        1540～1548年，葡萄牙人与日本人，以及明朝以徽州人为主的海盗商人结伙，一同纠集在舟山群岛上的双屿岛；1549年在明朝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中葡萄牙人又被逐出福建海界；在1550～1553年，葡萄牙人完成了上川—浪白澳—澳门的贸易基地的过渡。

        澳门当时叫壕镜澳，归香山县管辖，是南海诸国贡舶贸易船的临时停泊点之一。像这样的临时停泊点，广东沿海有将近10个，来朝贡的番船入珠江口前，必须先在各澳接受澳官检查。

        1552年，第一个耶稣会传教士到达澳门，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便病死。1553年，葡萄牙买通广东海道副史汪柏，“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从而得以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初时也是搭建暂住式草棚，后澳官因受贿赂，不仅不命其撤去，而且默允他们运砖瓦木石，修建永久性的住房。如此房屋越建越多，在四五年时间内，澳门便初具城市规模。

        葡萄牙商人因控制了日本、马尼拉和欧洲的贸易航线而趾高气扬，无视广东政府的法令，从事走私活动，许多葡萄牙的船只到处在沿海停泊，全不理会中国官吏一再提出的反对抗议，中国对这些船只无法征收船钞和关税，但偶有船只被拿获，这些葡萄牙人便嚣张地反对地方长官，诡辩说他无权惩罚私商。这种争吵的结果是中国封闭了广州（1631年），不许葡萄牙船只入口，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政府正式宣布禁止葡萄牙人进入广州贸易。

        尽管浙江宁波，福建漳州、厦门等闽浙地区的商人，曾在明末的一个世纪内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商人，或以合法身份或以走私形式打过交道，但这种交道因明政府与海盗持续不断的战争而断断续续。虽然买办也在这期间出现过，但并没有形成足以传承和延续的空间和环境。

        1577～1842年，葡萄牙除1685～1717年和1724～1760年外，大部分时间都以其租借澳门的独特优势，以澳门作为广东外贸的中转港身份，独揽着中国对外的贸易往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香港被英国占领，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从此以后，澳门的外贸完全衰落。1887年，葡萄牙通过中葡《北京条约》攫取了对澳门的“永驻管理”权，直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

        葡萄牙依托澳门的200多年的合法而较为稳定的垄断贸易，使得广州府理所应当地成为中国最早出现买办群体的地区。广帮买办又以香山人居多，这与葡萄牙先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与中国贸易有关。当时澳门归香山管辖，香山与澳门这种先天的联系，决定了香山是中国最先接受欧风美雨洗礼的地方。

        容闳，1828年11月出生于香山县南屏乡，幼入澳门西塾读书，14岁入读澳门马礼逊学校，后随校迁香港就读。1847年该校校长布朗带他就读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1850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

        容闳以留学事业先驱的角色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870年他与曾国藩、李鸿章第二次联名上奏，选送幼童赴美留学。这一计划在第二年获得清政府批准。1872～1875年，清政府先后送了4批共120名学童赴美留学。其中，40名为香山县幼童。

        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下，官员不愿把自家子弟送到国外去，民间更有关于西洋的种种不祥传说，以至于第一年容闳在上海竟凑不足第一批30个名额的学生，他只好回老家香山去动员乡亲，最终成行。这第一批30名幼童中包括后来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总办钟文耀、清华学堂的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初外交部长梁如浩及其亲家——中国第一任共和制内阁总理唐绍仪，而后三人都来自香山唐家村。

        中国第一位共和制总统孙中山也是香山翠亨村人。他在筹办中兴会时，曾得到同乡郑观应的关照和黄咏商的拥护。作为香港第二位华人议员黄胜的儿子，黄咏商还是香港兴中会的临时负责人。舒式在《风起伶仃洋，中国最早的“海归”》一文中这样写道：

        西风吹到了伶仃洋，香山人睁开眼睛，隐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宋玉的《风赋》中有一名句：“风起于青萍之末。”留学风改变了中国，而香山与伶仃洋正是那风起之处。

        作为晚清中国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便成为香山人谋求发展的重点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估计说，在1853年以前，上海有广东人8万，其中广肇帮最多，潮州帮其次，雷钦惠梅帮最少。在广肇帮中，香山人最多，人数有两万多，从而奠定了香山买办势力在上海的影响。

        

买办之乡

        “买办”一词是葡萄牙人“prador”（康白度）一词的意译，原意是采买人员。清初，买办专指为广东十三行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被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用的居间人或代理人。

        买办，从本质上讲是经纪人，是中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按照当时广州府的规定，一艘外国商船到广州来，必须先在澳门靠岸，船主在那里从左堂衙门聘请引水、通事和买办，才能开往广州。

        通事为外国商人向粤海关办理纳税和进口手续，买办则供应船上人员的伙食、代雇码头搬运工人、代购日常必需物品。买办必须领取政府颁发的执照，外商才能聘用他。

        1832年瑞典人龙思泰在其所著的《早期澳门史》中记述：“一个人要在广州筹办一家商行，必须先找一名买办……他对商行的内务有总的监督权，按雇主的愿望介绍其他仆人，购买食物及日用品等。”

        此时的买办事实上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保管员、大班的机要秘书，他们被禁止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广州一地，但鸦片战争让这一切成为过去。

        五口通商后，英国人可在上海、宁波等各个口岸交易，特别是1844年《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后，外国商人雇用买办，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于是，一批广东买办伴随上海开埠通商，跟随洋商来到上海。他们起到了中外贸易轮轴的作用。

        最早到上海开设分行的怡和洋行负责人达拉斯，于1844年带着商馆仆役来到上海，并向香港总行要求派遣买办。总行当即派去了一个名叫亚三(Asam)的广东人到上海担任分行买办。1846年，亚三因病被另一名叫亚桃(Atow)的广东买办接替。

        根据那时洋行买办多为同乡人且互相推荐担保的惯例推测，这两人很可能也是香山人，因为他们的后任林钦、唐廷枢都是香山人。林钦在1863年离任，他举荐了唐廷枢接任。此时，唐廷枢刚刚31岁。

        唐廷枢，出生于香山唐家村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唐宝臣曾在澳门玛礼逊学校为校长布朗打工。玛礼逊学校创办于1839年，是澳门第一所教会学堂，1842年迁到香港。初迁到香港时，为使唐廷枢能在玛礼逊学校读书，唐宝臣同布朗签订了延工8年的合同。

        1848年，16岁的唐廷枢毕业于玛礼逊学堂，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当助手。下层社会生活的体验和磨炼，让他逐渐懂得了人情世故。期间，唐廷枢转入英华书院，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这所书院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创办。从19～26岁，唐廷枢受聘于香港政府巡理厅，担任了7年翻译。

        在19世纪，香港是中国买办的训练基地，许多广东的年轻人就是在那里得到基本的语言训练和商业知识教育后，开始走上买办的经商之路的。太古洋行香港第一任买办由香山人莫仕扬于1870年担任，这一年他50岁，太古洋行将总部从上海移至香港。莫父莫裕嘉是富有人家，多次捐资纳官，而莫仕扬年轻时，曾在吴健彰的同顺行工作，在那里结识了十三行洋人，粗通英语，深谙洋务，1860年转到香港经商。

        从莫仕扬开始，太古洋行的买办一直由莫家祖孙三代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担任，并长达60年。香山买办中论财富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者，首推莫氏家族。香港汇丰银行的第三任买办刘渭川（任期：1892～1906年）和第四任买办刘伴樵（任期：1906～1912年），也都来自香山县。

        1858年，唐廷枢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在海关做翻译。1861年，唐廷枢辞职，通过当时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的介绍，开始为怡和洋行代理经营长江一带的业务，主要任务就是替该行推销进口货物以及到内地收购蚕丝和茶叶。

        1863年，因为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棉花出口减少，英国、印度等国棉纺厂货源短缺，于是转向中国采购棉花。上海市场棉花价格暴涨，唐廷枢把握住了这个机遇，在上海开设修华号棉花行，为怡和洋行收购棉花，赢得了怡和洋行老板的赏识，直到1863年被同乡举荐接任总买办，开始了10年的买办生涯。

        这年年底，唐廷枢取代林钦掌管怡和洋行金库，原来洋行的全部现款均由买办保管。这时，唐廷枢开办了怡和钱庄，把怡和洋行的现金转入该钱庄，由他向洋行支付利息，一举两得。1872年，在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去轮船招商局做总买办时，其兄唐茂枝接替了其在洋行中的职位，且为其权益的代表。唐廷枢的兄弟唐瑞枝、唐国泰，均是著名的买办。

        与唐廷枢得以进学堂学习英语不同，比唐廷枢小6岁的徐润出生于香山北岭村，1852年来到上海，在宝顺洋行当学徒时学会英语，并慢慢升为主账、副买办。宝顺洋行的首任买办是徐荣村。1851年，徐荣村以自己经营的中国特产“荣记湖丝”参加在伦敦的首届世博会，一举摘得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金、银奖牌各一枚，并获得允许湖丝进入英国的特权，这枚金牌比后来在世博会上“一摔成名”的贵州茅台酒还要早几十年。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博会曾被中国人称做“炫奇会”、“赛奇会”，后来叫做“万国博览会”。之后，徐荣村和侄子徐润，相继担任该分行买办。该行在香港、天津、九江、汉口等处的分行，1861年任买办者俱系粤人。

        资料来源：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1》，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能否掌握一口实用的英语口语，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成功的买办、通事、跑楼、跑街等涉外职业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明朝永乐（1403～1424）年间，翰林院曾开设了一个叫“四夷馆”的机构，专门用来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和外语。1862年清政府同意开设京师同文馆，以学习英、法国文字，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到那时才以迟钝的姿态对这个世界作出适应。

        1862年6月11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踏进了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的总理衙门东院，开始了他给同文馆学生上的第一堂英语课。京师同文馆的开馆是清政府开始重视外语的标志，但因招生时遇到很多阻力，这所开始只教授外语的学馆，在1876年后，还教授数理化、天文航海、国际法、世界历史地理等，由一所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了综合性的西学学校。

        也是在1862年，第一所英文培训班在上海出现，这座城市几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展开了它的西化过程。“大英学堂”、“英华书馆”、“英文书塾”、“英语班”、“英话英字馆”等，各种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学校大多是由在华的外国人所办，针对的学生群体也各有不同，有高价收取富商子弟的贵族班，也有针对贫民子弟的英语夜校。如果说同文馆的英语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场的话，那么上海这上至洋行经理，下至跑街店员口中以宁波、上海话发音为基础的洋泾浜英语，则完全是主动的、商业的、职场的。

        这其中就有一位主动求学者郑观应。他白天在上海宝顺洋行工作，晚上就到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学习英语，这种局面持续了两年。傅兰雅之后成为曾国藩为江南制造局所请的翻译之一，也是曾国藩两个儿子的英语老师。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即应试指南）。科举未中的郑观应，于1858年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此时的郑观应深知，“盖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于是，加倍努力，以期在从商的道路上出人头地。此时的郑观应先在叔父郑廷江任买办的上海新德洋行做学徒，后到有亲戚曾寄圃在的宝顺洋行任职，在这里他与徐润成为同事。

        1873年，郑观应担任上海太古洋行买办，次年，被聘为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并在牛庄、上海等地开设商号、钱庄，成为买办商人。陈可良、陈雪阶等太古洋行的其他买办也都来自广州。琼记洋行上海最早的买办朱雨滕，原来就是广州琼记洋行的学徒。

        这些早期的买办商人，在推荐自己的继任者时，往往以自己的亲戚族人或者老乡为主，这种裙带关系不仅促使买办家族的形成，也使得当年的买办主要集中在香山地区。有学者统计，在19世纪末，中国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买办计算，全国买办人数即为1万人。这些买办属于香山地区的有8成左右，他们分布在沿海及长江流域各通商口岸的外国洋行。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洋行的买办几乎为广东帮所控制。

        

买办转型与洋务运动

        值得称道的是，栉西风沐洋雨而起的一代买办，在官督商办模式的召唤下，转投由地方大员主导的洋务企业，为国所用，完成了一次从边缘到主流的历史演变。

        1852年，在上海的外资洋行增至41家，1864年增加到68家。之后洋行开开闭闭，但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868年的103家，1880年100家，升到1895年的116家。

        上海开埠初期的通事大多数是跟随外国领事和洋商来上海的，以广东人居多。王韬说：“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唯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唯其如此，通事从业者与日俱增。《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记述买办数量暴增的趋势：“1854年有250人，至1870年增加到700人，到1900年则增至20000人。”

        据《剑桥中国晚清史》推算，1842～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5.3亿两白银。而1902年外国人在华全部的投资，也只有5.84亿两白银。也就是说，这时的买办已经不是原来广州十三行跑腿办事意义上的买办，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既熟悉洋务又通国情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五口通商后，初期与买办数量一同增长的是鸦片贩运到中国的数量，到1857年，鸦片的输入数比20年前输入全中国的数字还要多，达到3.1万余箱。因为很多洋行最初将贩卖鸦片作为主业，所以在上海开埠之初，这些替洋人效力的买办的身份和地位就染上了非主流的色彩，而朝廷内外对此也多有诟病。1841年秋，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多方寻觅和英国侵略军的接线人物，结果找到了鲍鹏。

        鲍鹏充当颠地馆买办多年，据英军一个大佐记载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买办鲍鹏。”琦善和英国侵略军签订《穿鼻草约》正是鲍鹏所接线的，所以林则徐斥鲍鹏为“汉奸”，裕谦亦奏称：“有买办鲍聪（即鲍鹏），系买办中最为可恶之人。”曾国藩曾也不无嘲讽地称买办为“奉洋若神者”。

        对于近代买办的历史地位，极而言之者将买办、通事、娼妓、流氓列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

        法国全权公使刺萼尼曾说：“在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几乎没有一个受尊敬的中国商人，没有一个资本雄厚、有信誉的人敢和外国商人建立直接的联系……这难道不是因为那些薄有资财的人知道，和外国人做生意，虽然表面上受到地方当局的鼓励，而实际上是受歧视的。”

        广东人容闳就拒绝去当买办，他认为那样名声不好，他坚守的是中国文人珍视清誉、爱惜羽毛的传统。对于买办来说，除本职工作之外，他们的身影还出现在了茶叶、航运等领域，此时他们身上又多了一重角色——投资人，他们也在伺机转型进入主流社会。

        就清朝内部来说，也有一个对买办重新认识的过程。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财政的捉襟见肘让国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为减弱。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让商人通过捐官参与公众事务显得更为可能。伴随洋务运动（1861～1894）的出现和官僚李鸿章的邀请，近代买办有了一次转型的历史契机。因为李鸿章也看到了，利用广东买办既通洋务又有实力的同乡网络是最为现实的招商手段。

        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兴人士发起的一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清政府对洋务的态度及演变进程，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所能进行的广度和深度。洋务派在清政府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分量，也直接决定着洋务运动的走向及介入洋务企业中的操盘手腾挪空间的大小。

        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派中占居首位，其一生四大洋务实践中的三件：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前期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个香山人展开的。

        唐廷枢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中国开平煤矿的筹办者和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的唐胥铁路的创建者，李鸿彰评价他，“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1892年，唐廷枢去世，十三国领事馆下半旗志哀。当时上海《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赞扬唐廷枢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当然，也有外国人指责他，在东方一流的外国公司任职，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然后再运用习得的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

        徐润是唐廷枢的助手，他的一个雄心就是要开拓国际轮船航线，让龙旗在美国和欧洲的港口上飘扬。1873年轮船招商局派“伊敦”号航行到日本的长崎，这是中国商轮第一次开辟国外市场。1879年招商局派船航行到美国檀香山，第二年派船航行到美国旧金山，第三年，招商局轮船的龙旗终于飘扬在了英国伦敦的港口。招商局的远洋航行虽然由于西方的干扰很快停止，但这在国运不昌的晚清属于一件彰显国威、鼓舞民心的喜事。

        徐润本人参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40余家，其中属于国内或地区内首创的就有八九家。徐润家族祖籍河南，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和保险业的先驱，而且还是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更是19世纪上海颇有影响的地产大王。

        郑观应先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粤汉铁路购地局、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他不仅是商人，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1879年9月5日《申报》记述：“广帮为生意中第一大帮，在沪上尤首屈一指。居沪之人亦推广帮为多，生意之本唯广帮为富。”

        作为一个群体，买办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上海开埠后。当越来越多的洋行排除了语言障碍绕过买办而直接同中国打交道时，买办的作用和地位就逐渐降低了。这一变化是从日本洋行开始的，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效法。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华界沦陷，公共租界和外国租界形成“孤岛”，买办制度逐渐被废除。1960年，香港汇丰银行的“买办”称呼被“华人经理”一词取代。5年后，汇丰银行的第一个“华人经理”，也是最后一个买办李纯华退休，买办制度彻底退出汇丰。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孙毓棠、汪敬虞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除了上表外，经李鸿章倡导、支持，又淮系成员兴办的，还有徐州利国峄煤矿、山东登州铅矿、平度金矿、淄博铅矿、湖北长乐、鹤峰铜矿、热河建平金矿，以及上海伦章造纸厂、湖北聚昌、盛昌火柴公司等。）

        

粤闽商人：一场起义的分水岭

        一个新商埠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缺少不了两种人，一是商人，二是码头上的脚夫和水手。黄浦江上的摆渡船、蛋船、鸟船，其船主和水手多为福建人。在传统船业和中国海政历史上，福建人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中国第一个近代轮船制造厂就在福州马尾，这是一例。在调任陕甘总督前，左宗棠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当时，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也设在马尾。

        沈葆桢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在建厂的同时，他在福州定光寺和仙塔街设立两处求是堂艺局，挑选聪明子弟入堂学习，这是我国培养近代化海军人才的开始。1867年，求是堂艺局移设马尾，次年又设专门培养技工人才的艺圃，造就了大量海洋军事和科技人才。

        1870年前后，全国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产业工人，据估计不到一万人，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就占了13%，且“工匠皆闽、粤、宁波人”。1905～1912年，清政府将船务部分从制造局中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其首任督办叶祖珪是福州人，少年时进福建船政学堂的前身求是堂艺局学习，与严复、邓世昌等有同窗之谊。总办吴应科是早期留美幼童之一，归国后长期在海军供职。继任督办萨镇冰也是福州人。

        上海开埠后，轮船运输业兴起，这一群体一度为生计所迫，烟、赌、娼无所不为。上海福建人不仅人数多，且群体个性突出，商人极富，水手和雇工极贫。原本就乡土观念强，族群意识深厚，再加上语言与地方方言格格不入，好勇斗狠的个性与上海本地人的温文尔雅截然不同，福建人在上海人群中显得特别与众不同。用《上海福建人（1843～2008）》一书中的话说，他们将福建人的落泊、骁勇好斗、极善铤而走险的个性留给了上海。

        185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月报中说，上海邑处边壖，五方杂处，“闽、粤人居多，良莠不齐，居恒逐利构怨，树党相仇杀，近则小刀会兴焉”。

        这里所提到的小刀会起义，就主要与闽粤人有关。1849年前后，小刀会在厦门重建后，很快传入上海。1851年英国人为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这成为他们起义的诱因。

        泉漳会馆是福建船商在1759年建造的，这是福建人在上海影响力的体现。在18世纪中期，比泉漳会馆更早的会馆无非是湖州会馆，清乾隆初由绍兴钱、豆、炭商修建的浙绍公所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会馆。

        泉漳会馆建在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当时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里临近黄浦江，曾经沙船林立。因地域接近、语言相通，广东、潮州和福建三方同乡互相帮会，甚至在1739年的天津组织了闽粤会馆。

        泉漳会馆董事李仙云就是小刀会起义的幕后积极筹划者之一。至少三所闽商会馆卷入其中，除了泉漳会馆，还有点春堂和兴安会馆。其中，点春堂是福建帮的指挥所。这次起义由广东人刘丽川、潘启亮联合福建帮小刀会首领李咸池、陈阿林等进行。1853年9月上海知县袁祖德被击毙，上海道台兼江海关的吴健彰被活捉。

        吴健彰是与小刀会成员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李仙云曾是吴健彰最为倚重的心腹之一，他纠集闽粤游民，创办团练，公开的说法是抵挡太平军，暗地里却在为小刀会积蓄力量，而刘丽川是吴健彰的同乡兼朋友。

        吴健彰出身寒微，早年以卖鸡为业。20岁时，他开始尝试与洋人做小额买卖，后来在广州洋行做仆役，游走广州、澳门之间，充任洋行司事与买办之职。由于他乖巧勤快，善于揣摩洋人心意，更学得一口流利英语，所以很受洋商器重。

        1832年，41岁的同顺行商人吴健彰跻身广州十三行行商之一，并于1842年来到上海，比刘丽川早7年。与刘丽川从事糖业和丝茶生意略有不同，吴健彰主要经营茶叶贸易和贩卖鸦片。

        江海关、上海道，都是当时的肥缺，一手握政权，一手握财权。吴健彰为什么能入主这两个职位？与前两任相比，吴健彰的优势就在于对洋务比较娴熟。

        宫慕久是上海开埠后的首任道台，原籍山东东平州，出身书香门第，1819年中举，之后在云南边陲当过小官，并无办理外交的经验，1843年5月被保举为苏松太兵备道。在江苏巡抚孙善宝的眼里，宫慕久“质直出于自然，廉介本乎天性”，这样的人放在对外商务管理中比较放心，具有培养潜质。

        宫慕久在任内办了一件洋务，让他博得了“擅长夷务”的名声，这也成为日后其他口岸城市效仿的做法。这件洋务就是将外国人与中国人分开居住，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减少外国人生活方式对中国人的影响，维护中国的传统和风俗。

        最后的方案是划定一块地方让外国人租住而不是购买，租期不限。除支付租金外，租界还要向清政府纳税。经过两年的谈判，英国人率先获得了一块面积830亩的居住地，这就是最初的租界雏形。1847年3月，宫慕久升任江苏按察使，类似于今天分管政法的副省长或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官，但他时运不济，到任不久就去世了。

        1848年4月，又一位上海道台咸龄被调离，这与发生在3月的上海青浦事件有关。上海开埠时，对外国人出入上海的距离，“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过夜”为限，但3名英国传教士超越了这一规定，擅自到距离上海90里外的青浦活动，遭到中国船民的袭击，传教士“受有轻伤”。

        英国驻上海新任领事阿礼国迅速做出反应，以英舰扣押了停泊在上海港的中国漕运粮船1400艘，以此要挟清政府。为化解这场冲突，两江总督李星沅就撤换了咸龄，相关人员受到惩办，并向英方赔偿300两白银。还有一种说法，宫慕久与他的满人继任者咸龄都是官僚出身，不熟夷务，对开放贸易、办理外交的行政治理无所建树，这是他们被调离的关键。上海特定的地域环境与文化认同，有别于儒家传统文化与士绅阶层的政治生态，委派内地仕官或者具有显赫军功的满、蒙贵族充任上海道台，与上海文化和地缘政治格格不入。

        青浦事件发生以后，英美等国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都希望上海道台是一个比较了解外国情况、容易沟通的人。于是，在洋行里干过事、与外国人比较熟悉、会说英语的吴健彰便成了新的上海道台的理想人选。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认为，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中外态势选择了吴健彰。

        19世纪前上海行政军事权力的基本结构是官绅结合，商人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也不敢奢望有参政要求。中外贸易的迅速崛起和士绅阶层对城市变化反应的迟钝，将熟悉洋务的商人推上了政治舞台。

        上海需要的就是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务实派官僚。当上道台之前，吴健彰已经是咸龄的助手。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两件事情促成了他的脱颖而出。一是在旗昌洋行进入上海的第二年，他就成为该行的首位中国股东。旗昌洋行是美国洋行中向中国走私鸦片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家洋行。二是1848年，在英美的支持下，野心勃勃的吴健彰以大手笔捐资50万两白银，出任上海候补道台兼江海关（上海海关）监督之职。

        咸龄被调离后，吴健彰如愿以偿地当上上海道台，成为中国近代最早涉足政治舞台的买办。从此，吴健彰完成了由单纯的买办商人向政界要员的华丽转身，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政经两界的风云人物，但与宫慕久相比，他远谈不上廉洁。他利用职权，肆无忌惮地从事投机活动，走私鸦片，贪污索贿，无所不为。

        吴健彰被活捉后，就处置问题，小刀会内部产生了分歧。福建帮主张一杀了事，广东帮主张劝降。刘丽川念同乡之谊，下令勿杀。作为美国洋行的股东，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在吴健彰被俘的当天，就致函刘丽川，表示愿负保护之责。

        刘丽川接信后，当晚就会见了马沙利，表示吴健彰的安全没有问题。之后，旗昌洋行派人到吴健彰被关押的地方，让他脱去官服，扮成商店伙计模样，着便服，戴墨镜，持破伞，由两名身强力壮的广东人充当侍从，溜到城墙根，用事先准备好的长布条缒城逃脱。

        吴健彰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放走了，出来后的吴健彰与小刀会势不两立，大肆屠杀起义军。小刀会起义宣布豁免3年赋税钱粮，并铸造货币，发展商业，保证粮食供应，打击高利贷，受到民众欢迎。吴健彰攻城不下，就通过放火的方式，对闽广人清算自己补捕之辱，在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放火焚烧店铺民房，大火连烧4天，大片民居化为灰烬。1853年12月，连最为繁盛的小东门至大小南门，也没有幸免，涉及店铺民房2000多间，“百年富庶精华”于一夕之间皆被抹去。

        由宁波人创建的四明公所、徽州人所建的徽宁会馆、泉漳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等，都被彻底烧毁，上海的商业中心也迅速向城外以北的租界转移。起义被镇压后，闽广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这让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

        对这种行径，《北华捷报》也指斥吴健彰道，“祸首却是一个理应保障而不应破坏同胞财产的人”，认为吴健彰是一个“完全失掉民心的道台”。

        英、美、法当局曾声称对局势保持“中立”，但为维护在华利益和趁火打劫，旗昌洋行带头拒缴海关关税，以此想获得在华特权。1854年4月，英美驻军借机袭击了上海城内的清军营盘。7月，清政府任命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吴健彰受命与英、美、法当局谈判。

        吴健彰以出卖上海海关和租界主权，换取了英、美、法当局的支持。从此，上海海关由英、美、法三国委派的“税务司”共管，上海租界建立了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统治机构，所以，可以说小刀会起义在不经意间促成了上海租界的真正独立，加快了上海国际化的步伐。

        1854年8月，吴健彰以通夷养贼、贪赃枉法，而被革职抄家。他使出浑身解数，大肆贿赂查案官员，并捐助军需，以求自保。当时太平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攻清军，清政府也意识到“非和夷不能灭贼”，就策略性地起用吴健彰，以取得列强的支持。

        1855年2月，吴健彰及英、美、法等驻军将小刀会起义镇压了下去。1856年春，经大将向荣保荐，吴健彰留在向荣的江南大营效力，同时，咸丰帝还让广东督抚发还其原籍被查抄的家产。185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吴健彰，趁奉令赴粤之际，“以病返籍作终老计”，回乡广置田地，安享晚年。

        小刀会起义之后，闽广人在沪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福建籍人口急剧下降，此后也未出现大规模的回升，福建人在上海的势力逐渐淡出。后世有人观察到，今日上海街道名称少有来自福建县市的名称。上海闽商的整体退却，从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开始，到民国时形成定局。苏浙移民则大量流入，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

        上海的商业由商埠间贸易、中外贸易和城市零售贸易三大块组成。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埠际贸易地位最为突出，这让以食糖、棉、棉布、纸、木等沿海埠际贸易为主的闽商还有立足之地。19世纪60年代之后，中外贸易占据了大头，加之小刀会起义的影响，闽商地位一落千丈。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粤商保持了其在上海的地位。其实，这个现象与以下三方面有关：一是上海的贸易及税收结构；二是粤商对洋务的熟悉程度；三是政商界背景。

        上海港在近代的兴起，很重要的一点是与鸦片贸易有关。鸦片贸易在广州是非法的贸易，在上海却成为畅通无阻的商品。鸦片主要来自印度，它在1890年前一直是外国输入中国最主要的进项，其次才是丝与茶。迫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压力，鸦片贸易慢慢势弱，并被棉布超越。

        当时的英商宝顺洋行、美商旗昌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都靠鸦片走私起家。怡和洋行是英商四大集团中规模最大者，在沪的全部资产占英商在华全部资产的20%以上，初进上海时，其有12艘鸦片走私船。宝顺洋行和旗昌洋行的规模、装备与此大致相仿。这些鸦片走私船来往于香港、印度、上海之间。到1851年，怡和洋行进上海港的船只共25艘，有18艘是全副武装的鸦片走私船，其余的运销棉织品和杂货。这一年，怡和洋行输入的鸦片，占上海走私输入鸦片的32%。

        

鸦片生意中走来的粤商

        尽管福建人是早期到上海最多的人，但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力量也仅限于糖、海味、棉布、纸、茶等的帆船贩运和批发代理业务，不如广潮帮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引发的影响，也不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这一点让粤商在上海商界一时无以取代，从而免于被完全清洗。

        1857年，浙江人吴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总局。为筹集军饷，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推出厘金制。吴煦所要解决的就是保证对抗太平军的清军的粮饷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广潮帮的协助，才能化危为安，他就奏准清政府设立广潮义捐，让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每贩出一箱鸦片，向清政府捐税10两银子，并从中提出2两作为局外经费，也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

        1857年全年广潮商人义捐为53万两白银，1858年和1859年为140余万两白银，占同时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畀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无奈同意将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此举标志着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对此，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称，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

        这样一来，广东商民在上海的地位并没有因小刀会起义而受到太大影响，反而获得了承办鸦片捐税的垄断权。之后，广东人在上海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30年。

        之后，另一位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骁勇善战的香山人叶廷眷，深得清政府的赏识，1864年，他受李鸿章委派，主持上海会捕局，制订《中外会捕章程》，使上海治安有所改善。也是这一年夏天，广东人丁日昌成为上海道台，在李鸿章领导下，创办江南制造局，之后一路升任福建巡抚，并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后因贪污被劾，丁日昌行疾辞职。

        1867年，叶廷眷被委任为上海知县。在1853年以前，广肇帮就已在上海建立同乡组织广肇会馆，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会馆被清政府焚毁。1872年，在叶廷眷、买办商人徐润等倡议下，广肇帮重建广肇公所。广东会馆买办商人唐景星、徐润、郑观应在1870～1880年间因受李鸿章的赞赏，特别活跃。

        老天是公平的，当它拿走了福建商人在上海的立足之地时，又给他们及他们的后裔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在明清私人海上贸易中，福建商人向来是一马当先。当福建人在上海待不下去时，他们再次拾起漂泊海外的传统，放眼东南亚，并以此为活动半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1864年厦门海关税务局报告说，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来亚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

        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历时一个多世纪的隐忍，在最近三四十年绝地而起，给了现代中国人一个无比惊人的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福建产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级华人。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来说，如今在中国台湾地区（以蔡万霖、王永庆、辜振甫、施崇棠、施振荣为代表）、新加坡（以黄廷芳、李成伟为代表）、马来西亚（以林梧桐、林国泰、骆清燕、刘耀全、陈志远、林木荣、邱继炳为代表）、菲律宾（以陈永栽、郑周敏、吴奕辉、郑少坚、施至成、陈永成、杨应琳为代表）、印度尼西亚（以黄奕聪、林天宝为代表）的世界级富豪大多来自这里。而广东产生的世界级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国，其中以潮汕商人较多。宁波商人在海外的活动，除香港外，主要集中在日本，次则马来西亚。这两个商帮产生的世界级富豪，远难与福建商帮相比。

        从这个角度来说，福建商人是中国商帮史上最悲壮的商人群体，但也正是这种悲壮，让其与晋商陆路长途贸易的土气，具有了某种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两个商帮所演绎的波澜壮阔的财富故事，也让他们成为中国商帮史上最大的两个商人群体。

        如果说山西商帮在清朝时产生了中国商帮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么另一批跨越百年的华商家族就产生于这批以福建籍华侨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中，并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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